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食者的兩難：速食、有機和野生食物的自然史》與《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是人類學導論課程經常使用的讀本。這兩本書的作者分別為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與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兩人專長各異但具有幾項共同點：首先，兩人既身為學者，又能成功橫跨通俗書籍市場；其次，這兩本書均非教科書，但卻是許多大學指定的課程教材或新生共同讀物(common reads)；第三，兩位作者的作品熱賣，卻也同時爭議不斷，大眾讀者與學術同僚對他們著作給予落差極大的評價。從公共人類學視角觀之，這些爭議實涉及了專業知識在大眾化與通俗化時必須面臨的挑戰，或可做為我們思索學科公共化途徑時的參照。

麥可．波倫任教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新聞學系，他的著作大都已有中文翻譯，其中最知名的作品便是《雜食者的兩難》。此書以調查報導手法，揭露農企業與食品工業所致力掩蓋的食物生產真相，2006年出版後迅即登上紐約時報十大好書榜。書中一個主要論證是，「工業化食物鏈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我們忘記食物來源，或是在一開始就不知道食物的來源」（頁12），農企業與食品工業為了獲取龐大利益，必須維持從生產到消費過程的資訊不透明，掩蓋這個機制造成的生態災害、健康問題、以及政治經濟面的剝削，才能說服消費者繼續購買劣質食品。書中也深入報導了反制工業化食物鏈的各種食農運動，包括自然農法、社區農業、慢食等等。

由於多數人類學導論課本的「當代社會」單元內容總是不夠「當代」，因此從《雜食者》一書出版之後我便一直把它當成補充教材，用來討論當代愈趨急迫的食農議題，數年下來，我發現這本書所代表的理念在校園中普及速度極快，工業化食物體系之惡以及現代飲食之失衡，並不是一般大學生會覺得陌生的新聞，倒是此書的第二部「田園牧草」中有關「大型有機」的章節，詳實記述有機農耕從起初的理念運動逐漸轉化為高利潤食品工業的歷史，最能刺激讀者重新檢視健康飲食與健康農業的意涵。

只是，此書最精采最具教育意涵的第二部，其論證與資料皆非波倫原創，而是立基於諸多相關領域學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加州有機農業的工業化與標準化過程討論，與同樣任教於加州大學系統的地理學者茱莉．葛斯曼(Julie Guthman)更早出版的專書《農業夢：加州有機農業的矛盾》大幅重疊卻沒有做正確引述，受到葛斯曼本人的批評，認為有違學術倫理。葛斯曼並且一一點出此書在專業性上的不足，由於波倫的專業領域並非食物或農業研究，在鉅觀面向上的分析不夠完整細緻，不但為了通俗化的目的而低估了食物系統涉及的政治經濟因素，並且過度強調個人行為的重要性，容易誤導一般讀者(尤其是最後幾章作者親力親為，以採集狩獵方法取得天然食材、烹煮「完美大餐」，提示了某種「全國性飲食失調」的解套之道)。其實，光是說服個人改變消費習慣，並不一定能讓健康食材普及一般大眾，更重要的是結構面上的改革（如廢除偏頗的農業補貼政策以及優惠農企業的食品安全管制等等)，才可能建立更公平更符合生態健康的食物生產系統。

另一位作者賈德．戴蒙，既是一般讀者最熟知的人類學代言人，也是最受學界非議的科普作者。1987年發表的〈農業：人類歷史中最嚴重的錯誤〉(The Worst Mistake in Human History)主張人類社會自從發明農業開始，就走向了疾病頻仍、階級剝削、與爭戰不休的不歸路。這篇文章雖短卻堪稱驚世之作，經好幾本暢銷教科書收錄或引述而成為人類學導論課的常用教材。《第三種猩猩：人類的身世及未來》也是人類學課程的常用書，但曾有生物人類學者指正，這本書過度推斷人類與其他大猿之間的基因關聯性；〈農業〉一文的後續衍伸《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雖然得到普立茲獎等出版界殊榮，但在人類學界評價殊異，許多學者認為此書即使拆解了歐洲民族優越論，但卻簡化了各區域的歷史特殊性，以自然地理的單一因素來解釋人類社會技術發展的差異。

其後的《大崩壞：人類社會的明天？》，以及年前剛出版的《昨日世界：我們能從傳統社會學到什麼？》（The World Until Yesterday: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ies?），則爭議性更強，其中一個主要批評是，戴蒙把範圍遼闊的人類文明史放在簡化二元的分析架構下(西方的「我們」vs非西方的「他們」)，不但忽略了形塑各地部落社會發展經驗的特殊歷史因素及外部影響，更錯誤地把災害與貧窮本源全然歸諸受害者本身的「文化」或「價值抉擇」。而《昨日世界》一書承續〈農業〉短文的核心主張，頌揚農業革命（也就是西方文明起源）之前的採集狩獵社會，具有許多足供「我們現代人」參考學習的傳統智慧，但此書犯了類似19世紀文化演化論的認識論謬誤，錯把當代的採獵社群誤認為全體人類文明的活化石。

至於戴蒙成名作〈農業〉一文，或許因為篇幅很短，所傳達的訊息又相當符應多數人類學者的價值觀(順應自然的生計方式最為理想)，因此倒沒有像戴蒙其他作品一樣引發學界負評，不過它仍隱藏著相當嚴重的學術倫理問題：這篇文章的資料並非出自戴蒙本人的原創研究，而是引述改寫自其他學者的著作，但文中許多段落都沒有標明引用文獻，讓一般讀者誤以為戴蒙的專業領域就是考古學與農業文明史。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段落是一位芎瓦西族人向研究者解釋為何不從狩獵採集改事農耕，他說：「有這麼多蒙干果(一種當地作為主食的堅果)可以吃，我們為何要辛苦種植？」根據Jason Antrosio的查證，這段話出自長期在喀拉哈里沙漠進行田野調查的加拿大人類學者理察博爾薛．李(Richard Borshay Lee)的論文〈獵人：喀拉哈里沙漠中的稀少資源〉，但由於戴蒙完全沒有提到這位學者，使得大多數讀者都誤以為這段話是戴蒙親自做的田野訪談。

更有甚者，戴蒙對於「田野調查」的理解也似乎與人類學專業的方法訓練不同，2008年發表於《紐約客》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內容，據稱是他與新幾內亞高地一位具名土著的對話，由此來探究部落氏族之間的報復殺戮與正義觀，但該報導人隨後指控戴蒙捏造田野資料，文章中的對話從未發生，此事對於戴蒙的學術聲譽傷害極大。（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