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Mock Spanish，指的是在美國嘲仿西班牙文/文/腔調的語言現象。在美國的種族主義形構之中，位於不同種族位階者對於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對等的操控力。語言人類學家Jane Hill對於Mock Spanish的研究發現，白人有多套雙重標準：他們可以胡亂使用西班牙文、甚至把亂用amigo、perfecto或是任何字尾加一個o就當成西語表達(如mucho-trouble-o、numero two-o)，就當作幽默，即便帶著濃厚的英文口音，用著完全錯誤的文法，也完全可以被大眾接受，甚至被鼓勵，表示這個人很友善、接地氣。相反地，在紐約市的波多黎各人，除了在圈內人之間可以自由地在英語與西語之間流動外，一旦到了白人為主的公共場合，則必須要清楚地區分兩者，因為西語被視為是一種非正式、甚至危險的象徵；即使在私人場合，西語為母語者也必須小心翼翼在圈內人與圈外人之間導航，因為如果英語講太好，會被圈內人說是「裝白人」，若講太差，則被圈外人懷疑自己的專業能力，甚至是智力。

Hill的其中一個重要論點是，西語為母語者在公共場合講西語被視為一種失序，威脅著「白人公共空間」，因此西語為母語者必須忍受各種秩序安排；相反地，白人對西語的操弄則是可以任意地失序，通常帶有取笑的意涵(比如說Grassy-ass，原本是西語的gracias謝謝，又或者市面上的聖誕卡片不時都有隻狗在抓癢，上面寫Fleas Navidad跳蚤聖誕，其為西語聖誕快樂feliz navidad的諧音)，在戲劇、電影中以誇大的口音來表述墨西哥食物、地點或其他相關事物，或是在寫作中刻意地使用西班牙語來表達貶義（即使該西班牙詞彙是中性的）。簡言之，這些任意挪用西語的方式，都顯示白人認為西班牙口音或西班牙語是不恰當、可笑的、詼諧的(比如電影中幹掉一個壞人時可以對他說hasta la vista)。而此權力仰賴一種間接的隱蔽及否認，也就是白人通常會堅稱自己毫無種族歧視意圖，即便許多西語裔者已感覺受到冒犯。所謂的「幽默」，仰賴的是將西語與值得拿來當笑料或負面素材的意象聯想而得以成立的基礎。若沒有這樣的基礎，幽默也就無從存在。換言之，白人幽默的代價是對西語他者的貶抑。根據Hill，這就是美國白人公共空間中的語言霸權。

當然，這些場景我們其實不陌生，因為語言及口音的階層化是一個相當普遍的跨文化現象，雖然文化脈絡不同，就必有差異。二十年前，台灣的綜藝節目常常會有主持人嘲笑「台灣國語」（大Ｓ與小Ｓ曾經一直嘲笑南部人不會說「優酪乳」，或是「去福華飯店護膚護髮」）。一直到不久前，都還有大尾鱸鰻2這樣引起嘲仿原住民的爭議。當然，模仿因互動雙方的關係而有所不同，常居住在部落並有許多原民朋的漢人很有可能情不自禁地會使用原民腔中文，而並不受到原民的排斥，但這個情境與漢人去脈絡地、拙劣的模仿「的啦」迥然不同。

必須承認，當我第一次看到「阮月嬌的徹夜未眠」這支影片時有點擔心，我的人類學政治正確敏感細胞立刻活絡起來，問我這是不是Mock Vietnamese。但隨著影片進展，甚至多看了幾次，我開始覺得有幾處值得琢磨之處。接著，我也特別轉錄給我的越南舅媽看，問問看她的感受。後來，我甚至課堂上讓同學閱讀Jane Hill的作品時，也播放這支錄影帶給同學看，並問他們覺得這與mock spanish有什麼不同？

以我自己的觀影經歷來說，我認為角色與情節的安排其實都很巧妙地在烘托出阮月嬌的主體性。首先，阮月嬌喜歡看台灣的「摔角」，但越南親戚聰明地告訴她那不是「摔角」，那是立法院。等於一開始，阮月嬌的故事就先幹譙台灣一頓，將了台灣一軍。彷彿在對著鏡頭說：「你在看我說話口音很特別，我才在看你立法院全世界最特別咧！」

這個開場讓整個主體性的安置有比較平穩、互惠的佈局。
 

再來同樣重要的是阮月嬌謙虛幽默的個性：她一直說自己「我搞錯，很好笑」，這種樂天、誠實，有種讓人覺得喜愛的感受，讓觀眾立刻想站在她那邊，看看立法院之後，阮月嬌是怎麼看待台灣的？

接著，出現了「婆婆」這個角色。這個角色莫名其妙要阮月嬌三更半夜煮水餃，就會立刻讓人聯想起台灣名產「婆媳關係」裏頭的「惡婆婆」（注意：台灣並未獨佔此名產，其他文化也有），所以就會有種想同情阮月嬌的感覺，尤其是一句「她對我很兇」。結果發現又是阮月嬌聽錯，是「去睡覺」而不是「煮水餃」，於是鬆了一口氣，覺得好險，她沒有被婆婆虐待。或者說，好險，「不是又一個惡婆婆虐待越南媳婦的故事」。似乎先是暗自批評台灣一番，但又表明台灣似乎有所進步。

最後，結局是「吃不完」。台灣人真的很愛吃，或是（可能不愛吃很愛偷減肥但是）會不斷地聊到與吃有關的話題），而「吃不完」做為整個跨文化奇遇記的結尾，有點跳tone以至於讓人會心一笑。

最後的最後，是適應新環境的主題。因為聽不清楚中文，導致糗事發生，顯示出要適應新環境的辛苦。因此，雖然情節有趣，但又讓人更站在阮月嬌那邊。

綜上所述，我認為在各個層面上，阮月嬌都不是Mock Vietnamese。不過，就這個議題而言，重要的是越南人的想法。在台的越南人當然不會只有一種想法，不過我可以分享的是我身邊親人的反應。當我轉錄給越南舅媽看這短片後，我問她的感受，她居然表示「模仿很像、超好笑」，我一再確認她會不會覺得不舒服，她直說：「不會啊。很好笑！」我後來再給舅媽多看幾隻不同片，包含自助餐阿姨、中國人等，她評論道阿翰「很厲害」。

想當然爾，這個界線是模糊的，正如阿翰日前受採訪時，有說過自己曾經被罵過「種族歧視」。阮月嬌不可能讓每個人都滿意。一定有人認為那是在取笑越南人。我們必須尊重有人受傷的感覺。

不過，就台灣的網紅收視觀眾而言，為什麼阮月嬌這麼紅，還創造出阿翰這個品牌？我認為這支目前有超過一百萬人瀏覽的影片，可以說是台灣豐富的語言地景上的一個重要歷史紀錄。阮月嬌所代表的越南口音與主體是可愛、親切、讓人覺得溫暖的，但有時候也是霸氣的（其他集阮月嬌有再度出現顯示出她霸氣的一面），就像《俗女養成記》時裏頭阿嬤與媽媽講出來的「台灣國語」那樣，讓我覺得舒坦、真實，召喚著我童年的記憶。越南腔的中文與台語，就像台灣腔的中文與閩南語，都是這塊土地上豐富而瑰麗的資產。

坦白說，我在小學時代也曾經被訓練為思考自己是龍的傳人，被父母問及如何講一口「標準的國語」，甚至自己給自己加強訓練，只為了說話更字正腔圓。我的成果好到可以去廣播電台錄音，前提是如果我願意轉換聲道的話。但許多年過去，物換星移。曾幾何時，某種廣播的或某種司儀口令的某種誇大的腔調開始過氣、甚至讓人覺得稍嫌矯情刺耳。台灣歷經了民主化與多次政黨輪替，語言意識形態也緊跟著變化。

這些年我還更加邁力地強調自己的台語腔，即便我的台語根本不流利，但我的台語也與十年前相比進步了許多。在國際場合上常常遇到來自中國的學者，他們總對我說「聽台灣女生說話特別好聽」。那可能是另外一種語言意識形態。也許那是「自由與輕鬆的風格」？我不確定。

當我想起已過世的母親的母親，我的阿嬤時，我甚至會認為「發音不標準」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事情。我的阿嬤不說中文也不會說中文，偶爾講一點「台灣國語」，甚至曾經跟我學過幾個「台灣英語」詞彙。最美麗，因為即使處在一個結構壓迫的劣勢情況下，仍然願意嘗試、面對生活、保持開放。既是多重文化差異的見證，又是主體性的施展。

當然，人們何時會選擇「隱藏」或「誇大」自己的口音，是根據情境而異的。這些情境可能相當複雜（以下省略一萬字關於在爪哇、在印尼其他外島以及在台灣與印尼朋友一起、在馬來西亞時，我會採取的不同「口音」策略）。但如果時光可以倒流，回到雙親命令少年的我指導他們的演說稿那天，我想我會對他們說：「就台灣國語就好，真的。你的口音就很好了。」

口音是民主的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