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蔓延之下，新冠肺炎病毒的傳染與破壞性幾乎燒盡整個2020年，而另一株強力與影響性幾乎等同肺炎的火苗，非美國的種族紛爭莫屬。今年五月底，明尼蘇達州一名非裔男性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因涉嫌使用假鈔而死於警察不當執法暴力的事件，在疫情中引起全國關注，甚至是引發全球大規模的抗爭，重新將美國長年以來的種族矛盾推至最前線。「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BLM）這場運動，不僅僅源自於黑人在美國社會的壓迫處境，尤其是刑事司法制度對黑人社群的不公，更是二十世紀的六〇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以來積蓄的、無法被解決的種族資本主義（racial capitalism）矛盾。

長年累積的種族紛爭，在八〇年代後的全球化之下，目標在推翻階級結構的種族政治越來越被菁英階層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取代，使得少數的有色人種能夠進入中產社會與象徵性的決策位置，但整體而言，黑人的物質生活卻沒有得到太大的改善。特別是在2008年的經濟危機之後，黑人與白人家庭的資產累積差異，比六〇年代時還來得巨大。本來該是象徵進步的多元文化主義，反而成為有色人種菁英與白人領導階層合作，以維持種族階層化秩序的論述。這樣表面的「種族平等」現象，一直到2012年後BLM運動的爆發，開始被系統性地反思與檢討。以黑人壓迫經驗為主的種族批判，特別針對當代的警察暴力與大規模監禁（mass incarceration），凸顯新自由主義時代下黑人壓迫的困境，以及美國種族資本主義維護的根本邏輯。

二戰後的美國夢：民權運動與激進路線的黑人解放

1964年的「民權法案」是黑人民權運動的重要轉折，從奴隸制度年代至南北戰爭時期的種族隔離政策被判決為違反美國憲法，而關於提倡黑人的投票權也相繼通過。初期的黑人民權運動強調融入美國社會的重要性，像是馬丁・路德・金在1963年所發表的著名演說《我有一個夢想》，認為美國夢被白人至上主義給抹滅，即使在奴隸制度結束後，黑人仍無法得到真正的解放。二戰後的美國社會因為戰時的工業生產致富，也從早期的隔離主義轉向為與蘇聯對抗的其一世界領導者。越來越檯面化的黑人民權運動，伴隨著震動全美國的反越戰運動，刺激整體美國社會渴望在社會與文化層面的進步，進而促成一個時代改革的契機。

即便如此，民權法案的通過並非代表美國走向種族階級的翻轉。相反地，批判種族主義學者Derrick Bell認為，二戰時期宣示反納粹並晉升為世界領導者的美國，在冷戰時期卻被蘇聯批判內部的種族矛盾，內化夾攻之餘，美政府必須透過平權法案來展演國內已經解決了種族問題，好以維護美國的全球道德領導秩序。民權法案的通過，除了黑人對於賦權運動的覺醒、社會改革氛圍的蓬勃，更是白人與黑人菁英二戰後的「利益趨同」，而非種族階級的逆轉。

事實上，即使是在經濟繁榮、中產階級繁生的戰後美國，多數的黑人仍處於貧困階層。即使國家針對返國軍人的社會福利政策，以及起飛的北方工業化，讓一千兩百多萬的返國軍人得已累積房產與謀生，許多曾在戰時參與國防工業工作的黑人與女性，卻因此被逐出勞動市場。另一方面，即使「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判決已將種族隔離定義為違憲，隔離制度在南方仍是持續進行著，白人法西斯團體，像是「三K黨」（Klu Klux Klan），拒絕承認黑人的民權並以組織化的暴力行動，致力於「維持」種族隔離與白人與黑人間的階級關係。而在所謂「自由」的北方，種族隔離仍藉由住房歧視（redlining）——禁止黑人在特定區域申請貸款——依附著資本邏輯的經濟制裁，持續合法地被執行。

溫和派民權改革的極限、馬丁・路德・金的謀殺，以及國家對於社會運動越來越嚴峻的監控和壓制，使得黑人的激進主義成為一條更清晰的運動路線。代表政治人物像是Malcom X與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認為黑人必須建立「非裔中心」（Afrocentrist）的論述，甚至是黑人的國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m），推翻白人社會的知識體系，建立以黑人思想與視角為出發點的制度，進而取得資本生產工具，才能真正顛覆黑人的社會階層與達到黑人的解放。

這樣的思想，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國內政治氛圍所有的結果，也是受到戰後全球第三世界反殖民熱潮的影響。黑豹黨崇尚毛主義，批判種族主義與美帝國建構的關聯性，以及「白左」（white socialist left）對於階級批判缺乏種族關懷的極限，並認為黑人社群必須建立超越「非暴力示威」之外的革命策略，包含取得自衛的槍械，才能對抗白人社會的壓迫黑人的軍警制度。總而言之，六零年代的美國給黑人的賦權帶來巨大的變革，卻也加深了美國種族運動路線上的分歧：和主流政黨合作共生的平權改革，以及將黑人賦權（Black Power）連接至資本階級顛覆之必要。

大規模監獄化與資本剩餘危機

六〇年代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以及北方工業化促成的南方黑人「北上大遷徙」（Second Great Migration），相繼加速聯邦政府「罪刑化結構」（architecture of criminalization）的政策走向，目的在於維持國家秩序與監控非裔社群。1968年聯邦調查局長J. Edgar Hoover宣判黑豹黨為美國「國家安全的最高威脅」，兩年內逮捕了七百多人，包含現在知名的黑人女權運動者和思想家Angela Davis。

七〇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的攀升，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的聲音高漲，以及聯邦政府對於社會福利預算的減縮，促使地方政府更加仰賴地方的私有經濟體來取得州政府收入來源。尼克森與雷根總統相繼宣布的「War on Drugs」法令，開啟了半個世紀的刑罰「輕罪化」，使得政府將曾經不被納入嚴重刑罰的小罪——開車超速、持有毒品、宵禁後遊蕩街頭、隨地大小便——等等，給予重罰。這般的政策改變，除了增加了州政府罰款來源，更大幅增加了入獄人數。在使用或持有毒品這項罪行上，黑人受到比白人更嚴厲的刑法，也更容易因為毒品入獄。而和私有企業共享利益的地方政府，透過大規模的「生活品質」（quality of life）執法，掃蕩開發區域的街友和有色人種，以吸引投資客和炒高房價。

批判地理學家Ruth Wilson Gilmore，認為七〇年代後的監獄擴增，特別是在美國西南方的農工業地區，不只單純來自於菁英階層針對黑人系統性的歧視和監控，而是美國傳統產業經歷全球化工業轉型失敗下的產物。她指出，七〇年代後加州郊區經歷傳統工業廠房大量的外移，閒置的土地轉型賣給州政府，作為監獄興建工程開發地，得已解決當時企業的債務危機，以及當地居民的失業問題。她將這樣的現象稱為「The Prison Fix」——監獄興建解決的不是資本累積的失敗，而是資本循環中無法處理閒置「剩餘價值」（ surplus values）的危機（“systematic failure to disaccumulate”）。在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之間所新建的二十四座監獄中，就有十八座是建立在廢棄的農用土地之上。如今，即使美國人口只佔有全世界的4%，美國的監獄人口卻佔了全球的22%；其中，黑人比白人也高出六倍的入獄機率。美國的大規模監獄時代，也從這次的資本危機中迅速地擴張。

黑人菁英的背叛

2008年，歐巴馬乘載著「多元文化」美國夢的巔峰，他的競選標語「HOPE」，隨著社群網路的熱潮，成為美國自由派渴望結束小布希時代的外戰與保守主義，重返自由、民主與平權的美國價值。但在歐巴馬與拜登作為副手的八年執政下，卻不見黑人的階級翻轉，而是經濟蕭條與更加嚴重的警察暴力問題。2012年二月，一名佛羅里達州17歲非裔青少年馬丁（Trayvon Martin）被白人警察不當執法射殺，這名警察卻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首次爆發了大規模的抗爭。2015年四月，另一名非裔男性Freddie Gray受到不當執法而身亡，發生在非裔政治家佔有重要決策位置的巴爾的摩市：當時的市長與警察局長皆為非裔，卻也始終沒有讓殺害Gray的警員得到刑法的處分。

歷史學家Keeanga-Yamahtta Taylor強調，即使平權運動使得一些黑人領導者打入了主流政治，他們上位後更在意吸引中產居民進入他們的管轄區域，而非解決黑人的就業、住宅或司法問題。許多黑人甚至開始搬離北方城市，造成二戰後的「反向遷徙」（reverse migration），渴望在南方找到更好的住屋條件或工作。在這次佛洛伊德引爆的BLM抗爭後，華盛頓特區的非裔女性市長Muriel Bowser，將Black Lives Matter的黃色字樣鮮明地漆在通往白宮的馬路上，但她同時也提出了要增加四千五百萬美金的警方預算，和提倡「縮減警察預算」（defund the police）的運動目標全然背道而馳。

為何要強調「種族資本主義」？

近年批判種族主義的思想家將BLM運動作為黑人「再現政治」（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的終結，當越來越多黑人掌權重要政治位置，但帶來的改變卻不足以挽救大量白白犧牲的黑人生命，反而讓階級成為分裂非裔社群與政治目標的重大因素。而當警察的監控與管制制度從街頭蔓延至工作場域、學校甚至是醫療系統，BLM不僅僅是針對司法制度的抗爭，也是對於美國資本社會長期以來剝削與掠取黑人勞力的批判。種族資本主義的理論架構，凸顯黑人的解放並不會來自於主流白人社會的「同理」或「覺醒」，而需要更根本的階級翻轉與系統性的改革。

種族資本主義拒絕「白左」馬克思主義將階級做為單一指標的分析模式，強調資本必須藉由種族的分層得才得以取最大的利益，從早期美國奴隸制度開始，即是將黑人的身體作為勞動剝削與開發監控勞動力科技（比如鞭刑）的主體，也因此，美國資本主義與種族主義作為孿生共構的關係，無法被分割。另一方面，種族資本主義拒絕「黑人特例主義」（black exceptionalism）與「黑人國族主義」（black nationalism），兩者都偏向認為黑人是一個自然形成並具有相同政治目標的族群，也認為黑人族群的壓迫經驗具有其特殊性，無法與其他少數族群建立真正的連結。如本文上述，這樣的種族政治容易複製階級的問題，並且抹滅社群中的多樣性（例如酷兒、跨性與女性的黑人經驗），最終只讓少數的菁英得利，也使得運動缺少自省的空間。BLM運動中近期特殊化黑人經驗的本體轉向（ontological turn），值得持續地關注和反思。

種族資本的視角，除了強調改革必須認真面對階級的議題之外，更認為運動必須與其他的反資本反抗做有效的連結。無論是與北美原住民共同抵抗土地與居住權利的剝削、與拉丁裔在疫情之下大量被逼迫暴露在病毒危險的工作場域，或是國內警察軍事化與國際上軍武銷售給殖民政權（以色列）的關聯，都密切地影響著「種族」和「資本」的連帶關係。有鑑於此，黑人的解放，不會只侷限在黑人主體的權利，而應朝向一個跨種族、抵抗資本的大規模社會運動。

美國總統大選近在眉梢，八月威辛康洲另一名黑人Jacob Blake的射殺事件後，無法平息的民怨與抗爭，使得BLM從全國性的大幅度支持，逐漸成為兩黨迴避的燙手議題。川普或拜登陣營，即使在警察改革上有不同的政策走向，兩者都仍是強調要將美國回復原來的秩序。多數美國民眾也從六月時對於運動的支持高峰，在不斷的暴動與警民衝突後，對於運動的觀感逐漸轉為冷卻。 美國黑人的革命，面臨又要再度被自由派菁英背叛的極高可能性之下，將會持續在體制外燃燒，等待下一次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