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初謝國雄老師的新書《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感》熱騰騰上市時，在中研院社會所舉辦了一場新書發表會，邀請了三位社會學者（黃克先、陳瑞樺、王志宏）與談。我看著台上一字排開、含主持人汪宏倫共5位男性社會學家的場面，覺得頗為有趣，就在臉書上說寫如果能邀一位女性主義或酷兒研究視角的與談人，說不定會比較刺激。

沒想到幾個月後，中研院民族所的週一演講邀請謝老師來談他的新書，謝老師指名了三個民族所的對話人──鄭瑋寧、李梅君跟我。看到來信嚇一跳，臉書murmur被謝老師發現了嗎？我們三人拼湊記憶後猜想是因為我們都曾出席某場新書發表會，屬於「自投羅網」。於是有了2024年10月14日在民族所的對話，果然與社會所那場無論是風格或切入點都大相逕庭，反映了各自的田野/取徑/研究核心關懷；而謝老師一貫地風趣，更展示了四兩撥千斤的回應技法。

社會所那場發表會的與談已經火速轉為三篇書評刊登於《台灣社會學》47期，謝老師也希望我們能寫成書評，然而這場比較不像書評而是人類學家們的對話或延伸，逸出傳統書評文類，一時不知如何下手。看到梅君改寫後刊登於芭樂人類學（不完美的田野（工作者），和她的另類結盟），那就來接龍吧！

我的與談原本就很另類，主打chill的白話文，頗具芭樂風。改寫成芭樂文，當然就「變本加厲」，實驗看看沒有偶包沒有書袋十分放飛的「（非）書評」。

（謝國雄老師民族所週一演講會後小合照）

先打隻預防針

「（本書）深受人類學的啟發。人類學是否有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感四位一體的體認與實作？或者人類學自有不同於四位一體的學術實踐？又或者二者有同也有異？人類學的「存在論轉向」是否在人類學也觸發了全面的反思與實踐？在說明這本書與人類學的關係之後，我將簡要鋪陳本書的一些關鍵論點。最後，三位人類學家將提出她們的回應。」

在民族所談謝國雄老師這本《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感》，由謝老師提出上述問題，並點名3個人類學家對話，顯然背後有個「社會學 vs. 人類學」的文本。這個實驗很有意義，但要接招前需要先重新定位我們在這光譜上的距離。謝老師是台灣學界中，非常「靠近」人類學的社會學者。早期中研院民族所社會所尚未分家，多年來同處一個屋簷下；如他自述，經常獲益於與民族所人類學家的對話。謝老師是台灣社會學界最重視且身體力行田野研究方法的學者之一，在這本書中也提及/討論多本人類學研究的作品（如Malinowski, Jean Comaroff等）。因此如果要探問人類學vs.社會學，這本書與把這場對談可能並非一個（社會學的）「中間值」XD 。

然而話說回來，即使人類學家念起來不無「親切」之處，卻也在閱讀過程中，不斷會浮現「喔，原來社會學是這樣想事情的阿～」的彈幕。

不過再擺盪回來：在強調跨學科的時代，不同領域的研究者經常相互閱讀與採借，學科界線逐漸模糊，如果太強調學科差異，也得擔心會被批評為「不合時宜」，彷彿是「逆」潮流──人類學vs.社會學，這該不會是陷阱題吧？

另一方面，人類學也是頗為dynamic且開放的學科，除了研究主題的多元涵納而不斷與不同學科合作，加上不斷的「反思」，產生了很多「反」、「反反」，「辶反」... 人類學內的光譜很繽紛，我們三位也有點難「代表」人類學、或很本質性的說「這是人類學、那是社會學」。（只能說，「比較接近人類學」、「比較接近社會學」？）

所以我不直接回答謝老師提出的資格考等級的「考題」，而是以「某一個人類學讀者的」視角來「與談」──無法回答大哉問，只是分享幾個閱讀時的「小趣味」。

斜體與粗體

初讀謝老師這本書，頗有一種culture shock，歸納了一下，發現是「斜體」與「粗體」的差異！人類學民族誌文本隨處可見斜體──田野地特殊的名稱/文化概念，往往難以翻譯，以當地詞彙來指涉/描述最為精準。閱讀時看到這些斜體（尤其是概念型的詞彙，以及關鍵名詞如kula），經常也默會可能是「重點」！因為這些詞彙標誌了當地人的與研究者（閱讀者）的距離、差異，特別需要學習/琢磨，具有作為討論與分析啟發的潛力所在。有些民族誌還會附上詞彙表，收攏書中的斜體們，如辭典般逐一解釋。

相反地，閱讀這本書無法不發現，裡面有很多粗體！在這本「類教科書」之中，作者十分貼心，經常以粗體幫讀者畫重點。這種到處有粗體的編排，對習慣斜體的人類學家來說立刻產生了「異文化」的感受。這不失為一種理解方式：這本分析社會學研究之道的書，無可避免地充滿了學術人的詞彙，可以說是社會學圈內的「當地詞彙」，關鍵者也經常以粗體表示。更有趣的是，與人類學文本類似，許多詞彙很難翻譯。書中有些翻譯與人類學慣用有點距離，例如「存在感」（心之所繫，existential touch）、「田野理路」（田野：研究對象與地方，理路：運作邏輯），對人類學讀者來說都很陌生，每次讀到都需要如同斜體的「當地詞彙」在腦中默默頓一下好確認意義。或許，也需要在全書最後做一個詞彙表？

手路的手路（給閱讀者的指南）

這本書主要用來說明的研究文本，包括謝老師自己的四本書、勞動研究經典（Paul Willis 做工的人、Buraway的工廠研究）、Goffman的精神病院、Latour的實驗室研究、James Scott的馬來西亞農民、人類學著作 Malinowski南海舡人、Jean Comaroff 南非Tshidi人（‘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此外還有Karen Ho的華爾街、Polanyi的鉅變、有時也連結到謝老師學生的論文研究案例。

同時，社會學研究方法論的重要論著，尤其是Mills的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Willis的ethnographical imagination、Bourdieu的the craft of sociology等，也是本書的基石。

過往想閱讀能涵攝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感這四者（或本書所稱，四位一體）、這種高度的社會科學作品，幾乎都只能閱讀西文著作。這本書是紮紮實實在台灣本土研究中淬煉、建構的體系──如謝老師在本書前言所述，「四位一體」是新的作業系統。我們在閱讀時，可以看到作者運用「四位一體」這套結構，來拆解/重述/分析前述方法論、以及研究專書，然後以「四位一體」來重組，顯示其統納性與優越性。

在書中各個章節，作者也進一步運用類似手法，說明幾種重要的技法（例如提問的類別、勾勒田野理論的技法、如何鍛鍊概念、捕捉意義...）。讀了三分之一本後，一個台灣勞動者的「在地詞彙」忽然浮現──「手路」（台灣台語）。手路指的是特殊的手藝、手法，製作者、工匠、工藝師、烹飪甚至修理達人，往往有自己獨特的手路。手路彷彿是編織紋路的方式，如同到博物館庫房調閱織品的原住民工藝師，分析織紋的手路，而後設法仿效或加上新的創意，織出自己的布匹。

謝老師在做的事情，即是分析前面這些研究者的手路；然後更進一步，幫大家整理常見的手路，例如勾勒田野理論的技法，有標明特徵、類型化、概念化、捕捉意義、對手意識、存在感關懷等招式，以實際的文本案例來說明。例如拆解Latour手路的這段讓人類學家忍俊不禁：

Latour and Woolgar (1986) 透過下列的技法來捕捉實驗室的田野理路。首先是將實驗室看成是展現原住民部落，運用學科（人類學）基本精神來建構研究對象。其次，是針對實驗室中產生的陳述進行紮根的主題分析，這是標明特徵，接著做類型化（事實性陳述的五個類型）藉以確立現象。他們也進行概念化，如提出「文學性銘刻」。第三，是捕捉意義，如準確感受到報導人的追求（如聲望、確立事實等），掌握報導人的預設或者在地理解範疇（如各種二分）。（p.127）

這些整理對學習如何做研究（尤其是分析資料）非常有幫助。此外，整本書非常結構化，每一塊都羅列一、二、三、四、五的重點或分類（讓人好想要做一張全書整體結構的心智圖！不過我沒有學霸強迫症就算了～）由於是「類教科書」，雖然沒有如教科書般在每章最後有「想想看～」的問題表列，但若在每一章最後來個測驗，其實也不違和呢。更靈活的命題，不妨拿一篇文章來實作，請學生運用謝老師書中傳授的法門，分析文章作者的「手路」！（這樣出題很有鑒別度哩）

其實閱讀時，我也有點手癢，暗暗拿自己的文章來對照，拆解自己的手路，然後有點惡趣味的發現：如果謝老師拿Latour、Willis作手路拆解，我們不也一面閱讀一面在做他的手路分析？

與人類學方法課的距離

謝老師這本書雖然是「社會學之道」，但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與學生都可從閱讀中獲益良多，適合作為方法論相關課堂的教材，「社會科學」的質化研究尤其合適。不過在羨慕台灣社會學在教學時有了這一本本土長出來的指定閱讀之餘，我還是覺得，人類學方法課可能無法單獨以這本書作為核心教材，顯然人類學與社會學還是有一些距離。這個距離需要進一步推敲。

從之前的新書發表會、以及書中初始章節就可發現，謝老師有一個假想敵：社會學的量化研究，他想要說明質化研究也很「科學」。人類學曾在Malinowski時代想證明自己是科學，然而近年越來越趨向人文──這或許是人類學家閱讀時感到「不滿足」的可能之一？以下我想從三點來進一步探索那個「似乎少了點什麼」的感覺。

首先是與「田野」的關係。在本書的主要意象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係相當二分，這與人類學田野的互為主體不同。早期的人類學研究以他者文化為對象，試圖理解當地人如何生活與思考，後來也開始研究「自身」的文化（但先將之陌生化）。然而我們真的可以知道其他人如何思考、感覺嗎？即使是其他人如何行為的實證研究，其實也都只有partial truth。例如Tim Ingold在2024年李亦園紀念講座中即提到：

ethnography: study how other people live

anthropology: study with other people about how to live (how should we live)

雖然人類學家未必都同意這二分對應的是ethnography/anthropology，但人類學研究paradigm的轉變，逐漸開始’act along, feel along, think along’。相對於humbled anthropologist，本書的研究樣態似乎太乾淨、太知道、太系統（而過度有把握？）（梅君稱之為「太完美」）。固然在研究/分析的手路上，本書也很適用，但整個系統似乎少了一點「溫度」，理性分析而較缺少了情感的面向，尤其是那些感官的、圖像的、聲音的紋理與環繞。人類學近年來更著重關係反思與共作研究，這也是在這本書中較缺乏的面向。

其次，人類學之道（如果有的話）與社會學之道的分歧可能在於「整潔度」。無論是田野或民族誌方法，都有點難用一個事先已經學習的、系統的知識/學科/方法架構去套用，而是更多的「以身為度」（然後反思這個身、這個度，打破、翻轉、重塑又再反思...）。人類學面對「方法」，有一個「根本」提問：有沒有多元的方法？（一如我們面對文化與人/非人，總是探問其複雜、多重、可能）。例如原住民方法論，即對人類學的研究產生了全面性的挑戰，不但含括研究的基本議題、認識論、技法都有從原住民視角的批判、與借鏡來自不同文化思維的取徑或模式，且會把謝老師放在全書最後（彷如幕後告白）的存在感課題，拉到研究的起點做靈魂探問。

謝老師稱這四位一體是一套「作業系統」，結合了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論。他也謙稱這不是唯一的SOP。只是由於全書的相當結構（這是稱讚，請見上節），於是面對混沌複雜世界的人類學家在運用這些手路疏理的同時，有時會忍不住懷疑原本默會的知識一旦過於系統化學習與書寫，會不會味道不對？那個內心深處對於系統的抗拒，或許是人類學的浪漫（與天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