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是博士生時，閱讀了幾篇關於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犯罪與罪犯 （raskol） 的討論。其中，一篇名為 “Heroes from Hell: Representations of ‘rascals’ in a Papua New Guinean village”。作者的名字我漸漸淡忘，但文章的故事情節卻非常深刻，也影響我前往新幾內亞的博論田野心理準備。直到一、二年前讀了Don Kulick的A Death in the Rainforest，內容似曾相識，“Heroes from Hell” 一文又重新浮現。

圖片來源：https://www.amazon.com/Death-Rainforest-Language-Papua-Guinea/dp/1616209046

Don Kulick是一位語言人類學家，Kulick出生於美國，在新幾內亞從事田野調查並取得博士學位，曾在芝加哥大學任教，之後移居瑞典。他的田野地包含了新幾內亞、巴西與北歐，研究主題也非常廣，涵括了語言、性別、LBGQ與disabilities，以及人與動物溝通等議題。他目前是瑞典的Uppsala University的Engaging Vulnerability計劃的研究主持人。這個計劃是由Swedish Research Council出資八千萬瑞典克朗（約合九百萬美金）的一個跨學科、十年對於vulnerability的研究計劃。

Kulick是在1980年晚期在新幾內亞北部Sepik River下游的Gapun村落，當時他還是位博士生，他想要去記錄並研究Gapun人的語言Tayap如何消逝。當時約只有100位村民會講流利的Tayap語，目前只剩不到50位流利的講者。語言被認為是文化深層的部份，文化也透過語言的詞彙與結構方式以表達概念與對世界的理解；語言是情感的，對許多許族群而言，語言是和過去的交流，對於族語的流失而感到心酸痛楚；語言是政治的，它是國家或是社群主權宣稱、辨別「我們」與「他們」的指標。更不用說，語言也是種族性的、性別化的與階級性的。既然語言是那麼全面性的，當我們說一種語言死亡的時候，是否文化也滅亡？

Kulick在1992年出版了Language Shift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一書，並於2019年出版了Tayap的字典 （A Grammar and Dictionary of Tayap）。不同於前面的兩本語言學的專論，A Death in the Rainforest除了用清晰、易讀的文字，解釋他對於Tayap語言的觀察外，這本書也是Kulick回顧他在近三十年間，前前後後、短期、長期在Gapun的田野調查，書中包含了大量Kulick與Gapun村民的互動、田野災難與道德問題等。

Don Kulick (https://www.katalog.uu.se/profile/?id=N15-1000) 

根據語言學家的調查，新幾內亞是語言最多樣性的地區，約將近有一千多種語言，一般我們常用物種的多樣性來理解這種語言的多樣性，也就是說因為地理環境的隔絕，在歷史中缺乏交流，物種為了適應環境而產生出差異性。相似的，新幾內亞語言的多樣性也常常被理解為各部落佔地為王，彼此因山川的隔絕，使得彼此的語言互不相通。但，Kulick指出從語言的多樣化是一種社會文化關係的結果，而不是自然或是地理因素造成的後果。他指出在新幾內亞，一個語言非常多樣的地區，基本上語族之間往往並非是孤立的，不同語族可以透過河流彼此聯繫。然而，不同語族為了標示彼此的不同，他們發展出語言上的差異。相反地，分散在各地，彼此難以到達的村落，常常彼此都是講相同的語言。也就是說，人群之間因為太接近而發展出不同的語言，來標示出彼此差異；人群之間因為太孤立遙遠，因此彼此之間使用相同的語言，以便溝通。

歐洲人的殖民主義，把土著勞工引到熱帶墾殖園裡，日本的入侵，二戰後天主教的傳入，Tok Pisin漸漸取代當地語言的使用，Gapun會講Tayap的人愈來愈少。然而，這種歷史洪流導致Tayap的消逝也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相反的，Kulick更細膩地討論這歷史洪流是如何和與Gapun的人觀、他們對於「語言」作為一種財產的看法，以及人們對於發展的期望等社會因素與文化邏輯之間的緊密關係。例如，在第七章，Kulick描繪了Gapun父母和小孩的互動過程，透過記錄親子互動過程中語言的使用，以了解為何下一代愈來愈不講Tayap語。對於Gapun的人而言，小嬰兒是不可受教的，他們是頑固的，使性子的，因此，父母在與小孩的互動過程中，大多是使用轉移注意力或是說謊的方式來安撫小孩，而這也賦予了小孩很多的自由與權力，例子，小嬰兒可以拿打火機或是砍刀。這裡嬰兒會講的前三個字並不是「爸爸」或「媽媽」，而是”okɨ”（「我要離開了」）、”mɨnda”（「我受夠了」）、“Ayata”（「住手！」）。當然，Kulick並不認為這是真確的前三個字嬰兒會講的三個字，而是父母認為他們會講的三個字，也表示了父母對於嬰兒與世界之間互動的關係的想像。自1980年代開始，小孩子開始精通Tok Pisin，Kulick認為除是父母認為小孩子頑固的只聽Tok Pisin外，另一個原因是父母們不知不覺得把Tok Pisin視為最重要的語言，是未來和外面世界的重要媒介，也是想要改變生活環境的一個重要語言。

Kulick在本書的一章中試著問Gapun人在Tayap語言裡「彩虹」如何說。Kulick感到非常訝異，因為沒有一個人記得這個字，或者更精確地說，每個人對於這個字有不同的版本，同時每個人對於別人的版本也爭論不休。在這一章中，Kulick要指出，語言常常被視為是一種共享的知識，但是對於Gapun人而言，他們沒有這樣的概念，語言可以是私有財產。所有東西都是被私人所擁有的，在這樣的財產權的概念下，他們得記得哪些東西是被誰所擁有，Gapun人也常常爭論彼此對於物的財產權。這樣也間接影響到Gapun似乎對於Tayap語言的消失，他們並沒有一個共同的失落感，是各別村民對於Tayap語言的學習與取得有最大的責任，而非一個Gapun共同體。

因此，Kulick認為語言的死亡，不可以類比為物種的滅絕，因為這樣的類比過渡地將語言的死亡視為「自然」的現象，但它卻是一個社會現象（頁26-27）。語言的消失，像是剝洋蔥一樣，最先不見的是艱深的神秘語言，最後才是常見或是髒話（第九章）。在Gapun，Tayap的髒話也漸漸消失了，這已經快接近洋蔥的核心，另，當我們講語言「死亡」的時候，這並不是一個很正確的描繪，語言的消失是一種流逝的過程，漸漸地對於某些語言的小細節沒有辦法正確使用。

我喜歡這本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為Kulick對於語言的討論是建立在他與Gapan村民日常生活互動當中，例如，他和年青人討論他們的情書、村民彼此爭論「彩虹」的Tayap字彙、女人如何罵髒話、他與村落語言老師之間的互動與誤解。而他與村民之間的關係與互動是深厚的，這也表現在日常生活的互惠當中：「如同在其它地方一樣，禮物的交換在Gapun是一種雙面刃：我要不斷回饋村落送給我的禮物；同時，他們在接受到我的禮物之後，也有義務不斷地來看顧我。這種不斷地循環使得我們的關係更加緊密」（頁85）。

然而，他的田野反省也是很沉重的，巴紐亞新幾內亞獨立（1975年）之後，政治的成效不彰，國內的貧富差距加大，以及新幾內亞與工業國家之間的差距，許多年青人成為了raskol，尤其在1980年代以後，治安成為一個持續惱人的議題。他也曾經在田期期間不斷受到生命的嚴重威脅，甚至當地村民為了救他而無辜犧牲。這個問題也直指了田野倫理與災難之間的問題，Kulick也在文中誠懇地說明了他的作法與說法。

對於想要了解一個語言如何消逝，以及語言的多樣性對全人類以及村民的意義為何，以及想要了解新幾內亞這個國家，尤其長從1980年到今天一個新幾內亞村落生活的改變、他們對世界的想像，或是探討田野的災難與可能的道德問題，這是一本很合適的書。這不是一本關於Tayap的語言書，裡面充滿了細膩的人物描述，以及研究者與Gapun村民的互動。這本書沒有專門術語，有的話，作者也用了淺白的文字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