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年輕」、「青春期」因具備生物特性常被「自然化」，使人忽略這些概念常由特定的社會文化力量創造，並成為一組具有權力差異的社會範疇。青年象徵著新與希望，在許多社會脈絡快速轉變的國家（如後社會主義國家），青年的形象常成為替特定政治經濟安排合理化的符號；反帝國主義、去殖民的國家建立計畫（nation-building project）也常與青年符號牢牢相繫。本期的「人類學專題」將主題設定為「青年」，藉著這一期所收錄的幾篇文章，來談當青年成為各個社會的主要行動者之際，人類學的視角可以如何「接近」青年。本期一開始在邀稿時，就打算「從青年看青年」。供稿的幾位作者都很年輕，他們既是分析者也是報導人，當他們以青年的視角去談青年現象時，一方面能讓大家看見不同的社會脈絡下青年各自的面貌與聲音，另方面則呼應晚近人類學中青年研究的時間翻轉—以往強調傳承、延續與創新，現在更多是斷裂、開放、停滯甚至倒退。希望透過民族誌的並置，來把一種新的時間感談出來。

人類學對於青年的關注由來已久，也留下許多有影響力的著作，其中又以青春做為生命階段的研究最受關注，與文化研究的青年次文化分庭抗禮。但這兩個典範至今都經受許多批評與反省，也在面對與回應當代社會現象之際逐漸沈寂或另闢蹊徑。人類學界晚近興起一波研究青年的熱潮。一方面視青年處境反映了新自由主義的病徵---不穩定成為常態、不平等加劇、無力感、矛盾、衝突與失去未來。另方面，學者們也試圖透過青年來捕捉社會變遷的軌跡與窺見社會未來的發展。全球化下，多數人類學者已經意識到追問現象背後的動力機制時，流動和不確定的圖像，可能要比秩序、穩定性和系統性要來的重要許多，即使看似無序、紛雜、零散的流動性與不確定性，其背後的關係並非隨機、無意義或偶然。該以何種方法來捕捉、釐清與回答不同的流動聚集為特定事件和社會形式時彼此之間的關係呢？Deborah Durham與Jennifer Cole等人類學者重新思考生命歷程，試圖透過研究青年來看見「全球化的時間面向」。

青年該如何定義？過往人類學家傾向把青年看做一個生命階段、一個年齡群體或是社會組織，這某種程度都讓青年作為一個研究對象清晰可辨，研究者也較容易掌握一個具普遍意義、可以跨文化比較的議題。相較於這樣的定義方式，Durham則高度強調青年範疇的「情境性」（situatedness），她提出一個「轉代詞」（shifter）的概念來定義青年，認為其大部分含義都來自於實際使用的情境，青年的指稱因而無法在其被使用之前就先確定其含意。每個文化脈絡下的「青年」—作為社會和文化範疇—都是透過文化、歷史、經濟和政治的互動介面，在多個生活世界中進行調解之後，動態的被產生（Durham 2000; Durham 2004）。類似的，Cole（2005）也大聲疾呼，全球化後，再把過去人類學研究青年的概念與成果直接導入新的歷史階段將非常危險，我們應該正視並對之進行反思。在研究中夾帶發展模式、順時的年齡階段、青年過度到成年等等的假設，都應該被揚棄。Cole因而主張當代人類學對青年的研究焦點應放在了解新的「人」之上 – 即新型青年如何在新的脈絡中浮現。

在這一期中，我把收錄的文章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青年與未來」，第二部分「再探青年次文化」，第三部分則是「青年在文化傳承與創新之間」。「青年與未來」裡的文章包括文君談在香港變局之下移民二代青年的成長經驗、振瀚談西安回坊青年如何看待回坊這個地方並計畫自身未來、乃文談原住民青年陣線的青年在該人生階段處於社會結構中的位置與其多重交織的認同，以及孟瑢談泰國不同世代的雲南青年與普吉島旅遊業發展興衰糾纏在一起的未來。幾篇文章都不約而同地顯示當前青年未來的軌跡與路徑遠非以其父母輩建構出的成年圖像為坐標，與其說他們的未來是一種「過度」（transit）到成年世界的線性發展，不如說是在各自面對與解讀當前世界，並對自身處境進行深刻反思後的結果。過去生命階段論的「過度模式」因而再也無法解釋青年的成長路徑，我們必須以青年為中心，看被置放在「歷史接合點」（conjuncture）的青年如何去協商歷史的延續或改變，如何面對並非他們建構起的當下世界而試圖在其中安置自身認同與生命；青年對世界的自我定位向我們揭露了新的個體與社會關係，暴露那些瀕臨危機的社會權力的分配圖像；進一步，我們在其中看到新的社會權力與政治領域正在被青年的未來決定給構築 （Durham 2000）。正如Cole （2005）所言，要理解當前青年的處境，首先我們需要重新概念化青年。其次，新自由主義精神要求更彈性、更易流動並更具企業家精神的個體，政治經濟結構的變遷，必然使過去的學習方式、人觀與對成功的定義無法與大部分青年正在面對的複雜現況相吻合，而使得許多青年在工作、穩定程度與收入上無法滿足這些過往脈絡給出的定義，但同時，社會輿論又傾向忽略這些結構性因素，將之籠統歸因為是個人的失敗或是世代的倒退，以廢、崩、草莓、我世代等稱號冠之。當關乎到自身的未來，抽象的評論或理論模式，對青年們常是十分真實的存在，在揭露政治經濟結構變遷下的個人經驗之際，人類學的研究也不僅只是把青年當成經濟行動者或結構的受害者，同樣重要的是，以了解青年現實（youthful reality）來了解青年未來： 當代青年各自面對的機會與限制是什麼？社會力如何作用？各種關鍵的社會劃分（如文化、移民、階級、族群、性別等）又如何形塑青年的抱負與未來取向？青年常被放置在意識形態相互矛盾但他們又少有掌控力的處境之上，透過民族誌書寫，這幾篇文章都在告訴我們青年會以自己的方式來解讀並定義他們的處境，尋找他們在工作、學習、認同與地方的意義感，並以此來尋求實現未來的可能性----不管是透過與身邊同儕、大人們的連結、透過更廣大的、超越地方空間的網絡世界，或是重新書寫（self-authoring）、定位自身（re-position）。青年現實不見得等同於社會現實，真相似乎朦朧遙遠又迫在眼前，透過反覆解讀謎樣的世界、一次次反思並重新定位自己，青年要去製造未來，而社會整體的未來也同時被暴露、被鬆動、被改變與重新構築。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深具創意的「反抗」（resistance）之外，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策略也越來越多呈現出「韌性」（resilience）與「重塑」（re-working）的特質。

第二部分的「再探青年次文化」講述了各地的青年次文化，崇浩的文章談台灣青年透過文創、製造可愛來參與、親近青年曾經少有發言權的傳統信仰，婷婷的文章講打工換宿如何又為何成為台灣年輕人的通過儀式，芬妮作為當代中國年輕人，透過他與農民工「異端教主」殺馬特青年的交會與對談，來反思「自我」概念在當代中國的發展，而浩慈的文章則談香港「農民加文青」的農青，如何透過返鄉務農來進行一場生活實驗。「青年次文化」曾是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對於青年進行研究的主要切入點，比起人類學的青年研究更有能見度。美國傳統透過青年文化實踐，去檢視偏差的概念，並試圖理解青年文化實踐的社會後果，英國傳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分析以及後結構的語意分析，聚焦研究高度能見的、可識別的工人階級的青年的認同。這不但為文化研究提供了基礎，也深刻了影響了其後青年研究的進行方式。人類學的青年研究的特點是其把注意力放在青年人的能動性上，更關注略複雜且分歧的大多數年輕人所經歷的處境，以及青年整體的文化實踐，而不僅僅只是奇景般的青年次文化而已 （Bucholtz 2002) 。青年次文化是要顯示並回應社會問題。這部分的幾篇文章都對於青年次文化採取一個超越階級觀點的立場與視角來進行分析，對我們展現青年認同與風格如何在新的文化（如可愛、小幫手、風格與農青）形成過程中浮現。有別於過往認同研究強調的親屬、種族 …，青年的認同更多是在選擇的基礎上的self-fashioning、self-expressing，這些自我表述在不同的脈絡之下，不斷的透過青年的日常文化實踐與給定的（given）的身份進行協商。而透過青年來看文化，文化也遠非靜態的、僅僅只是「傳承」或被「階級」決定的。文化是被生產出來的，被特定的文化行動者給生產出來的。觀察青年文化，因而可以觀察到文化生產的過程。

第三部分「青年在傳承與創新」之間，兩篇文章都涉及原住民青年，以及他們在傳承之中的創新。這個部分我們有韻芳的文章講述原專班的學生用他們所理解、想像的「傳統」工法聯手完成涼亭的過程，這並非某族傳統典型的建築，也沒有邀請部落族人來現場搭建或指導，它既是文化傳承，又是青年實踐夢想的歷程。韻芳以「製造夢想的異托邦」來描述這種在既傳承又創新間所開啟的空間，而不同於現代教育的傳統的學習模式正是其中的關鍵。靖修的文章探討卑南族青年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和文化復振的經驗，青年返鄉帶給社區活動、創造力與執行力，當社區發展和文化傳承不再是「外於」青年的實踐，而是社區青年的日常時，青年們就產生了許多新的發想與行動，而非僅僅只是被動的參與而已。

簡言之，人類學的青年研究對青年有了全新的定義與定位之後，也開啟了新的研究議題。過往人類學研究青年時，主要聚焦在年齡群體、年齡組織、入會儀式、成年禮、社會化過程、社會成熟、過度與整合等議題上，現在人類學家研究青年，則更關注「創造」出青年這個文化/社會範疇的脈絡與情境，如體制（國家的補助機制、學校）、論述（文化期待、代際關係，年齡的政治化與道德化）與技術（年輕人可以拿來self-making、self-fashioning、self-stylisation的技術，包括消費、新媒體）等，還有三者之間交互構成並開啟的政治空間、歸屬感與成員資格及能動性。本輯的青年研究雖不能涵蓋晚近人類學青年研究所有的範疇，但也初步的將一些新的研究可能性介紹給大家。不管研究取向的新與舊、關注的議題如何改變，人類學家的視角永遠敏銳且犀利的道出：年齡不只是一個生物與心理現象，社會與文化會利用年齡去結構社會組織、分配權力、責任與義務、奠定價值，規定個體如何面向他人/社會。除此之外，人類學家更強調，在年齡政治裡，又總存在曖昧、衝突與矛盾的空間，這使得個體（常是青年）得以找到鬆動社會結構的縫隙，與權力重新協商，並滋生新的可能性。

※本文轉載自《人類學視界》第28期「青年專題」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