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遠布農族遺骸爭議，在近日的協調會上有了正面的發展。根據2008年的紀錄，台大醫學院解剖科藏有約1,580具/件人體遺骸，其中207具/件來自原住民族中的五個族群，120具/件得來自兩個平埔族群，其他多數為福佬人，亦有客家人的遺骸。或許我們可以試著把眼光由當前的爭議拉寬放遠，去探問遺骸主人如何死亡，遺骸何以被挖掘，而有機會一窺知識、國家、歷史與地方記憶間的關聯。

人種學/體質人類學的網絡－歐洲、日本、台北帝大與其他醫學院與博物館

台大醫學院解剖科所收藏的骨骸主要來自台北帝大醫學部。醫學部於1936年成立後，便聘任金關丈夫擔任解剖學第二講座的教授，負責解剖學的教學，並從事台灣各族群的「人類學」研究，其中人體測量的方法，對象包含活著的人與亡者遺骸。

金關丈夫帶領的研究方向，在日本與德國體系都稱為「人類學」，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體質人類學。在同一體制下，則以民族學來指稱社會/文化人類學。二次大戰前的體質人類學研究，以人體特定部位的測量建立指數，作為種族分類的參考，愈多不同「人種」的測量數據，有助於建立對特定「人種」的認識，並釐清其間的關係。此時的「人種」研究，由於人種分類過於簡化等問題，後世的學界甚至提出「科學的種族主義」的評論。

這一研究方向，並非台灣所特有，當時台灣學界不只是參考如慕尼黑大學體質人類學家Rudolf Martin發展出的判定骨骼性別及年齡的方法，Martin的研究室據傳也收藏有近70個基隆福佬人的頭骨。歐洲，日本的學術機構/博物館也零星收有來自台灣的頭骨，過程幾經轉贈、買賣，顯示出它在當時學術意義上的珍稀性，從而窺見當時軍人、醫生與解剖學家及收藏家間的政經及人際的網絡。

台灣體質人類學的發展與擴張，從人際網絡來看也體現了這樣的性質。台北帝大改制後，金關丈夫留用至1949年，他的同事中有教授繼續留在台大，也有人去他地，創辦醫學院解剖科，並發展體質人類學，延續了金關丈夫的研究方向與方法，也因而收集亡者的骨骸。在這研究傳統下，團隊的成果豐碩，也曾被邀至第八屆「世界人類學學會年會」發表演說。不過隨著新的研究視野與方法的引入，過去重視測量的人種學/體質人類學研究方式便逐漸淡出舞台。

城市擴張中的「廢棄墓地」/「無緣墓地」的整理

在近年火葬取代土葬之前，土葬的用地來源與規範一直是政府治理的難題之一。人口增加，城市向原先人煙稀少處（包括墓地）擴展，導致需要整理墓地以騰作他用。比如在1936年，金關開始台北帝大生涯的同年，嘉義市發展的過程中，拆遷了東區的墓地後，設置了學校，公園等公共設施。

金關丈夫於到任後積極尋求亡者的骨骸，多數便是透過挖掘廢棄墓地而取得。金關所收集的福佬人、客家人及平埔族群骨骸，來自西部的基隆、松山、烏牛欄、彰化、員林、西螺、太保、水上、長治與竹南等地的「廢棄墓地」或「無緣墓地」（無主墳）。雖然解剖學教室的出版物中並未述及開挖墳骨的脈絡，金關的挖掘活動可能與城市擴張過程中的「整理墓地」工作相呼應。

當進行公共工程需要挖動墳墓時，漢人一般會以萬善堂或有應公祠一類的陰廟安置無主骨骸並定期祭祀。嘉義市東區被拆遷的一萬多座墳，則由政府及各姓宗親會出錢，修建了一座納骨塔，留下了崇靈堂碑記記述。顯示官方主導的墓地拆遷，也以納骨塔的方式安置骨骸。但在一些我們尚不明瞭的情況下，金關團隊在挖掘墳墓後，得以將骨骸帶回到解剖科作為研究資料。

武裝鎮壓下幾經易手的骨骸

雖然金關曾表示台大解剖學研究室內所有種族的骨骼都是墳墓骨，但在金關到任之前，已經有醫生、警察、甚至人類學者開始收集台灣不同族群的人體骨骼，幾經輾轉，有些進入台大醫學院。

台大解剖科的部分骨骼承繼自創立於1899年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收藏。此校歷經數次改名改制後，於1936年併入台北帝大，改制為附屬醫學專門部。醫學校職員中，於1904-1909年間任職病理學/解剖學教授的今裕就極為主動的尋找人骨。爬梳已出版的論文，可以由幾個例子，看出20世紀初社會氣氛與醫學校官方/學校/醫學的位階。

在足立文太郎1907年的文章中，可知有數位南澳群、馬武督群泰雅族人與七腳川社人，直接或間接亡於軍隊鎮壓行動，亦有因未知原因被殺者，被今裕得知其埋葬地點後自行前往挖掘取走骨骸。有一位在台北醫學校附屬台北病院因結核病死亡的大嵙崁群泰雅族人，甚至遭今裕在病理解剖後製成骨骸標本。上述例子應發生在1904-1906年間，今裕留學德國之前。今裕為什麼會知道哪裡有人死亡？為何知道亡者埋身之所？文獻中並沒有紀錄，推測是透過日本軍方/警察而得知。

解剖科與官方/警察的合作關係，略可以由霧社事件中亡者遺骸的入藏過程摸索。金關於1936年4月開始帝大的職務，7月便至霧社發掘歿於1931年4月第二次霧社事件的亡者。據說當時是由霧社駐在所的警察協助將挖掘出的骨骸寄給金關。當地警察接著也將陸續發現的1930年5月霧社事件的亡者骨骸，一併寄給解剖科。甚至霧社事件後病故於埔里警察所的兩位族人，其遺體之後也被挖掘寄送。

骨骸的新課題

馬遠後人猶有人記得當年挖掘的過程，霧社後人也有著對當年遺骸外流的記憶，除了這些少數鮮明的例子，幾個取得超過百具遺骸的地方還留有對大規模墓塚的印象嗎？是戰爭？還是疫病？地方對金關團隊取骨曾感到困惑，或造成傷痛或困擾嗎？是我們對祖先的記憶出現了缺口，還是我們所知的歷史僅是倖存者的版本呢？地方是否以其他、隱晦的形式保留了關於墓葬與挖掘的歷史記憶？醫學院解剖科所藏的1,580具/件人體遺骸，遍及閩客原各台灣族群以及琉球與海南島，在倫理之外，或許帶來更多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死亡與地方記憶，如殖民與傷痛。

近代醫學教育建立後，醫學校便有大體解剖課程，早期雖不如今天對「大體老師」的尊重，但總督府醫學校也曾在1902至1926年間舉行三次祭典，安慰在醫學人才養成上奉獻的1,064位亡者。多年後的21世紀，相關研究單位也許可以重新思索，如何安慰生者，與生者和解。

今年6月初，兩個澳洲博物館同意將收藏的愛努人骨骸歸還給所屬社群。愛努人訴求返還先人遺骨已有一段時間，雖不乏波折，但已然有所進展。啟發自愛努人的努力，琉球人也於6月5日成立「琉球民族遺骨返還研究會」，訴求返還流落各學術機構的琉球人骨骸，其中也包含台大所藏的數十具/個。僅僅參考我們週邊熟悉的地方，不須回溯到西方幾個經典的例子，已可知解剖學/人種學在二次大戰前的人骨需求與當前返還的訴求都是跨區域的時代議題，而人骨遺骸是我們當前的歷史課題，讓我們一起來正視並追索先人所給予的線索吧！

編按：本文刪節版刊登於聯合報論壇，此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