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未來在哪裡？：存在、焦慮、知識／欠缺知識

立法院議場內外熱情高溫一直沒退散，學生交換服貿黑箱以及對其後果的憂慮、討論佔領行動、交換各自接受到的訊息；我所認識一位在南部就讀的高一學生，主動找我討論她對服貿的理解與看法、同學間彼此交換了那些意見，以及高捷美麗島站、中央公園的抗議行動。他們都認識到：服貿是包含經濟與政治上的雙重且極端不對等的權力互動，比起那些有位置、收入穩定、可以過得起還算合宜生活的大人，成長在政經環境變動的他們對於環境更敏銳，就像金絲雀花對土壤的污染非常敏感而能偵測到周圍環境變化。生活在網路世代、接觸獨立媒體多過電視的年輕人，根據自己的興趣、困惑或疑問到網路上、社群中尋找可用的、能用的知識是他們的生存技能。尋找、獲取知識，是他們存在的基礎之一。

    當陳水扁執政不斷朝新自由主義靠近的時候（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配合著政府「四化」與金融改革），執政者起碼還學點社會民主／第三條路的皮毛：雖然政府無能整頓中油台電的內部管理與虧損，起碼讓油氣水電的價格盡量保持平穩，至少還知道這些項目會推升物價影響人民。2008年之後，市場機制變成合理化的基準且被神格化，政府用力打造自由市場的金身來搜刮我們因通膨而日益乾癟的荷包。新自由主義強調的公私夥伴關係，將早已存在的官商勾結漂白，統治者與資本家公開牽手同行、無須遮掩，日益鞏固階級特權；關廠工人事件與大埔徵地，執政者不惜的敵意因為關廠工人集體被告而成為法庭的兩造；各行業別的年金修改爭議不斷、深化階級鴻溝；引發天怒人怨而近來銷聲匿跡的eTag風暴；科技部上路引發中科二期蠢蠢欲動的復工；以促進台灣成為自由經貿天堂的國發會正式掛牌營運；友嘉、大立光在服貿粗暴闖關之際「趁亂告白」，表明鮭魚返鄉需要圈地台中。被熱錢、閒錢投入房地產成了創造快速致富的投機事業，而兩岸三地新權貴最愛的金融業心焦表示希望服貿生效---他們早已取得在中國開業的唯一特許。

反觀，在日常生活中，實質薪資不斷倒退到至少15年之前，物價飆升、失業率升高、因為經濟困頓、失業而選擇結束生命或不惜偷竊的故事時有耳聞；慣老闆在大學畢業典禮大放厥詞要學生將吃苦當成吃補，在對資本友善的媒體上不斷貶低年輕人是無法配合產業要求的草莓、水蜜桃，聲聲催促將大學課程（最好盡快）轉型為職業訓練所，提供業界馴化、好用的勞動力。

如果連Kaka這種有tenure-track職位可做的人都很難對整體經濟環境感到樂觀、看見希望，我們憑什麼要年輕人相信那些伴隨服貿進來的大規模資本不會造成壟斷的惡果？對於一個無法讓掏空資產的經濟犯遣送回臺、只能掏出國庫八百多億去接管國華人壽這種層級的經濟治理技術的政府，年輕人要如何相信它日後可以有效管理中國資本與技術移民嗎？一個對資本家唯唯諾諾、卻敢對勞工提告的政府，要如何證明它有足夠的治理技術、知識與視野而能妥善處理產業結構重組這個影響臺灣社會下層結構的根本問題？

此外，質疑學生對公共議題的欠缺知識、或將學生的能動去政治化（清純被煽動而甘為政客鷹犬）、去公民化（學生的本分是唸書），聽起來就像暴露了身上仍遺留的權威統治印記---這些人的高中時代是老三台、髮禁、黨禁（但國民黨可以進入校園招募黨員）、報禁、戒嚴、三民主義為大學聯考必考科目而公民課只是道德教化、聊備一格的時代。我認為，擁有「學生」身分的人應該採取怎樣的行動、具備怎樣的人觀，是有其歷史與社會條件的，不同時代的學生有他們各自要面對的生命問題、各自的行動哲學與策略，因而彼此觀點與視野需要放在時代脈絡而被相對化。

然而，為何有些未來必受影響的人卻無法認識到服貿是一項攸關台灣民主、經濟與國家安全的協議？會問「服貿與我的生活有何關聯？」或者坦承不知道服貿內容的人，是因為對服貿沒有切身感。這是知識欠缺的體現，而執政者企圖遮掩、失職的媒體當然與打造一般人在政治經濟上的知識欠缺有關，更是過去威權統治心態的殘存（這一點更顯現在80年代以前的臺灣人類學界以來將政治與經濟視為研究禁忌）。前述政、經分離的現代性範疇也讓問題被切割成好幾塊，阻礙了對整體甚或意圖的認識與掌握。

 

 

另一方面，當代生活有一種將個人生活從整體中切割出來的傾向，例如，明明整體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動會是連動、產生漣漪效應的，可是在某個當下，特別會將尚未來到此刻當下的政經力量，與我所處的當下生活彼此切割開來：於是，我們可以在整體經濟變動中切出一塊自己仍能掌握的所在：可以是我們的家、我們的工作、我們的生活、我們可以依賴的對象（家人、伴侶、寵物或公仔）這些讓我們寓居於世、感受到存在論上安全的空間／所在。至於那些工作／失業中的自己、現代公民的自己或是某一組令人討厭的關係中的身分（及其蘊含的關係性），都被排除在意識之外。事實上，在確保存在論上安全的這個部分所在之內，個人自我愉悅和情感安適具有主宰地位。而資本主義中某類商品生產、流通的環節恰好容許並支撐了這個容許自我愉悅的部分。在此，當我們認識自己與定位自己的方式是從部分從整體中切割出來才能完成時，那些構成事件之所以是事件、部分之所以是部份的整體、資本主義之所以是資本主義的整體，落入我們被日蝕的意識中。

在另一個層次上，習於以切割式視野在定位現象往往會造成以去脈絡化的方式來理解事件的性質。例如，從特定政治立場（統治集團這個舒適圈）出發會認為去抗議的人是暴民，除了特定政治立場，很多只看電視的群眾會接受這種說法。從整個法案討論、抗議或攻入議場，請問哪一個環節所發生的事可以被切割，而不是放在整體的因果關係中來探究其意義？失去了脈絡，發生的事件就失去了關係性而被異化成可被操縱的符碼，成為統治者重新搶回話語權、打造意識形態暴力的手段。不可否認，去脈絡化／被異化的符碼被外加的意義，弔詭地因為發話者的權力位置與被異化、重組的意象而產生作用。黔驢技窮的執政者提出了暴民意象與暴力論述，這對習於將部分從整體中切割出來看的人仍產生效力：暴力乃是秩序的對反，而秩序往往關連到那給予我們存在論上安全的部分，暴力意象的浮現蘊含了對存在論上安全感的威脅，儘管那只是意象的、想像的。誤以為權威或權力位置所發出的話語可以當成知識（例如「鹿耳」門事件），基本上在當代情境中反可能成為欠缺知識的形式。然而，被統治者欠缺對事件整體的知識極有可能成為厭惡暴力的溫床，而這樣的厭惡是以恐懼失序、恐懼失去其所安身立命的部分為基調。

在網路世界，如果要以立場來完勝他人的論點，最少要對事件的來龍去脈有所了解。這是基本動作／常識。如果有人只看了Kano的電影預告就寫影評大肆抨擊電影媚日、無視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主體的言論，當然會被砲轟：誰不知道看完電影再寫影評才是負責任的做法。那麼，請問根據電視新聞幾分鐘的剪接（陸續出現接受訪問卻因揣摩上意／礙於命令來炮製新聞的受害者現身說法）來評論佔領行動是暴力、學生是暴民，和那些只看預告就妄加批評的影評，有何不同？

希望之國的（不）可能？

因為人意識到威脅自身存在的部分與秩序的危險暴力，在透過知識去建構被界定為暴力的脈絡與關係整體之前，讓恐懼先行而造成自己處於欠缺知識的狀態。這意味著，在確保當下部分的同時，排除了將未來納入當下的想像與能動。為什麼對於未來的想像，並沒有納入我們對於當下的理解與行動之中？換個方式問：比起當下或今天這個正在進行的近身未來，十年後或更長遠的未來，難道不具任何意義嗎？

當然不是。但是，我們該怎麼做？

我沒有更好的行動策略。但是，從現場回來後我在臉書這麼寫：「我不會承認自己不是暴民，因為我很明白那是統治者企圖打壓抗議者以取得道德高地、文明偽裝的話術，抗議者的主體與價值絕不是對手強加即能所致」。隔天，我繼續寫：「應該有朋友…認為一定要不斷強調禮貌文明節制守秩序來確保占領者的道德高地。我很反骨地認為，拒斥統治者的話術、對人的分類、價值階序及其加諸於我們的霸權，是最不容易被揭露、克服的。除了政治上的體制革新，我更關注的是擺脫過去統治者幽靈的分類與價值階序，因為，在舊的分類與價值階序上建立新體制，構成了內在的矛盾。」當天晚上，我研究所同學在臉書上寫著，他認真思考一個新的政治框架的可能性。

只差沒將「革命」這兩個字說出口。

 

 

昨晚一直想到村上龍的《希望之國》。

一群輟學的日本中學生開始透過網路商業來累積資金，透過操作金融來累積他們在北海道建立「國中之國」的預算（這才叫建國基金！），透過新的社會想像來擘畫、建制有別於現行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環境。

為什麼要這麼做？當一名中學生被叫到日本國會去演講時，他說：

「這個國家甚麼都不缺，真的是什麼五花八門的東西都有，可是就是沒有希望。」

的確，那些中學生認識到的日本社會是：學校與老師毫無作用、主流媒體淪為政客傳聲筒、政府官僚體系毫無府處理危機的能力、經濟萎靡不振、國民繼續自欺欺人，而成年人在這個社會中已失去了希望，只能受社會本身擠壓。事實上，（如何）打造新制度／新國家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面對社會經濟動盪的重要手段，如坂本龍馬的船中八策。這群日本中學生，例證了Alain Tourain認為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社會行動者意象：對社會有新的構想。的確，「我們正在發明一個原創性盎然的社會。想像力正在奪權」，這是1968年法國學運中最令人珍視的精神，對此刻的臺灣亦然。至少，在當代如此複雜的政經環境下，新的社會想像不單單需要新的建制與社會邏輯，更需要一套有別於現行統治者的價值、社會分類與人觀。當然還有其他。

小說結尾，村上龍並非天真地描繪中學生打造出一個完美烏托邦國家，更暗示了無所欲的領導者與新體制能否延續的張力。我不悲觀。於我，這個深具寓意的安排意味著：無論最後能走多遠、能否成功，至少他們開始嘗試、實踐。從零開始，沒什麼好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