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我們都老了，今年已60歲，年青的不願意接的話，沒有人養，就愈來愈多地方變成鋪光電[的場所]。」自從國家與業者以漁電共生之名共同推動光電，在臺灣南部、東部鄉鎮的地景中，太陽能板已成為陌生又默默成為眼前熟識的人造物，彷彿光電政策已經「成功」。政策是以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為目的，成功與否尚未可知。是大家踏入高齡不想養，而光電「剛好」出現，養殖漁業在「適當」的時間遭遇到可再生能源政策大張旗鼓，因而養殖漁業可以踏入產業「增值」的大路嗎？台東大學的鄭肇祺老師認為，漁村裡的多元聲音鮮有在鋪設太陽能板前獲得重視；養殖現場的各種人與非人的團絡（meshwork）以及產業鏈裡的網絡（network），應是此項政策裡的執行者及利害關係人最為關注，但在國家力量極速擴散到四周時，反而備受忽略。永續發展強調的是全面審視各個面向，平衡各方的利益、權利和責任。魚塭（或農田）對糧食、飲食文化、鄉鎮經濟、居民的美好生活等有多元價值的功能和意義，是否適合作大規模、缺乏體認多元在地觀點的光電發展，應有更多有效的討論過程，並修正已發生的錯誤政策判斷。

楊弘任在《社區如何動起來》一書中利用很大篇幅來描繪不同單位、人群如何利用傳統與創新能量，讓社區居民動員起來時，大學進行社會責任實踐，如何提供誘因讓學生參與？學生參與課程，代表他們動起來，還是但求作業過關、拿到學分？當社會實踐是大學對地方的承諾，師生該如何信守社會承諾，而非為拿到計畫KPI、學分而做計畫？學生動起來了，教師就全動而退了嗎？在課程結構與學習動能之間，師生如何一起完成社會實踐的練習曲？今天，臺東大學的鄭肇祺老師跟讀者分享他的經驗。

人類學「糾纏」正夯，每個人都愛糾纏。我研究過共生和共死，也理解到糾纏不一定是帶來希望，也帶來失望。糾纏的距離也許是一種美學，耕耘還是放手，種植還是野放，都存在拉扯。在小草的營地裡，欣賞過倒地鈴的意志，見識了瓊麻的硬刺，野莧還未滿地生長。台東大學的鄭肇祺老師沒有把小草的營地畫出一條條直線，但學習倒地鈴的蔓延，掌握其意志，每天隨性移動，我又做得到嗎？或許我跟大花咸豐草一樣，只想佔有，而非糾纏。可能這道難題，就是我對一種糾纏的距離的自我定義。

你有寫過潛水日誌嗎？光合菌老師在參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的密集課程時，嘗試把潛水訓練及紀錄用的「潛水日誌」與田野日誌結合，透過有關身體感的書寫，在人與海洋、動物的各種有意無意的互動下，展開一場有關海洋觀光的討論。在綠島，鄭肇祺老師因學習潛水而引致的傷患，帶來了偶然的新田野想像，也成為與學生共同完成日誌的契機。牛港鰺的亂入，引起了更多思考。水肺潛水已不是純粹的休憩活動，而是我們認識人類世的移動歷程。

你有逛市集的習慣嗎？你有在市集賣過東西嗎？鄭肇祺老師最近兩天成為鹽場攤位小幫手，賣起自己的報導「鹽」。在市場了解氛圍，找出適合的行銷方式，與消費者頻繁接觸而產生賣鹽小技巧，測試到對方的舌頭是否有足夠經驗，去分辨出產品的差異性。「今天讓大家海鹽吃到飽」，這除了是結交新朋友的禮物交換，也是市集裡的社交禮儀，亦是一種行銷策略。市集強調的人文、自然精神，與攤販自行營造的微氣候互相牽引著，營造出一個獨特又迷人的氛圍，同時不失商業、觀光、行銷的內涵。鄭老師認為，要成為攤販，習得相關的社交禮儀，放下紙筆、親身參與，才能go native。而兩位報導人讀畢本篇後，即時作出回饋，讓鄭老師化身鄭同學，與大家一起認識「攤友」視角及對市集的參與經驗。

全球疫情蔓延中，到底什麼是常態？身在臺灣的鄭肇祺老師，常常懷疑著，只是出門要多帶一個口罩（基本上不用戴著），我就是回歸到生活的常態中嗎？還是，對比北美（甚至世界上）的各位，我的生活才是非常態？一場人類學年會的Panel，可說是年青學者的一次探索，在危機重重的2020年，檢視各自田野（中國、日本、臺灣）面對新冠狀病毒的威脅下如何應對。疫情下，國家如何定義「新的常態」？治理（或是從上而下的管治）產生了什麼樣子的新常態？這些都是在疫情爆發後的數個月內形成，帶有重要意義。

「不能縱容孩子任性。」 在2019年6月12日，由非民選的特區行政長官的林鄭月娥在接受無線新聞（TVB）新聞部訪問時，回應反送中示威運動，並發表了「慈母論」。此一言論引起了軒然大波。抗爭者批評特首一邊流下「鱷魚淚」、一邊施放催淚煙的假仁假義之徒。因此，民意並未逆轉，而「自由之夏」的怒火持續燃燒。

大概沒有多少人仆街會被世人記住。但英國首相跌倒的一刻，香港的命運彷彿就被決定了。
八十後一出生，命運就決定仆街了。
我們同時是祖國的子孫，也是香港的市民，互相依靠，而北面的叫「阿爺」，我們喝他的東江水，吃他的農產品，前途放在崛起的大國，在「內地」工作，會是多美好的事情。
但「祖國」離我們愈來愈遠。
人類學的訓練，讓這世界多了幾個懷疑自己是誰的人。
但我現在知道，來世，我還要做香港人。

當北美研究社群在利用民調、選舉材料、媒體、歷史及訪談資料理解台灣的主體性時，我認為人類學者及其他夥伴們仍然能進行田野研究及進行民族誌式的書寫，呈現出全面以及多物種的思考方式，與夥伴們一起開拓台灣研究更多可能性。藉此，我們也能把「為台灣為國家」及「人為中心」的舊框框打破。這不就是人文學者、自然學者及社會科學者應該自身任命的學術責任嗎？NATSA作為跨學科的學會，更應推廣這種研究取向，加強台灣研究的多元性。

身體及身份作為研究工具 「做田野的人都把自己作為研究工具。」這是某香港老師在給中學生的一堂課中，我在其身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我們要利用各種感官接收資訊，沒有置身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人類學家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什麼。我認為，除了身體，身份也是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重要組件。當人類學家在社區、城鄉、國家之間移動時，其身份的轉變，影響著他們能及不能蒐集到的資料。隨著「go native」的程度，人類學家的研究經驗及人際關係變得獨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複製。

全球高等教育機構的教研職位目前只能容納少量博士畢業生，研究生大都無可奈何地成為流浪博士，面對研究、出版的壓力， 擔憂著未來的生計，有些還要尋求心理輔導。畢業後，有人打零工，有人在三、四間學校兼課，有人連續完成三、四個博後（Post-doc），有人在學術圈外創業。這一代的新任博士們已難以幻想自己是衣錦還鄉的狀元郎，能夠順利找到安身之所。在香港、臺灣等地的社會科學博士後機會並不多，博士生一般先以兼課開始。面對大學教職兼任化（Adjunctification），人類學徒到底能如何利用人類學知識來維持生計，同時實踐當初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