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剛才，在電視畫面中映入眼簾的，像是世界末日的光景中，他看到像是救贖的東西。
並不是只有自己的人生碰到困難而已。包圍著自己的這個世界，整個就要面臨結束了。這麼想著，正彥心裡有種安心的感覺。」
篠田節子，假想儀式，p. 34~35

安全防禦網破了，群魔亂舞

五月的台北捷運，破天荒地發生了恐怖的隨機殺人事件。原本潔淨明亮的現代都會通勤空間，瞬間化為殺機四伏的奪魂地。一時之間，我們不知身在台北，特拉維夫或是巴格達。一種屬於遙遠年代或他方，為保全生命而必須戰戰兢兢的存在恐慌，排山倒海而來，短短四分鐘之內，原本理所當然的集體安全感，摧拉枯朽般傾圮，取而代之的是對陌生者的恐懼、懷疑。媒體的嗜血，這一次不再只是隱喻。殺戮畫面在媒體上重複播放，在網路上瘋狂轉貼。沒有考慮到受害者需要被尊重，受創者需要療癒，失去至親者需要哀悼。多日後，板南線的車廂裡，依舊隱約飄散著一絲血腥味，魅影幢幢。

獵巫：尋回秩序感、安全感

這樣的「冷血殺人魔」怎麼可能出現在台灣？而且加害人與受害者素昧平生、無冤無仇。缺乏明顯動機的不可思議，令各式臆測紛紛出籠，渴望在各種隨手可得的社會分類標籤下，尋得破解謎團的蛛絲馬跡。二十四小時之內，這名殺人犯的形象從醉漢，迅速轉換到宅男、富家子弟、電玩沉迷者、憤世嫉俗的休學生、情感受挫者、反社會人格疾患患者……。網路鄉民們忙亂地想要為這個巨大無解的「為什麼」找答案，仿佛只要謎底揭穿，大家便可以恢復正常生活，免除恐懼。媒體也逼迫著精神醫學、犯罪心理學、心理諮商、防身術等相關專家們，在沒有與當事人談過，亦無足夠證據的情況下，隔空抓藥，勉強擠出空泛的診斷，提供因應措施及防範方針。

在這混亂的時局，專家知識儼然成為安定人心、照亮前路的明燈。然而，此時此刻，不管是鄉民臆測或專家知識，都共同地呈現了一種對生命失去掌控、不再能仰賴理性邏輯思維的焦慮。我們究竟是否可能理解鄭捷所象徵的惡？這樣惡是有機可循或無法預測？

儘速奪回秩序感、掌控感的渴望，令簡單的線性因果推論化為心靈暫時獲得寄託的神明。但面對龐大的未知，即使是神明也顯得捉襟見肘。就拿精神醫學專業知識來說，教科書告訴我們，精神疾病（或廣義的說，任何變態的情緒、思想或行為）的成因從來不是單一的，必須同時考量生物-心理-社會三個環環相扣的軸向。這看起來面面俱到的漂亮解釋框架，卻隱約予人說了跟沒有說，好像沒有太大的差別的印象。更核心的問題是，主流精神醫學研究主力和經費一直以來都放在生物單一向度上，近年來，繼大腦神經研究熱潮之後，這生物面向更全面地縮限在基因裡。其中的心理向度在概念上經常模糊地等同於個人／內在因素，社會向度則被歸為外來因素。如此號稱由環環相扣的三個向度所構成的「人」，伴隨著正常與病態可一分為二的信念，最終將真實世界中的人切割成抽象的概念類別。

我們究竟需要多少變項，才能夠重組關於人的經驗及存在真實？才能夠知道一個人之所以變成人類學家、社運份子、宗教領袖、無國界醫生、官商勾結結構的共犯、性侵加害者、殺人犯……的成因有哪些？更何況上述的分類不見得兩兩互斥，而有形成各種排列組合的可能。

誰是真正的罪人？個人或社會？

如果精神醫學對變態／異常的三環假設是對的，社會至少應承擔部分責任。而我們都是這個社會集體的一部分，這讓至少一部分的我們跟鄭捷有了交集。但並非所有的成員願意承認這交集的實存性。交集可能的拒絕或接納，外顯為成因推測及伴隨而來的責任歸屬追究。網路評論上常見的鄉民論述大致分為兩大陣營：強調個人內因的一方，以撻伐之姿將殺人犯逐出社群；提醒社會外因的一方，邀請社會成員反思我們的主流價值體系是否將人逼上了絕路。

令人驚訝的是，其中一位被害人家屬，解青雲的妻子，在承擔喪夫痛楚之際，竟選擇了後者，說出「與其否認他不如協助了解他」的大愛話語。加以，東海大學校方在慘案後第一時間發表的公開信中，表示鄭捷是「家人」，期許用更多的愛思考如何共同承擔。對照之下，鄭捷那雙承受龐大社會譴責壓力、不知如何面對兒子犯行的父母，一整週的逃避和切割的作法，不禁令大眾、甚至是司法檢調單位，都對鄭捷受到的家庭教育產生質疑。

這起隨機殺人悲劇彷彿一面鏡子，映照出社會成員的異質樣態，以及人們渴望彼此對待的方式。對於成因的選擇，並非基於科學知識的客觀證據，而是涉及社會群體生活的價值觀和倫理立場。

驅魔、降魔，或指認自身的魔？

這個悲劇讓我們檢視生命史中構成自身樣態的各種力線，也考驗著「我們」是否有能力思考如何處置來自群體內部暴力攻擊的困難議題。簡單歸因、標籤化，是一種以理性為名、實為拒絕思考的便利途徑，目的在於把某些主體從「我們」當中逐出。關於這種逐出的社會機制，傅柯的著名經典，《古典時代瘋狂史》和《規訓與懲罰》，指出人類社會的文明化過程，事實上伴隨著權威如何處置、治理群體中差異個體的演進。相對於這種控訴國家機器、菁英統治階層，仰仗知識生產作為權力基礎的向上或對外的批判，精神分析則嘗試理解主體內、外互涉的動力過程。Julia Kristeva在《恐怖的力量》（1980）一書中提出的賤斥（abjection）理論，將觀看的視線移至內／外的邊緣界域，試圖釐清主體如何形成內（我）、外（非我）的區隔。

話匣子開到這裡，好像不得不來做個精神分析科普版解說。兒童精神分析研究告訴我們，嬰兒在還未學會說話時，即開始在身體照顧關係中區分好／壞（舒服／難受 、滿足／挫折），本能地傾向把好的留在心理空間裡、壞的逐出，如此逐漸產生「我」、「非我」的區分。而照顧者恰好為好、壞感受的投射提供了一個涵容的所在，照顧者為情緒感受賦予的正負語言記號，成為善惡道德判準的基礎，亦是意義世界秩序的根基。這意味著語言學習本身，即包含了文化世界象徵秩序（律法）的融入。在此過程裡，原初他者（照顧者）是好／壞、愛／恨交織的關係練習場。

在精神分析學家的臨床觀察（或許是瘋狂想像）中，他者（客體）在正在生成的主體的想像中，分裂為二：好客體vs壞客體。與生之欲（Eros）相連的好客體，被想像地「吃」進來（攝入），成為安全感的基礎；壞客體則遭到死亡毀滅欲望（Thanatos）的驅逐、猛烈攻擊。受到攻擊的壞客體在想像中遭到毀滅，體無完膚。但孩子將逐漸認識到，好壞客體其實是同一個客體的分裂狀態。在懊悔和罪惡感中（外顯為憂鬱狀態），為了保有與客體的關係，主體必須學習修補被擊毀的客體。有趣的是，修補客體跟修補被指認為「惡」（做了壞事）的自我的工作，同步發生。（翻譯成白話的說法會是：原諒別人需要從原諒自己開始）在主體與他者的關係裡，生之欲（愛欲）和死之欲（毀滅衝動）原本就處於並存狀態，只是在大部分的情況裡，愛的在場，不致使得毀滅衝動如脫韁野馬，奔向不再能分辨人的面孔的極度冷漠。

Kristeva認為，在生命之初，主體乃是藉著賤斥作用（驅逐內裡不可欲的他者）而生成。宗教裡的淨化儀式亦是依靠袪除汙穢的象徵行動，使象徵秩序得以被確認、重整。在此，Kristeva與Mary Douglas在《純淨與危險》（1966）裡的立場一致，將汙穢視為無法被統整到既定秩序內部的事物。然而在潔淨儀式裡，經常出現秩序翻轉的安排，原本歸屬髒污的、禁忌的，在儀式非日常時空裡，獲得了神聖的地位，因而能重新在象徵秩序中取得一個特殊的位置。對Kristeva來說，這個原本具有淨化、有助於主體的「我」出現的賤斥作用，倘若達到僵固的極端，失去了整合異質性的能力，即可能發展成任何一種宗教或政治意識型態的基本教義派，成為正當化消滅異已行動的心理基礎。種族清洗的對象，往往是「我們」之中被指認為將危及群體存亡，而必須被消滅的異己者。

回到前面討論的，像鄭捷這樣的殺人犯，該不該屬於「我們」當中的一份子的問題。表面上看似最簡單的做法，是把他從「我們」當中逐出，只要他不再屬於人的社會，「我們」的安全感和秩序感，便可快速獲得重整。但實情是，排除切割了一個鄭捷，「我們」還得擔心不知道還有多少個潛在的鄭捷。如何預測、掌控這樣的風險？我們原本期待科學知識能幫助準確預測、掌控風險，訂做一個我們想要的世界，但充滿未知的浩瀚宇宙卻繼續不斷向外膨脹，並且讓不確定性化身為凶神惡煞，在我們全無防備的時候傾巢而出。

於是，等不及專家們有時間討論、研擬出真正的因應政策，政府派出足以毀滅上百個鄭捷的警備部署。接連數日，捷運中配戴重武的警察們，雄糾糾氣昂昂地一字排開，捍衛市民安全，避免搭乘捷運的你我成為下個受害者；與此同時，任何一個溢出警方設定的常態想像的你我，也都可能被誤認為下一個鄭捷。當一個國家以安全為名，指派警察來擔任制定社會群體想像的應然樣態時，我們已經離法西斯不遠了。

藉著清除異己，來確保自身安全，看起來是個合情合理的選擇。但歷史上所有大規模清除異己的行動，可能令身處不同時空、不同位置的我們，驚異於其血腥瘋狂，但在當時行為者的眼中看來，也都是合情合理的選擇（cf. 漢娜˙鄂蘭著名的「平庸之惡」）。Kristeva提醒我們，所謂伊底帕斯情結的穿越（或主體化過程），並非將惡清除殆盡，反之，主體必須面對隨著賤斥而來的罪惡感糾結，在與他者的關係中，學習把在象徵秩序建立過程中被猛烈排除的異質「汙穢」，重新整合為組構主體的一部分。如此，社會繫連才可能發生。

重新想像生活在一起的「我們」

就在事發後一片倉皇失措、交相指責的聲浪中，出現了一股平民力量，試圖以單純的行動（免費擁抱、用歌聲陪你搭捷運等），邀請來往路人一起參與這個破了大洞的群體信任的修補工程。在槍桿子以外，提供了建構社群安全感的另一個選項。這便開啟了一個可能的療癒空間。接下來，如何讓療癒修補的工程「遍地開花」，就是我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