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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We are Hong Kong。來生,再做香港人。

作者:鄭肇祺

我還記得第一次站起來看升國旗,面對的是一幅五星紅旗。那時剛進中學,時為1996年左右,學生們剛要學習成為祖國的炎黃子孫。

我可以直呼某國為祖國,而不用加上人類學徒最愛比的「引號」手勢(大家這刻會自行腦補,我就不描述了),是因為我們都被教育看著國旗升起時,要學習愛祖國,身體不能動,不能談話,不能竊笑。

我們要學習熱愛祖國,這是身為中國人應有的事情。

我人生的第一個記憶,是五歲左右,在居住地坐船到中環時,自己大叫「打倒李鵬」。童言無忌,我當然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叫喊,也不知道這是否真實的記憶。後來長大一點點,也會跟著電影取笑祖國的口吻,唱起「大鑊飯、大鑊飯,香港人民大鑊飯。」

我們1980年後出生的一代被稱為八十後,活在風雨飄搖的一個年代。1984年出生,那年剛好是祖國和英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香港前途被決定的一年。

簽訂聲明的兩年前,正是英國首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前仆街的經典時刻。

大概沒有多少人仆街會被世人記住。首相跌倒的一刻,香港的命運彷彿就被決定了。

八十後一出生,命運就決定仆街了。
 

小學時,我們上音樂課學習牧童笛,我天賦不佳,會吹的就是幾首歌,其中一首是英國國歌。

「個個揸住~個兜~」(每人都拿著行乞用的盤子),很多人那時還會稱呼英女皇為「事頭婆」,即老闆娘。

剛好在香港政權移交前一年進入中國,我們慢慢學習如何成為祖國的一部份,升國旗、吃國歌,激昂地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認識什麼時基本法,學習一國兩制,然後,鄧小平「五十年不變」的承諾是在港產片中背起來的:

「舞照跳、馬照跑,功課繼續抄!」

我們的中學本來沒有普通話課,而剛好是一年級的我們,就用了一個學期學習Bo Po Mo Fo。教我們普通話的老師,是在台灣受教育的中國歷史老師,他還愛打乒乓球。

對不起,我一點都學不起來,小學是學霸的我,卻面對人生首次有可能不及格的考試。

慢慢地,在學校進行升旗禮、集會時先唱國歌,變成大家習慣的部份。回歸的那一個晚上,在電視上看著港督、其太太及三位正哭著離開的千金,和香港人揮手道別;國旗下來、國旗升起,吃著一碗舉世知名的「出前一丁」作為宵夜的我,成為了見證歷史的一員。
 

我是龍的傳人(王力宏的版本比較好聽),我們要認識祖國,要了解國情。學校總是會有一些機會,讓我們用便宜的旅費,到祖國交流,同行還有來自台灣、澳門及香港其他院校的人。

話說回頭,我就讀的中學沒有特別的「紅」,只是當時大家都在學習成為「祖國的子孫」,相信我們八十後都經歷過同樣的事情,試著如何去「愛我中華」。

帶隊的老師,以及其他老師,其實都在教育我們要當一個會思考的人。

每年六月四日, 一些學生會跟著老師到維多利亞公園,燃起燭光。

我沒有參與,純粹因為覺得路途遙遠,好麻煩。

 

我真正第一次用腳參與香港的社會運動,是0371。當時完成中學課程及高考,準備面對放榜,在幾位兄弟級的摯友互相陪同下,穿起黑衣,在大熱天時走上街頭,跟五十萬人一起,緩慢地前進,請第一位特首董伯伯下台,撤回制訂基本法二十三條的條例的提案。直到立法失敗,加上各種政策失當,「腳痛」下台,董伯伯還是想維持一位慈祥老爺爺的形象。

他的一句「香港好,國家好;國家好,香港更好」讓我知道,大國崛起,香港背靠祖國,成為了大眾的認知。我們同時是祖國的子孫,也是香港的市民,互相依靠,而北面的叫「阿爺」,我們喝他的東江水,吃他的農產品,前途放在崛起的大國,在「內地」工作,會是多美好的事情。

進入大學,唸的是首名意願(第一志願)人類學。當時其實沒有太多想法,只是想了解文化。中學時就在圖書館閱讀一些書籍了,反正我不喜歡從商,就進行入了這門「無用之用」的學科。

我還是有參與認識祖國的活動及組織,作為大學生,可以去玩的東西都不會錯過;另一方面,每天聽的課、讀的文章,愈來愈挑戰我在過去數年建立的「祖國的子孫」的認同。有一位老師說,身份認同就像我們在超市中找東西,另一位老師,帶我們吃出一個地方文化認同,還有老師介紹,海外華人和「中國人在海外」的分別,不看歷史,我們不會知道自己是誰。

在二年級的暑假,我為能住進學期暑期宿舍來找藉口,申請了一筆小經費,研究「精英大師」與香港身份認同的關係。

精英大師是誰?

牠是曾戰無不勝,代表著優越感滿滿的「香港精神」的一匹馬。如今,精英大師在澳洲養老,就像一些人的想法:走了,就不要再回來。

如果我現在重寫這篇報告,大概會起另一個標題:「舞照跳、馬照跑:香港精神去哪了?」

接下來的,就是「祖國」離我們愈來愈遠。

不止是我更專注進行香港及台灣的研究,而且我更希望以「香港人」自居,把「祖國」用引號手勢框起來。

「你是香港人?你是中國人?你是中國香港人?」這種問卷問題曾在香港盛極一時,如今好像沒多少人再這樣設計了。

人類學的訓練,讓這世界多了一個懷疑自己是誰的人。

「祖國」離我們八十後愈來愈遠的想法,是一個12年的田野發現。根據我的研究資料,無可否認的是,中港邊界的建構是建基於信心,起初是香港市民對中國供應香港的食物有安全的考慮。可是,2008年可說是中港關係的小陽春,因為中國隊在北京奧運取得佳績,加上經濟表現相對全球其他地方為佳(至少帳面上),使分析者不能忽視各種「愛國愛港」的居民。近年的土地正義運動中,支持者對中國資金進入香港新界土地市場,以及香港政府施政不當、傾斜中資、發展商及親中團體,表示極度不滿;2010年的反高鐵運動,其中的萬人包圍立法會,就是對政府容許一地兩檢(在香港境內讓中國部門執法)的反擊。在我親身的經驗及觀察中,八十後的一群不再以「祖國」稱呼對方,在國際足球賽也不願意唱國歌。

因為有台灣的工作及研究經驗,我也改以「中國大陸」來稱呼對岸,而非「內地」。

香港和台灣研究的進展,則讓我對作為學術界「中國研究」的成員充滿了自我質疑。在缺席大部份的雨傘運動後,藉著支持「罷課不罷學」的精神,我在共學機構教授了一門「中國研究的反思」課程,和學員的討論圍繞「如何/為何成為中國人?」、「什麼是中國?」等問題。

人類學的訓練,讓這世界多了幾個懷疑自己是誰的人。

沒有這種自我反思,我們也許會比較容易成為順民,而非公民;而公民的偉大,正正是在於我們願意反思,為何人需要國家,還有需要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人類學徒常常傷心,是因為我們不能單純地相信別人告訴我們的「事實」;人類學徒常常面對兩難,是因為身份認同根本政治化,而身邊的人每天跟我們說不要這麼政治;人類學徒常常軟弱,是因為既想作為參與者往前衝,但又要退後一步當觀察者;人類學徒會心臟愈練愈大,是因為再大的恐懼,也不能阻上我們讓弱勢發聲的決心。

香港在超過一世紀的殖民與後殖民過程中,讓人類學徒愈見傾心。世界上沒有一個靜態的社會,也沒有一個去政治的文化。人類學徒也是人,我願意坦然面對我的身份認同,因為我知道這一輩子也要糾結在「國籍填哪裡」的沉思。

儘管人類學徒懷疑人生也懷疑自己,但我現在知道,來世,我還要做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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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肇祺 今天,We are Hong Kong。來生,再做香港人。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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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援香港「反送中」誰在對中國「節制」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台銘,日前與知名補教名師呂捷在臉書一同直播。在被問及香港「反送中」示威抗議時,郭台銘脫口表示「經過六四後,中國領導人都非常節制。」並認為這次最不好的是「不應該由英國系統的警察處理。」此話一出被外界認為是在替中國「講好話」,引發抨擊。不過,隔日郭台銘隨即改口強調是「應該要節制,而不是已經節制」,但仍質疑香港警察仍舊有殖民地心態。

而在呼籲中國對香港「反送中」行動要「節制」的說法上,台北市長柯文哲13日也表示「他覺得暴力不好,香港方面要『節制』,中國要慎思、好好想一下。」某種程度,柯文哲不約而同也與郭台銘講出類似的話,背後的脈絡與心態是同樣的。引用柯文哲的話,這是不要跟中國「惡言相向」的最好範例,當香港「反送中」遊行,引發香港百萬人站出來支持。香港特區政府的反應是定調為「暴亂」,全面鎮壓。

對此,柯文哲與郭台銘兩人只能定調成要「節制」,柯文哲先說「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再說「慎思」。比起柯文哲含糊其詞的反應,郭台銘第一時間算是講出「心裏話」。直到發現「失言」後,才改口「要節制」。與柯文哲不同的是,郭台銘將香港民眾受傷的責任推給香港警察。

這點對於也是警眷的郭台銘,倒是很奇特。當台灣部分警察的群組,紛紛在聲援香港警察依法執法的同時,以「殖民地心態」形容已經以回歸近二十幾年的香港警察顯得有點突兀。而郭台銘把責任推給基層警察的說法,則是暴露了郭台銘領導統御上的缺陷。

未來假如郭台銘坐上總統大位,台灣發生陳抗流血活動。外界該抨擊的是接受命令的警察,還是下命令的領導高層?或許郭台銘本意並非如此,也很難相信常常出席警察活動的郭台銘不會跟台灣警察站在一起。至於為何反常的將責任推諉給香港警察?答案很簡單,是因為無法也不想直接指責中國高層。雖然近期在部分兩岸議題上,郭台銘看似踩了不少兩岸論述的紅線,但在中國乃至於國台辦的反應都很不尋常,這其中牽扯的是彼此間的默契。

對於台灣民眾而言,要關心的是哪些政治人物,會因為中國因素而自我「節制」,避免未來台灣民主自由的價值也會被「自我克制」。http://newcongress.tw/?p=1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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