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的南韓女導演有一個家庭煮夫(her chef-husband and housemaid)與一個導演夢;在巴西Bahia地區,一位荷蘭男同志導演受到Santo Amaro年輕男性與年長女薩滿的啟發;在伊朗鄉村的摩托少女騎士,只希望她能有照駕駛;在葡萄牙有一群長輩,她們重演革命時期的青春劇本。四種截然不同的風格與題材,卻共享廣義的性別平權關懷。它們也清晰地揭露,影像新主體勇於實驗自我的年代,仍在延續。
在觀影、支持紀錄片與影評的行動中,我有一個清楚的立場:既然任何證詞都是一種社會與自我共構的表演,而任何知識都是境況式的(situated),我將「特別相信被屈從者那更廣闊的觀點位置」(“trusting especially the vantage points of the subjugated”)(Haraway 1998: 193)。如果攝影必然牽涉到暴力,我們合理化它的方式就是利用它來抵抗更大的不正義。我同意Susan Sontag所說的,符號的氾濫不能讓我們以為對真實的追尋就毫無意義,因為這等於是無視於世界上還是存在真實的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