我還記得第一次站起來看升國旗，面對的是一幅五星紅旗。那時剛進中學，時為1996年左右，學生們剛要學習成為祖國的炎黃子孫。

我可以直呼某國為祖國，而不用加上人類學徒最愛比的「引號」手勢（大家這刻會自行腦補，我就不描述了），是因為我們都被教育看著國旗升起時，要學習愛祖國，身體不能動，不能談話，不能竊笑。

我們要學習熱愛祖國，這是身為中國人應有的事情。

我人生的第一個記憶，是五歲左右，在居住地坐船到中環時，自己大叫「打倒李鵬」。童言無忌，我當然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叫喊，也不知道這是否真實的記憶。後來長大一點點，也會跟著電影取笑祖國的口吻，唱起「大鑊飯、大鑊飯，香港人民大鑊飯。」

我們1980年後出生的一代被稱為八十後，活在風雨飄搖的一個年代。1984年出生，那年剛好是祖國和英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前途被決定的一年。

簽訂聲明的兩年前，正是英國首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前仆街的經典時刻。

大概沒有多少人仆街會被世人記住。首相跌倒的一刻，香港的命運彷彿就被決定了。

八十後一出生，命運就決定仆街了。
 

小學時，我們上音樂課學習牧童笛，我天賦不佳，會吹的就是幾首歌，其中一首是英國國歌。

「個個揸住~個兜~」（每人都拿著行乞用的盤子），很多人那時還會稱呼英女皇為「事頭婆」，即老闆娘。

剛好在香港政權移交前一年進入中國，我們慢慢學習如何成為祖國的一部份，升國旗、吃國歌，激昂地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認識什麼時基本法，學習一國兩制，然後，鄧小平「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是在港產片中背起來的：

「舞照跳、馬照跑，功課繼續抄！」

我們的中學本來沒有普通話課，而剛好是一年級的我們，就用了一個學期學習Bo Po Mo Fo。教我們普通話的老師，是在台灣受教育的中國歷史老師，他還愛打乒乓球。

對不起，我一點都學不起來，小學是學霸的我，卻面對人生首次有可能不及格的考試。

慢慢地，在學校進行升旗禮、集會時先唱國歌，變成大家習慣的部份。回歸的那一個晚上，在電視上看著港督、其太太及三位正哭著離開的千金，和香港人揮手道別；國旗下來、國旗升起，吃著一碗舉世知名的「出前一丁」作為宵夜的我，成為了見證歷史的一員。
 

我是龍的傳人（王力宏的版本比較好聽），我們要認識祖國，要了解國情。學校總是會有一些機會，讓我們用便宜的旅費，到祖國交流，同行還有來自台灣、澳門及香港其他院校的人。

話說回頭，我就讀的中學沒有特別的「紅」，只是當時大家都在學習成為「祖國的子孫」，相信我們八十後都經歷過同樣的事情，試著如何去「愛我中華」。

帶隊的老師，以及其他老師，其實都在教育我們要當一個會思考的人。

每年六月四日， 一些學生會跟著老師到維多利亞公園，燃起燭光。

我沒有參與，純粹因為覺得路途遙遠，好麻煩。

 

我真正第一次用腳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是0371。當時完成中學課程及高考，準備面對放榜，在幾位兄弟級的摯友互相陪同下，穿起黑衣，在大熱天時走上街頭，跟五十萬人一起，緩慢地前進，請第一位特首董伯伯下台，撤回制訂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條例的提案。直到立法失敗，加上各種政策失當，「腳痛」下台，董伯伯還是想維持一位慈祥老爺爺的形象。

他的一句「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讓我知道，大國崛起，香港背靠祖國，成為了大眾的認知。我們同時是祖國的子孫，也是香港的市民，互相依靠，而北面的叫「阿爺」，我們喝他的東江水，吃他的農產品，前途放在崛起的大國，在「內地」工作，會是多美好的事情。

進入大學，唸的是首名意願（第一志願）人類學。當時其實沒有太多想法，只是想了解文化。中學時就在圖書館閱讀一些書籍了，反正我不喜歡從商，就進行入了這門「無用之用」的學科。

我還是有參與認識祖國的活動及組織，作為大學生，可以去玩的東西都不會錯過；另一方面，每天聽的課、讀的文章，愈來愈挑戰我在過去數年建立的「祖國的子孫」的認同。有一位老師說，身份認同就像我們在超市中找東西，另一位老師，帶我們吃出一個地方文化認同，還有老師介紹，海外華人和「中國人在海外」的分別，不看歷史，我們不會知道自己是誰。

在二年級的暑假，我為能住進學期暑期宿舍來找藉口，申請了一筆小經費，研究「精英大師」與香港身份認同的關係。

精英大師是誰？

牠是曾戰無不勝，代表著優越感滿滿的「香港精神」的一匹馬。如今，精英大師在澳洲養老，就像一些人的想法：走了，就不要再回來。

如果我現在重寫這篇報告，大概會起另一個標題：「舞照跳、馬照跑：香港精神去哪了？」

接下來的，就是「祖國」離我們愈來愈遠。

不止是我更專注進行香港及台灣的研究，而且我更希望以「香港人」自居，把「祖國」用引號手勢框起來。

「你是香港人？你是中國人？你是中國香港人？」這種問卷問題曾在香港盛極一時，如今好像沒多少人再這樣設計了。

人類學的訓練，讓這世界多了一個懷疑自己是誰的人。

「祖國」離我們八十後愈來愈遠的想法，是一個12年的田野發現。根據我的研究資料，無可否認的是，中港邊界的建構是建基於信心，起初是香港市民對中國供應香港的食物有安全的考慮。可是，2008年可說是中港關係的小陽春，因為中國隊在北京奧運取得佳績，加上經濟表現相對全球其他地方為佳（至少帳面上），使分析者不能忽視各種「愛國愛港」的居民。近年的土地正義運動中，支持者對中國資金進入香港新界土地市場，以及香港政府施政不當、傾斜中資、發展商及親中團體，表示極度不滿；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其中的萬人包圍立法會，就是對政府容許一地兩檢（在香港境內讓中國部門執法）的反擊。在我親身的經驗及觀察中，八十後的一群不再以「祖國」稱呼對方，在國際足球賽也不願意唱國歌。

因為有台灣的工作及研究經驗，我也改以「中國大陸」來稱呼對岸，而非「內地」。

香港和台灣研究的進展，則讓我對作為學術界「中國研究」的成員充滿了自我質疑。在缺席大部份的雨傘運動後，藉著支持「罷課不罷學」的精神，我在共學機構教授了一門「中國研究的反思」課程，和學員的討論圍繞「如何/為何成為中國人？」、「什麼是中國？」等問題。

人類學的訓練，讓這世界多了幾個懷疑自己是誰的人。

沒有這種自我反思，我們也許會比較容易成為順民，而非公民；而公民的偉大，正正是在於我們願意反思，為何人需要國家，還有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人類學徒常常傷心，是因為我們不能單純地相信別人告訴我們的「事實」；人類學徒常常面對兩難，是因為身份認同根本政治化，而身邊的人每天跟我們說不要這麼政治；人類學徒常常軟弱，是因為既想作為參與者往前衝，但又要退後一步當觀察者；人類學徒會心臟愈練愈大，是因為再大的恐懼，也不能阻上我們讓弱勢發聲的決心。

香港在超過一世紀的殖民與後殖民過程中，讓人類學徒愈見傾心。世界上沒有一個靜態的社會，也沒有一個去政治的文化。人類學徒也是人，我願意坦然面對我的身份認同，因為我知道這一輩子也要糾結在「國籍填哪裡」的沉思。

儘管人類學徒懷疑人生也懷疑自己，但我現在知道，來世，我還要做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