撿垃圾變成去丟古物，Youtuber霞喀羅古道的炎上事件

近日Youtuber「Celine&Cynthia -不只是旅行」，協同商業登山團「台灣368」，號召粉絲至霞喀羅古道淨山。這個活動立意良善，但在YouTube影片中，卻看到她們誤將馬鞍警察駐在所的日治時期酒瓶當作垃圾帶下山丟掉。此事件引起登山界與文史界相當大的討論，絕多數人批評Celine與Cynthia對於歷史與登山倫理的無知，痛心她們對文物造成的破壞。但也有些人認為這些數十年前的垃圾仍就是垃圾，丟掉並沒有不對，又質疑既然駐在所被認為是重要遺址，那為什麼沒有人來做研究呢？這樣對立的看法，已經有很多專家從登山者、考古學科，以及文化資產管理的角度提出意見，本文就不再重複。這篇芭樂文，將會以個人在八通關古道沿線警察駐在所的研究為例，說明山區駐在所的歷史，以及考古學調查能夠帶來的資訊。

歷史考古學與臺灣研究

山區日治時期的警察駐在所，最晚約莫是在1944年被廢止。換言之，這些駐在所才不過廢棄七、八十年而已，也難怪有些人會問駐在所的遺物是否有研究價值？先說結論好了，當然有，而且還有專門的領域「歷史考古學（historical archaeology）」來研究此類型的遺址。講到這裡，那就先來無情工商介紹一下歷史考古學吧！但故事要從考古學科的起源談起。

過去人類對自己歷史的認知都是來自文獻，其中最權威的就是聖經，因為它紀錄了創世紀亞當與夏娃以來的猶太君王系譜。17世紀時的愛爾蘭主教James Ussher（1581-1656），就是根據是舊約聖經的紀錄，加上自己的對曆法的考證，推測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的禮拜天被創造的，是所謂Ussher chronology。那人類又是如何發現自己的歷史比文獻記載的久呢？一直以來，農人在耕作翻土的時候，常常會發現奇怪的石頭。這些史前石器往往被認是雷電打擊土地而產生的，所以被稱作thunderstone。但很奇怪的是，有些thunderstone，是伴隨一些早已滅亡的動物化石深埋在地底。直到19世紀中期，才有學者認知到，原來這些深埋在古代地層中的thunderstone是人類的工具。而這些人類的生存年代，竟然比文獻記載的歷史要早很多。

自從我們認知到人類的古老性（the antiquity of man）之後，考古學科一直是研究有文字記錄之前的人類活動史，或者稱史前史（prehistory）的專門。學者們發展出一套方法，經由田野發掘，以系統化的方式取出史前遺址（prehistoric site）所埋藏的古人遺物（artifact），並分析這些遺物在地底下的空間關係，以提出對古代社會發展的見解。除了史前遺址之外，考古學方法也被應用於有文字紀錄時期的遺址研究上，例如以希臘與羅馬文化為主題的古典考古學（classical archaeology）。基本上，歷史文獻雖然能夠輔助這種類型的研究，但文字紀錄的內容，多是關於國家、貴族層級的事務，與考古學發掘出土的陶器或其他庶民用品的連結較少。

現在大家所認為的歷史考古學，是最早於北美洲發展出來的一套整合物質與文獻研究的考古學方法，通常關注的是晚近五百年的歷史。過去北美洲的考古學專注於史前史，研究印地安人的發展。但1950年代時，歐洲裔美國人對其殖民者祖先的過往產生興趣，於是開始對17世紀初期的移民者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例如英國在美國的第一個殖民地，維吉尼亞州的Jamestown。

在那個時期，有一位英國考古學家Ivor Noël Hume，專長是17世紀英國玻璃瓶的研究。他被聘請到美國，來執行早期英國在北美殖民地首府Williamsburg的考古學計畫。Noël Hume於1964年發表的文章"Archaeology is the Handmaiden of History"，體現了那時候考古工作的目的──以田野發掘材料來補足歷史文獻的不足。但後來的學者，不滿於考古學為歷史學服務的態度，強調此類研究中，考古學必須要有自己的主體性。

例如James Deertz在他的名著In Small Things Forgotten中強調，歷史考古學須從生活小物中，考察庶民的生活。又或者如Mary C. Beaudry點出文獻紀錄可能存在的偏見，故考古學家須有一套解讀文獻的方法，以應用於遺物分析上。經過長時間的發展，歷史考古學在北美洲不再限於歐洲移民的研究，也關注黑奴以及中國與日本移工的歷史。此外，這套方法也被北美洲以外的考古學者應用於考察世界各地晚近五百年來，殖民主義影響所產生的跨區域物品流通現象。看到這裡，各位讀者是不是也覺得有著複雜殖民歷史的臺灣，是歷史考古學研究的絕佳場域呢？接下來要跟讀者們介紹的駐在所研究，就是以歷史考古學的方法進行。

臺灣山區警察駐在所的前世今生

在開始之前，我想先簡單介紹為什麼臺灣山區有大量（沒有身份的）文化資產，包括原住民舊部落與警察駐在所。如果各位想要更深入了解山區的駐在所歷史源流，強力推薦閱讀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員林一宏博士的名著《八二粁一四五米：八通關越道路東段史話》，以及他的博士論文《日本時代臺灣蕃地駐在所建築之體制與實務》。

長期以來，臺灣的深山為原住民的生活領域。早期殖民者，如荷蘭人與西班牙人，基本上都只在海岸附近活動。其後清帝國以實體屏障來隔離平地與淺山的漢人與深山的原住民，一直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後，才開始在深山建築軍事道路，但這些路對原住民的影響也不大。日本帝國的勢力就真的有進入深山原住民的領域，尤其是在1920年代，他們有系統地在山區建立警備道路（如霞喀羅古道與八通關古道），並在沿途設立警察駐在所，以強勢地管理在地的原住民。在取得山區的軍事霸權後，日本人於1930年代執行「集團移住」政策，將居住深山的原住民遷移至淺山或平原。由於深山已經沒有原住民的聚落，那邊的駐在所也逐漸廢棄。二戰期間軍費高漲，日本政府再也沒有能力維持深山的駐在所，最終將其通通廢止。戰後的臺灣政治動盪，千頭萬緒下，整個社會幾乎將山上的歷史，以及過去居民與土地的連結全盤遺忘，只有少數登山客利用原有的警備道路，作為攀爬百岳的路徑。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有像楊南郡與王素娥的登山前輩，開啟對警察駐在所的研究，還有後來原住民後裔與學者所進行的舊部落尋根與考察。

日治八通關古道沿線警察駐在所的考古學調查

之前在討論霞喀羅古道的爭議時，有些人會質疑，既然駐在所的歷史很重要，那為什麼不把古物放在博物館，為什麼沒有人來研究呢？以下的篇幅，我將介紹駐在所的考古學研究，並說明雖然田野的執行很困難，但研究成果卻十分豐碩。大學時期的我是登山社社員，爬山時常常會經過駐在所遺址。那時候我看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中他在駐在所時的紀錄，一直很好奇為什麼幾十年前，山中基礎建設反而比現在好很多？2011年當我在選擇博士論文主題的時候，就決定趁暑假期間，來評估一下駐在所考古學研究的可能性，畢竟從來沒有人做過這樣的事情。說巧不巧，當時就獨自一人跑去了最近很夯的霞喀羅古道，只不過沒多久後這個步道就坍方了；後來也就選擇規模更大，位置更深山，研究起來困難度又更高的日治八通關古道警察沿線駐在所。

日治八通關古道位於布農族的傳統領域，西邊的入口是南投縣信義鄉的東埔村，東邊入口本來是在花蓮縣的玉里鎮，現在步道口是在卓溪鄉的南安。這條道路從東埔沿陳有蘭溪南岸，循山腰緩慢攀升，在大水窟跨越中央山脈。其後再沿拉庫拉庫溪南岸緩緩下降，直達東部的出口玉里鎮。以大水窟為界，道路區分為西段與東段，在東段還有四條支線深入拉庫拉庫溪流域。日本人在道路沿線，建立了警察駐在所來監看區域內的布農族部落（圖一）。這些駐在所除有警察駐紮外，還有他們的妻子與幼兒（圖二）。駐在所規模有大有小，小的只有五、六人，但也有像八通關或大分那樣的大規模駐在所，有多種警察辦公室以外的設施，例如保健室、蕃童教育所與養蠶室等。

任何考古學研究都不是只把古物取出來，放在博物館展示那麼單純，駐在所的研究亦同。作為學術從業人員，我必須設定駐在所研究的目標。礙於篇幅的限制，本文我主要會介紹駐在所居民「日常生活」的層面，尤其是飲食的部分（foodways）。剛剛提到除了警察人員，駐在所的居民還包括他們的家人與孩子，因此我們可以說駐在所除作為軍事設施之外，也是日本人的尋常家戶。日本帝國將婦女與幼兒帶到遙遠、缺乏資源且被敵人圍繞的八通關山區，他們的殖民手段之一，藉由的展示日本家庭所代表的「文明」，希望能夠「教化」區域的布農族人。帝國固然耗費了很多的資源來建立以及維持駐在所的運作，但令我好奇的是，在駐在所的圍牆之內，也就是原住民看不到的層面，日本政府是不是同樣投注大量的資源來維持居民的生活水平呢？畢竟位於深山的駐在所，所有的東西與食物都是從山下運補而來。

這樣的問題，的確有可能藉由考察駐在所積累二十餘年的垃圾取得答案。找到要解決的問題後，便需要設計相對應的田野方法。一般來說，大家對考古學工作的印象，是把遺址分隔成一格一格的「探坑」，以其為單位逐一發掘，通俗一點就是「挖土」。不過八通關山區的駐在所並不能採典型的考古學方法進行，因為這些遺址位於深山，光走完整條古道就要七天，還要攜帶帳篷、睡袋與食物；任何考古工作必須詳加計畫，量力而為。另一方面，駐在所廢棄也不過七、八十年之久，遺物可能大多存留於地表，並不需要探坑發掘。

設定好田野方法後，來自波士頓大學考古學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以及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的成員組成團隊，分階段上山進行田野調查，總共累積天數超過九十日。第一階段的田野工作是選擇古道東西兩段，幾個具有代表性的遺址進行測繪與地表調查。測繪的目的是紀錄駐在所平台與留存的遺構，並確認遺物的棄置狀況（圖三）。地表調查則是在現地觀察、紀錄這些遺物的類型，建立初步的數位標本資料庫（圖四）。

對於駐在所遺址與遺物狀況有一定了解後，第二階段工作便是在各遺址選擇具有代表性的遺物，記錄其空間資訊後，帶回實驗室清洗、照相與測量，目的是建立一套實體的比對樣本，以及其後的元資料（metadata）。另外，研究團隊也在古道的西、東兩段，各選擇一個規模中等，擾動較少的駐在所（暫且稱之為A與B駐在所）進行全面性的遺物紀錄。在現地將遺址範圍內所有的遺物進行記錄。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掌握A、B駐在所有可見標本的數量與類型等資訊。田野工作以外，我也需要從日治時期的登山紀錄、廣告、新聞報導、遊記與其他相關文獻中，爬梳出與標本研究有關聯的紀錄，作為遺物分析時的參考。

駐在所居民的飲食生活，是簡樸還是豐足？

考古學田野調查與後續的標本分析，的確幫助我們掌握駐在所居民日常飲食。大家最常在駐在所遺址看到的酒瓶，提供了什麼資訊呢？駐在所的廢棄酒瓶雖然絕大部分都沒有酒標了，但部分種類酒瓶上會有文字或商標可作為比對參考。分析的結果顯示，駐在所居民可以喝到的酒類與品牌相當多元。啤酒的部分，就有臺灣本地生產的Takasago Beer高砂啤酒；以及日本進口的Sakura Bear、Kirin Beer與Dai Nippon Beer。不過某些啤酒瓶的瓶身，會有把商標或文字抹除的現象，可能是該酒瓶被重新利用過的證據，讓人不經懷疑過去這些啤酒瓶在山上時，裝的真的是啤酒嗎？除了啤酒外，遺址中還有發現有紅酒、威士忌與日本傳統藥酒「養命酒」等（圖五）。

遺址裡發現最多的酒瓶，是受到日本人歡迎的清酒（圖六）。A、B駐在所的全面性遺物紀錄顯示，A駐在所發現有的酒瓶中，95%為清酒瓶，B駐在所則是有72%為清酒瓶。這些清酒瓶的品牌包括白鹿與白鶴清酒，都是日治時期最受歡迎的清酒品牌。1922年的《新高通信》雜誌的報導中，秀姑巒駐在所警員就提到：「雖然在外面工作很辛苦，但一日工作完，洗完澡，吃著簡樸的食物喝白鹿清酒，談天說未來的希望，雖然物質上並不豐富，但十分滿足愉快。」在異域喝著家鄉的酒，對警察來說應該是很療癒的事情吧？

駐在所居民的三餐部份，考古資料顯示他們的主食為米飯，搭配裝在金屬或玻璃罐頭內的醃漬食品，如雲丹和塩辛（圖七）。山區補給不易，保久食品作為主食的配料並不令人意外。但其他資料也間接證明，駐在所的居民會以相對複雜方式來料理新鮮食物：例如托馬斯駐在所的石磨是豆腐製作的器材，有專門的鍋子來製作玉子燒。在調味料部分，除了有日式的醬油與味精（圖八），還有西式的番茄醬與美乃滋呢（圖九）！東西洋調味料的使用，說明駐在所的家戶的飲食與日本內地的家庭幾乎無異，都是和洋參半。在一些登山日誌中。還有報導提到，駐在所居民於特殊節日還有壽喜燒、紅豆湯、麻糬可吃呢！多元的酒類與飲食消費，顯示殖民政府投注了足夠的資源，讓這些人過著豐足的生活。

結語，山區遺址的保護還是要靠登山者自重

日治時期警察駐在所的遺物乘載豐富的歷史資訊，藉由分析這些遺物的類別、功用與所在位置，考古學家得以重現歷史文獻中沒有詳細記載，駐在所中日人數十年山居生活的型態。包含駐在所與原住民的舊部落，山區有數以百計的遺址，為考察山區原住民與殖民者歷史的媒介，更是臺灣社會的重要資產。位於少有人跡的雲深不知處，某種程度上讓它們處於擾動較少的狀態。然而，這些遺址目前多不具備文資身分，並沒有法源來保護。但坦白說，即使未來將其全數登錄為文化資產，在數量龐大，且地處偏遠監看不易的情況下。這些遺址的保護，還是要依賴來訪者的自律。在這邊也再次呼籲讀者們，駐在所日治時期遺物最好的狀態是於現地、現況保留，讓所有來探訪的人可以憑弔過去的歷史，未來也有研究的空間。任意將酒瓶或其他遺物當垃圾帶走，或當寶物收藏，甚至只是將其集中一處拍照，都會破壞遺物的「空間脈絡」，其作為文物所乘載的歷史資訊就會隨之消失，這是多麼可惜的事情啊！

由於手機GPS的普及，以及網路上行程與地圖資料的流通，臺灣登山的門檻降低許多。又因為近年的山林開放政策，以及肺炎阻礙了海外旅行，登山活動，包括郊山、縱走、溯溪與野營等，儼然成為時下的風潮，參與的人數，以及相關的產業皆以倍數成長。有更多人願意親近山林並不是壞事，但除了將山區的地景解構成山頭、等高線與溪流；登山者更應要意識到，我們所攀爬的山林，在百年前是有人居住的。若不是殖民者的作為，這裡仍然是他們孕育後代的家園。因此，在進入山區，a.k.a.原住民傳統領域時，須帶著尊重的心態，才不會有破壞文化資產的行為，傷害舊部落後裔感情的事件發生。共勉之～

附註：想知道更多關於山區文化資產的調查（不限於考古學），可參閱即將於2022年3/30出刊的《臺灣山岳》特輯：走向記憶所繫之地——拉庫拉庫溪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