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運動傷害」有兩種，一種是在球場賽場上被撞擊被打傷或者過度使用之後的肉體傷害；另一種是在社會運動當中，因為最後成果沒有達到預期的效益，甚至反過來讓參與付出的過程變成傷心的理由—這，也是運動傷害。七月廿六日之後，許多身邊的朋友成了運動傷害的受害者，在積極參與和期待罷免的結果後，卻發現結果完全落空，甚至被「完敗」，心裡的失落以及精神的打擊，確實需要時間和方式慢慢恢復。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支持同意罷免的朋友，心中受到的打擊需要尋找出路，又在沒辦法看到另類途徑（指的是罷免）之外的其他選擇，對未來的立場感到悲觀，萌生離開或者不願意再面對公民政治的意念。這些作為同情與支持罷免的觀察者的我而言，都可以理解，也都可以同理。

tenz1225 - https://www.flickr.com/photos/tenz1225/8542149454/in/set-72157632956007022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即使在這麼多重的罷免理由之下，還是有不同意的「另一群人」，奮力地支持要保護他們心中想要的選擇。另一邊的人認定罷免是選舉零和遊戲的惡質結果：「如果選輸就要提罷免，那麼選舉還有什麼意義？」對於同樣是公民參政權益，儼然將選舉的正當性高過罷免活動。這對於想要以罷免的方式來彌補因為選舉出現的極端後果，看來並不可行。在兩黨政治的模式之下，許多選擇被設定為兩邊，不同意我的想法就是另一邊的人，雙方各自形成觀點壁壘，難以突破。似乎就在這樣的困難當中，兩邊成為無法互相對話和理解的「另一邊」。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1379771676837949&set=a.461479475333845 

這個畫面像極了在《家鄉裡的異鄉人：美國右派的憤怒與哀愁》裡，社會學家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為了瞭解與她政治選擇完全不同的紅州選民，親自到路易斯安那州等南方各郡，去了解支持川普和茶黨的美國人在想什麼。她的書裡面有一段話極為貼切地呈現作為政治不同立場的她（以及我們）所看到的對方：

身為茶黨的支持者，沙夫對政府各種解除管制及大砍政府開支的作為發出喝采，包括那些環保開銷。他怎麼可以一邊哀號回憶自己逝去的家園，又一邊呼籲建立一個除了國防與風災的救援之外儘量不要插手的政府？我實在有點糊塗，也覺得我們兩人之間有一道牆。。。你可以說我就是出於對這座牆的興趣而來到路州，這不是一座看得到、摸得到的牆。。。我感興趣的是那座移情之牆。移情之牆阻止我們深入了解另一個人，使我們不關心那些信念與我們南轅北轍，或者成長背景與我們截然不同的人，甚至對他們充滿敵意。

霍希爾德把這個現象歸諸於對於異溫層生活模式的反饋，並且誓言理解政治當中的情感；這的確是從她的論述「情緒勞動」觀點出發的延伸關懷。想想我們如何在日常政治或者生活表現當中理解另一邊的人？多半要從他們如何面對生命議題的情緒以及對生活表現出來的「勞動」情境來思考：計程車司機如何批評檯面上政治人物的選擇？打掃阿姨如何評論現在的經濟狀況或解說自己的困境？這些都從生活經歷轉譯成為情緒勞動的「幹礁」，然後成為與他人互動的意見表達模式。這些生活中的「評論模式」，正好就是「情緒勞動」的表現方式之一，並且成為霍希爾德所謂的「移情之牆」。在選舉情境之前，這些移情的情緒勞動表現在生活問題的回應上；在選舉時，則成為我們看到的各類社群媒體轉貼和情緒行為。

這裡又出現另一個在意見分派移情之牆的狀態裡常見的情境，霍希爾德稱為「大悖論」（The Great Paradox）：在美國環境污染最嚴重、受到企業外部成本影響最深的路易斯安那州，許多白人工人階級與中產階層居民，明明直接承受污染、健康風險與經濟衝擊，卻依然支持放鬆環境管制、反對政府干預的政治候選人與政策。這個理由為何呢？透過田野調查，霍希爾德發現以下幾個背景：關於美國夢的「深層故事」（Deep Story）與情感邏輯（大家都在一條通往美國夢的長隊中耐心等待，而政府與自由派菁英讓一些人如移民、黑人、受補助者插隊），對聯邦政府的不信任（政府被視為遙遠、官僚、腐敗，且不理解地方實際狀況），經濟依存與「經濟人質」（害怕環境政策會導致企業外移、工廠關閉，讓社區失去唯一的經濟支柱），文化價值與身份政治（反對自由派的環保論述，因其與城市菁英與自由主義文化綁在一起，被視為「外來」且對地方價值的威脅），以及情感共同體與社會網絡的政治傾向（當地社交圈、教會、社團多支持保守派政治，形成同溫層效應）。

以上這些狀況好像只在說明美國政治現象，但如果我們把它平移到台灣政治光譜的角度，可以看到許多支持KMT相似的狀態（這裡無法以左右相稱，因為台灣老實說只有右派，大約只能分成偏統或者偏獨而已）：對於過去穩定政治情境的懷念（這部分應該面對反罷免的狀況都超有感吧，但也很奇妙地讓人不解），對於傳統經濟模式的依存（或者說，對於經濟口號的依存；不斷聲稱台灣的經濟體制需要依賴中國經濟，卻又對高科技產業需要分散風險到非中地區合作的方式強烈抵制），對身份政治的維持懷舊（反共意識竟然不敵威權時代遺緒的政治忠誠度），以及情感共同體（在各種社群媒體裡面的宣示和排外）。

這些問題都出現在受到政治光譜與資源極為二分的台灣社會裡，原來希望或者宣稱要成為第三勢力的各種期待與努力，不是因為支持者不敵而放棄原來的理想，就是受到現實誘惑投向兩方陣營。我想這次讓罷免團體最受傷的感覺，莫過是對於「選舉制度」寄望的失落：當民主政治期待以公民理念和提問反思來辯證政治行動的正當路線時，選舉如果有「瑕疵」（不是那個金孫所謂的瑕疵）好像還期待能以罷免來矯正。但以公民團體為主的罷免支持者終究發現，投票機制依然依賴政黨資源；沒有政黨的票源，罷免的理由再正當，行動再熱烈，口號再感人，恐怕最後結果都難以成為大家期待的。這一切，需要對於選舉制度策略的重新運用，以及公民團體行動的深化轉型。如何走向對立陣營（不管是不是政治意見）學習，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122130776768730962&set=pb.61571928863961.-2207520000 

霍希爾德在書中最後「關於研究」進行的小小揭露，我覺得非常值得想要走向對立陣營（不管是不是政治意見）學習的參考：對於特定意見行動者的「貼近觀察與訪問」，透過友善對立者所介紹的滾雪球資源，進入不同意見團體的社交活動，近身跟著敵對陣營候選人跑行程，參與關於環境運動（仍然是右派所關切的切身議題）的集會，並且發現在對立團體其中可能存在的「友善互動」（或者她稱之為南方支持者「把握韶光的精神」）。人類學多半並不談論當代政治行為的活動，一方面因為這類的活動變動性很高不容易以長期行為的角度分析，另一方面因為政治行為的活動需要多方面的互動才能趨近背後的選擇，無法以單次的選擇或者是特定的立場來理解。霍希爾德透過田野調查所看到的美國右派支持者的生活世界，可以給予社會運動研究者明確的提醒，也可以給我們關於政治對立新的理解與包容。

給我心中小小多山的罷團：我們知道歧路難行，但是逆風而行的同時，更需要聆聽多種聲音，結交更多朋友，才能喚醒更多的公民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