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以2023年11月20日鄭宜農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的講唱會《金黃色的種子》為觀察場域，試著透過講者對自己創作歷程與認同的整理中，提出幾點創作與溝通本質的觀察，分別為「動機與目標閱聽眾」、「創作與溝通」和「標籤與符號」。而本文將溝通視爲一整個傳播（communication）過程，因此必須梳理傳播過程要素，並以此為基礎探究創作與溝通的本質。

傳播過程要素與接收分析

在談講唱會之前，先聊聊傳播領域中探討溝通的一些概念。傳播的過程要成立，傳播要素不能偏廢。會有傳播者（soruce）與接收者（reveiver），傳遞內容，即訊息（message），通道（channel），而這個過程發生的情境（context）也需要考量。最重要的是，在傳播者傳遞訊息時，是一種製碼（encoding），接受者接收訊息的時候需要解碼（decoding），當然在傳遞的過程中，會有不同程度阻擾或干擾訊息的事物，稱為噪音（noise），而談論的過程中最在乎的經驗範圍，一般來說指得是「共同性」，指得正是符碼的使用、文化和當時的情境。當然又不是每次傳播者和接收者都處與良好的狀態，因此能力（competence）和表現（performance）也需要考量，最後才是整個傳播的效果，並將接收者的回饋（feedback）考量進去，以及傳播者所提早處理的前饋（feedforward）。

探究傳播過程要素需要同時考量，傳播有個具突破性的研究理論「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於1980年代中期出現。「接收分析」視閱聽人為主動解讀的主體，並強調文本的意義是來自文本與閱聽人的研究（翁秀琪，1992，頁135）（1）。也就是說，傳播過程的兩端需要同時考量。接收分析強調閱聽人主動形象，卻又不完全忽略正文本的力量，最重要的是避免唯心主義（idealism）（Dahlgren, 1988: 291）（2）。這裡唯心主義所指的是，媒介文本的取決全由閱聽人的解讀所決定。

所以當溝通發生的時候，需要考量整個傳播過程情境，以及每個情境中的傳播者、文本、接收者和符碼、文化，當時情境是什麼，傳播者傳遞內容文本的力量是什麼，並將閱聽人的個體差異考量進去。

以Morley的《全國觀眾（The 'Nationwide' Audience）》一書的研究來看（3），他將閱聽人區分為優勢（dominate）、協商（negotiated）和對立（oppositional），則可以指出不同閱聽人對於文本會有全然不同的解讀。優勢指得是解讀的時候完全接收其中的意識形態，協商則是接收與反對兼具，對立就是解讀是完全反對的一群。這樣的區分或許簡化了而形成一種不自然的分類，但理論即是對複雜現象做了系統化的一種方式，可是在看到每份文本和接收者的回饋時，其實都應該進行盡可能的比較與分析，尤其是針對媒介文本產生的論域和閱聽人端的論域。

動機與目標閱聽眾

鄭宜農在講座開始時提及，成立《邊走邊聽有限公司》初衷是因為理解自己正在開始上升的名氣，會有比較多人願意聽講話，但總不一定是這樣，認為至少可以因此做點事，才決定辦《金黃色的種子》校園巡迴講唱會。每次說話的方式會依據目標閱聽眾而有所差異，也為了找到能夠產生共鳴的語彙而努力，因為閱聽眾被觸動的方式是不同的。

她所談的動機與講唱會形式的建立，以及產生共鳴，正是溝通本質的樣貌。在講唱會的傳播情境中，傳播者處理的前饋，是因爲試著理解閱聽眾的差異，進行這些理解，則是希望將核心思想傳遞出去，因而調整內容的形式，找到不同的語彙。她在談及不同語彙時，是以年紀，如高中、大學，以及學科領域差異而訂定。這也正是溝通過程中所謂的「共同性」，一種經驗範圍，如符碼使用和當時情境差異。

除了現場的溝通之外，她也提及將創作視為溝通的經驗。《給天王星》是群體，談人與世界的關係。《冥王星》則談置之死地爾後生。每張專輯都有溝通的內容與對象。在《水逆》發行之前的其他專輯概念都是後續衍生，然而《水逆》不同，是概念先行，使用的語言也並非熟悉的，因此在這樣的轉換上非常辛苦。她也在創作過程中發現，目標閱聽眾從剛開始發行專輯時男女比例的9：1，樂團時期比例的5：5，到現在女性較多。她也提出當代是分眾的。筆者認為這是傳播要素中，通道差異造成的，由於串流音樂平臺興起，演算法使得分眾愈趨明確。

創作與溝通的關係

她在談內在溝通時，提及自己與創作的關係。在創作《水逆》之前，認為語種轉換創作的必要性是需要論述的，而在讀了吳明益作品《苦雨之地》中〈人如何學會語言〉章節後，才確知自己創作的脈絡，因為這整張專輯主要聚焦的，是和語言（台語）溝通的過程。這一點正是創作過程中，創作者主體藉由音樂展現的一種方式。

然而創作與溝通的關係，必然與社會共鳴，並與閱聽眾有所關聯。因此，在傳播過程中，閱聽眾與作品的關係，也會影響傳播（作品）產生的效果。如同接收分析理論中將閱聽眾的主動形象提升，也同時認同文本會和閱聽眾的關係。講者提及創作到此刻已不再只是抒發，而是統整與概念化，這所謂的統整與概念化，即是在創作過程中，把溝通當成核心，並與社會產生共鳴。

藝人，作為一種身分的標籤，正是將自己商品化的過程。講者認為正面看待這個過程，能夠幫助創作者找到將自己商品化的脈絡，以完整的企劃，包含宣傳、視覺、文案等各個節點，連同音樂而成為一個完整的作品。這樣閱聽眾凝視的效果，使得創作者試著對焦商業利益，並藉由這樣與閱聽眾溝通的過程，獲得閱聽眾回饋，進而理解作為藝人和創作者兩者角色之間的互動關係。也是因為這樣，意識到了標籤的存在，以及符號選擇的動機。

溝通過程的標籤與符號

《金黃色的種子》講唱會尾聲，鄭宜農談及標籤、身份、認同與做自己。她說有些標籤無法去除，也因此就接受各種標籤，並且能讓符號掛在身上，而認為這是容易適應環境的個性造成的，因為她是溫和且理性的人。標籤的撕貼或許都有其不同意義，撕貼的過程與方式有需要探討，這是因為任何詞彙在各種時代的不同脈絡中，實際有不同的傳播情境需要思考。

創作者在表演的過程中，因為藝人的標籤，有了商品化的過程，儘管有創作者思維中的核心概念希望傳遞，但卻為了和閱聽眾產生關係，進行整合與行銷，因此有了符號選擇與行為。這是講者在本次講唱會中最希望傳遞的。她說，時常有人為了做自己，開始去想如何做自己，將自己商品化賺取商業利益，也因為帶來流量，有愈來愈多的人開始「選擇」做自己，「選擇」符號。

然而，如果發現自己並不是真的做自己，又會如何呢？鄭宜農認為，如果自我就是這麼複雜，而面對的世界也是這麼複雜，自己能不能確立角色是困惑的，但因為在乎，所以努力去找到，這整個過程正是一種屬於她的做自己。這個概念也是本篇文章試著談論的，什麼是創作的本質？如果創作的目的是賺取流量，獲得利益，那藉由創作的溝通本質即是標籤與符號的過程；如果創作的目的是找自己，那藉由創作的溝通本質即是「溝通」的過程。

溝通本質即是溝通過程

這場講唱會，鄭宜農說她最想談的即是關於角色，那些原生、後天與成長過後的選擇，因為她發現自己不小心就寫出療癒的歌，是個性，也就成為這樣的創作者。並談及大家在爭執時會發現，觀點本來就是共存的，這樣議題才能完整，才有前進的可能，這就回到我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在乎但我有我溫和的講話方式。

在筆者聽完整場講唱會後發現，這是一場以溝通談溝通的演出，鄭宜農用「創作談溝通」的這個議題，在不同校園巡迴中「表演溝通」，並鼓勵閱聽眾在這之後在社群平臺上，以訊息方式給予回饋，使得溝通得以延續。溝通本質即是溝通本身，是反思這場講唱會時最重要的獲得。過去研究創作時，總認為創作是溝通的方式，目的是產生共鳴，給予共同性，作品本身會與閱聽眾產生關聯，進而也會理解創作過程中，閱聽眾的回饋會緩慢地影響創作者自己，這是目標，也是所謂的溝通，也因為太在意這些目標與獲得，忘了溝通的本質其實是溝通過程。

這次從90分鐘在臺藝《金黃色的種子》講唱會中，看見了一場「溝通」演出，那是時間性的，因為緩慢而且需要延續的，那也是空間性的，因為溝通的兩造，傳播者與接收者需要待在同個場域，那是標籤與符號的，因為溝通有內容。這些看得見的，而且實體存在的傳播要素，讓溝通得以具體化，進而理解原來溝通的本質並非任何目標，就是溝通的過程，或許複雜，卻是一種前進的動能。

參考資料

（1）翁秀琪（1992）。《大衆傳播理論與實證》。台北：三民。

（2）Dahlgren, Peter (1988).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Viewer's Plural Sense-Making of TV New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10(3): 285-301.

（3）Morley, David (1980).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Structure and Decoding. London: B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