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田野啟程前問了英國的老師：「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提醒的？」他只說：「活著回來。」（Stay alive!）當時聽起來很嘴砲，後來才體會到其實有道理。他已經預見了田野中會遭遇種種試煉，田野工作者必須保護自己，又得兼顧研究資料搜集。字面上的意思是確保生命不受威脅，但象徵性的意涵是活過博士班、乃至「人類學家成年禮」的考驗。在這個努力活下來的過程中，真切地關心、同理報導人們讓自己好好活著的擔憂與策略、絕望與希望。

「妳一個台灣人為什麼跑去研究香港？」這是我每次分享自己研究時，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本地人」才能做好田野嗎？ 究竟「局外人」（outsider）還是「局內人」（insider）做起田野更具有正當性、更有優勢？這是人類學界至今爭辯不休的議題。博班入學面試時也被問到，以我對這個辯論是否熟悉作為判定我算不算「圈內人」的依據之一。

現在發生這樣的事情，回頭想想整理一下，之前有什麼是我們沒有看到的，讓我們有5月時的「預見」？有什麼因素是一直存在但是我們不知道的，以致於我們覺得它像一夕之間出現，而且像一夕之間改變了香港與港人，讓香港的種種從此不再容易預測？同時，這個力道太大太猛，常常動搖原有的刻板印象，迫使人們不斷留意前此視而不見的事情，不斷詢問為什麼。

香港在2019年11月進行了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及支持抗爭運動的政治素人得到選民加持，獲得壓倒性的議席數目。但是，以票數而言，其實大約是64波，難以說成是壓倒性勝利。換句話說，這場選舉只是新一輪政治抗衡的開始，各政治陣營都難以安枕，抗爭長路漫漫。新一屆地方議會的代議士在元旦才剛上任，香港警察就在一天之內拘捕了四百人。因為逮捕行動大規模展開，人民都開始進行言論的自我審查。反而在台灣，香港人不斷說著，在香港不能說的悄悄話。

有的概念，有的字，就跟空氣與呼吸一樣習以為常，只有霾害嚴重，PM2.5過高之時，我們才會意識到空氣這種存在，才會意識到呼吸也可以艱難。對我而言，「生命」就是這樣的一個字。我們活著，從事各種工作勞動營生，但是很少思考「活著」這件事。「活著」是我們生活的基底，所做的各式各樣事情都以活著為前提。但，夏天以來，這個字，愈來愈常在生活中跳出。

「不能縱容孩子任性。」 在2019年6月12日，由非民選的特區行政長官的林鄭月娥在接受無線新聞（TVB）新聞部訪問時，回應反送中示威運動，並發表了「慈母論」。此一言論引起了軒然大波。抗爭者批評特首一邊流下「鱷魚淚」、一邊施放催淚煙的假仁假義之徒。因此，民意並未逆轉，而「自由之夏」的怒火持續燃燒。

大概沒有多少人仆街會被世人記住。但英國首相跌倒的一刻，香港的命運彷彿就被決定了。 八十後一出生，命運就決定仆街了。 我們同時是祖國的子孫，也是香港的市民，互相依靠，而北面的叫「阿爺」，我們喝他的東江水，吃他的農產品，前途放在崛起的大國，在「內地」工作，會是多美好的事情。 但「祖國」離我們愈來愈遠。 人類學的訓練，讓這世界多了幾個懷疑自己是誰的人。 但我現在知道，來世，我還要做香港人。

在香港這個有著七百二十多萬人口的城市中，外籍家務傭工超過三十三萬人。其中菲律賓籍的傭工約佔一半。每一個星期天，在香港各處都有不只一項、由這些菲律賓籍傭工舉辦的選美或是才藝競賽活動。聲勢大到菲律賓總統候選人竟也親自出席參加造勢。藉由這些活動，以及與總統候選人的互動，我們可以看到那種不能被簡化為「海外傭工」的強悍與能量。

香港此役為何如此驚心動魄，為何大家都流淚了，為了什麼或誰？香港人？我們？文明？歷史？讀了容邵武老師和吳叡人老師的文章後，我企圖轉譯一個人類文明的戰役，在文化和政治的深度、視野和未知的重量。

當資本越是要抹去時間、空間原來多層次的意義，以及人們創發時間、空間新的想像時，我們更要不斷的訴說這裡不是一塊空地，不該只有一個(資本)故事，它已經有而且未來還應該有不同的故事。所以當人們反對新自由主義無限制的掠奪時，人們更是在對社會(時間、空間、人、事、物)的意義爭奪。當資本的支持者許諾繁榮的未來，它其實是建立在人們的恐懼之上；當資本的支持者強調把世界和台灣接連在一起，讓我們走出去，讓別人走進來，它其實是一個單一的故事，資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