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人類學家保羅‧法默（Paul Farmer）今年二月在睡夢中離開人世。這位被《時代雜誌》稱作「改寫醫學的人類學家」，也拓展了醫療人類學的全球視野。從上個世紀以來，人類學中的醫學凝視，大抵從民俗醫學、文化與症狀，在九零年代逐漸轉向人的社會性受苦與對當代醫療的批判，而法默更將健康議題聚焦在全球發展的脈絡下，導致醫療不平等的分配正義與結構暴力下來理解。然而除了理論之外，法默之所以受到高度的肯定，必然是因為他持續不懈的行動。

巴特勒的《戰爭的框架》這樣說到：「他們要求國家保護他們，但使其必須尋求保護的，正是這個國家。讓民族國家保護而免受暴力侵犯，就如同暴露於民族國家所掌控的暴力之下。因此，奢望民族國家保護他們免於暴力，正是交換了兩種潛在的暴力。」烏克蘭的鴉片類藥物成癮者在戰爭開始前已處於這樣的困境中，在戰爭中更是如此，這是隱蔽於各種戰爭傷亡流離數據之下最深沈無奈的悲歌。

當「戰爭」這樣的疾病隱喻，再度被放置到公衛政策的核心; 當地方政府，城市，或是國家，這些疆界的守門員，無視碎裂化的「移動」作為當代中國，以至於是當代世界基本生存與勞動現實，這樣的狀態，卻汲汲營營於發動一場「防疫戰爭」; 此一致命的錯估，是在這個相互連結的全球網絡上，展開一場「非戰之戰」。本週，謝一誼老師帶領我們了解在市場經濟當頭的中國生病，是怎樣一回事；人類學家正在重新思索這一場新冠狀病毒防疫的非戰之戰，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