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慈濟大學教書時，曾住在暫時的教師宿舍（借用學生宿舍的一層樓）數年，宿舍隔著圍牆就是花蓮市佐倉公墓。我住在第十二層樓，從窗戶能看到大片墓園，正對的位置是一個荒廢的火葬場。火葬場據說只在完工後，短暫使用過。雖棄置多年，卻時時看見有人活動。整個墓園經常綠意盎然，到了秋天，一片片白芒草搖曳點綴，還有橙色金鷹花漫延綻放。我漸漸有了走入探看的念頭。於是有一天，我進入墓園，並看到了告示牌，公告佐倉公墓第一區將公園化，且限定該區墳墓須於2004年12月31日前遷葬。它頓時啟動了我身為人類學家對於「即將消失的文化」之危機感。我開始想做一點調查，就這樣展開了為時近兩年的撿骨歲月。

我在墓園逐漸認識了幾位撿骨人，其中一位是廖甲樹。廖甲樹是專業的撿骨者，約40多歲，原先在外地做鐵工不賺錢，回家幫忙父親撿骨，父親退休後，他開始獨當一面。廖甲樹有「芒仔埔蟑螂」的稱號，許多墓主尋不到自家墓地，廖甲樹可以靠著簡單的描敘，在墓園中梭巡到。廖甲樹對於骨骸有特別的感情。他告訴我，人與人會有感情，與死人也會有感情，和骨頭也會有感情。他在工作中，見有很「漂亮」的骨頭，常覺得燒掉可惜：「這麼漂亮，為什麼要燒掉，放在甕裡不是很好嗎？」墓園裡有大墓公（一座小廟），大墓公旁有一小間「臨時納骨城」，供人暫厝骨甕（裝骨骸）和骨罈（裝骨灰），以待擇日請走。裡面多是廖甲樹處理的。他多次帶我進入納骨城，一一介紹，甚至打開甕蓋告訴我一個個處理的故事。

我在墓園，穿著可以做工的服裝，如果有需要（撿骨太忙或不好處理），或有機會（家屬不介意或不在場），就放下攝影機，與廖甲樹一起挖墓、撿骨，以及疊骨，竟然因此常常分到紅包。我特別喜歡撿老墓之骨。由於年代較遠古，棺木早腐朽，布料沒有「隆」（nylon）的成份，衣裳早化盡，加上地久下陷，骨頭嵌在泥土中，通常埋藏較深，而且移位，要使用鏝鏟細心挖掘，感覺像是「考古」。撿好的骨需要清理、曬乾，才能疊置在骨甕中。廖甲樹經常同時曝曬好幾副骨骸，排列在大墓公的水泥廣場上。他能很有把握的分辨性別，且正確的依人體而排列骨頭位置，嘗試判斷其歲數，並且「感覺」那人的生前樣貌。他有時會考問我某骨骸有多少歲，有一次我依頭蓋骨的密合程度，和腕骨與上腿骨末端之磨損，認為是60歲。廖甲樹說，不能只看那裡。他拿起大股骨說：「你看骨頭的輕重，60歲不會這麼重！」他並且也拿脊椎的完好與否（老人多疏鬆易裂）來作標準。

許多人對於撿骨者或墓園的第一興趣是問有沒有靈異事件。為了回應這個大眾議題，我自己偶爾也問他們。那些常在墓地的人，如市政府民政課的駐公墓管理員欣惠、撿骨的義工師姊，與職業撿骨者廖甲樹，都說沒有。甚至有一對老夫妻以拼湊的木板搭成臥室與廚房兩小間，住在墳堆，都說「有鬼是騙人的」。倒是不常在墓地活動的人之間，偶有流言。如欣惠轉述市公所清明節「撲草隊」告知的故事。有一工人看到墓碑上女性死者相片，惋惜的說，這女人死得年輕。結果該死者連續三晚去找他，後來去拜拜才沒事。但是流言卻能形成一股具有影響的力量。如遷墓消息公佈，有多數家屬說「不理它，市政府不敢強制遷墓。就算它要強制，也沒有人敢包工程！」他們繪聲繪影的講一些詭異傳聞，推算市府不敢強度關山。

我自己卻真實遇到一件可稱為玄的事。2002年5月，市政府在廢棄火葬場為將來遷墓工程祭祀，還把工程車、怪手開來，停放在祭場外圍。祭祀將開始，要移動怪手。怪手司機上去發動，但是鑰匙插不進，弄了好幾分鐘。另一人上去幫忙，也沒法。圍觀的市府員工問鑰匙有沒有拿對，而這時，墓園的撿骨義工君儒師父（一位佛教出家人）表情是笑的。後來君儒師父的助手上去，接下鑰匙，一插就入，迅速發動。那原先操作者表情驚異，很不相信他自己開來的怪手，無法將鑰匙插進孔內。

到底是怪手司機心急或心虛而無法插入鑰匙？還是真的有「鬼」？我實在無法查證。就像許多人云亦云的傳說，難以循名核實。例如，做墓的若干工人告訴我：「墓的建築都是有尺寸的。別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做錯了，不會有好下場。就算現在沒有報應，他的子孫會有。」有的墓工覺得生活過得很平順，身體健康，縱然有些事故，也有逢凶化吉之感。他們說：「我替『無形』做很多，也得到『無形』很多幫助！」這一類的「靈感事蹟」，有沒有鬼神與報應？非即時即身的事故，能不能做為證據？個人的身體感受、運勢高低，算不算靈異的表徵？我覺得他們有一句話說得很好：「你說沒有，它卻有；你說有，它卻沒有。」

學校中，對我的撿骨田野表興趣的有一位同事，他是生物人類學者，因為我會帶撿骨人不要的牙齒給他。這是由於民俗有牙齒「呷子孫」之說，不利後人，若撿出的顎骨裡還有牙齒，廖甲樹會在裝甕前把牙齒拔掉丟棄。我因此蒐集了許多牙齒捐贈給他。雖然部份學生對於墓園有興趣，可是我不太敢任意帶學生去。有一次帶本所生物人類學組的一位學生協助攝影。那天，挖墳畢，揭開棺蓋，我依照撿骨次序，先拾起手掌骨，死者手上戴著手套，沒料到手套沒脫下來，整個上身卻坐起。這是一副乾的「蔭屍」（全身肌肉乾燥，緊裹著骨骸）。由於情況特別，我抬頭找攝影的同學，希望她不要漏過重要鏡頭。上方眾多人頭圍觀，獨不見她。我繼續做我的工作，最後將整副乾屍從棺木中拿出，放在墓埕上處理完畢。我趕快循草徑出去，到外邊小路，看到她正低頭坐在一個墳垣上。我問怎麼了，她說不舒服。我不再多問，馬上開車帶她回學校。

她在墓園中的身心反應，究竟是體質本然，還是心理促成？自然的，還是文化的？抑或「超自然」的？都是我沒有辦法釐清的。這正是「你說沒有，它卻有；你說有，它卻沒有」。在這裡，聰明的人就學會對「無形」說話。曾有一次，我帶幾位好奇的同學及所助理去曬骨場，順便請她們幫我拔屍骨上的牙齒。一位同學雙手緊握，不敢動作。另一位所助理則蹲下身，一面拔，一面說：「是羅老師要我拔的，有事情去找羅老師！」

佐倉公墓管理員常指引我去看墓園中「特別」的東西，她說：「反正你沒有什麼忌諱！」的確，我去墓地最初的田野工作是照相。我找尋斷壁頹垣，被蔓藤纏繞，開出野花的墳墓；我也被殘破不全的，尤其是盤據昆蟲的破骨甕吸引。我每看到碑上刻有與我同年生，以及刻有「無名女屍」或「不詳男」的墓碑，一定駐足攝影。我常在傍晚，於慈濟校園內打了飯菜，然後騎摩托車繞到空曠的墓園裡，一個人（也許還伴有許多「好兄弟」）用餐。

人類學者都知道「什麼人做什麼研究」。照這樣說，要做「撿骨人類學」，必須具備幾個基本條件。第一，當然是對於死亡、屍體、墳墓沒有忌諱。其次，對於無規畫的墓園要有耐性。因為墓的形制、方位、高低不一，行動務必謹慎；且蚊蟲出沒，過敏體質者千萬另選題目。此外，最重要的，當然是不可違背「『參與』觀察」傳統。這有什麼必要呢？有一次，廖甲樹撬開棺蓋，但無法整個移除，我馬上放下相機，一頭鑽到棺蓋下，用頸子、肩膀抵住，好讓他在棺蓋下慢慢撿骨。後來與他的朋友吃飯，他總是把這件小事提了又提，說我「不惜腳手」（台語）。他的朋友紛紛來問我各種問題，我享受著如Geertz參與鬥雞者倉皇逃亡之列，次日被問50遍的虛榮感！

這一段歲月過去了。回首我短短的學術旅程，從研究算命到氣功至於撿骨，都不離身心。做為研究題材，我是在研究「他人」，但是做為研究主體，是「我」在研究。我從他人看到了我，從而推想群體；我又從研究看到了人生，從而揣摩文化。研究工作是我的學術責任，而每一個研究階段的主題，則是基於生命中的機緣。如果說生命是一條長河，那學術何獨不然。我感激我的水中有別人的水，那些過往與現在，無數人的哺育與祝福。

（本文曾刊於「人類學視界」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