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慵懶的革命

巴西熱帶主義音樂運動中的國家認同與青年文化

202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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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文字：趙恩潔
攝影：Saige Prime、Philharmonie Luxemburgo、Gui Jorge
原刊載於《表演藝術》焦點專題：「觀點的移動，理解的可能──2024 秋天藝術節專題（一）」（官網限定報導 2024/11/15）（原文網址）

1967年6月25日，披頭四（the Beattles）在人類透過4支衛星破天荒同步能讓4億人收看直播的特別節目「Our World」中高唱〈All You Need is Love〉，時值第3次以阿戰爭。1985年7月13日，皇后樂團（Queen）在英國人為衣索比亞饑荒募款的拯救生命演唱會（Live Aid）現身。當皇后樂團的〈Bohemian Rhapsody〉大唱「媽媽！⋯⋯有時候我真希望我從來沒有被生出來！」之時，他們的風采甚至一度掩蓋了巴布．狄倫（Bob Dylan）與大衛．鮑伊（David Bowie）的光芒。

以上的人類共同記憶都非常的北方，而且男方。彷彿北方的男人們是愛與正義的代表，拯救著落後、饑餓、野蠻的南方。令人悲傷的是，演唱會愈辦愈多，當時的非洲卻似乎愈來愈窮。或許作為全體人類的一分子，我們更應該想起的是1970年因為沒去成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而寫了〈Woodstock〉這首歌的瓊妮．蜜雪兒（Joni Mitchell——可惜人們總愛說她是男版巴布．狄倫），或是巴布．馬利（Bob Marley）在1978年讓互鬥許久的兩個政黨兼黑幫的頭「表演」出握手言和的One Love Peace音樂會。

甚至，我們應該再往南方一點，來到巴西，遇見 Bossa Nova 的起源。如今一般人以為是在頭等艙、爵士酒吧或熱帶島嶼假日飯店上放送的懶洋洋歌曲，其實在1950年代末期是極具革命性的音樂運動。表面上聽起來舒緩放鬆，簡直像任何廉價的情歌。但其實不論就樂理層次或文化層次，它都無比稀有與珍貴，尤其在那萌發的時刻。

吉貝托．吉爾演出現場。（Gilberto Gil 提供）

去正式、反文化──Bossa 掀起的巴西音樂文化革命

樂理上，若仔細研究 Bossa 當中和弦的變換，以及人聲與伴奏相互交錯的切分音，會發現那蘊藏著非常複雜的結構。文化上，Bossa 的系譜廣袤而精深：19世紀末形成的森巴、非裔美國人的爵士樂及搖滾樂、巴西東北部 Bahia 地區在地化的加勒比海化非洲音樂，全部都可以在 Bossa 中找到棲身之地。差別在於 Bossa 將原本這些「可跳舞的巴西音樂」，變成了「必須專注聆聽」的音樂。

還有一個重點，使得 Bossa 成為一種革命，那就是除了這些「傳統音樂」之外，在足以登上大雅之堂的「正式音樂」領域中，一直到 Bossa 在50年代末期出現之前，聲樂那種飽滿圓潤的唱法，才被視為是「會唱歌」的腔調。與此相對，Bossa 掀起的巴西音樂文化革命，卻是極度清新，簡直為世界帶來了一種全新的音樂類型。非洲的樂鼓和阿哥哥（Agogô）的節奏放慢10倍、森巴節奏變成獨奏吉他，而詞曲樂者在腦海中想著海洋、船隻與青春肉體，用一種剛起床不久的嗓音來唱歌。管絃樂伴奏再見，腹式呼吸飽滿唱腔掰掰。就讓我們輕輕吟唱，甚至走音都好。就是要那麼地「去正式」。就是要那麼地「反文化」。

輕聲吟唱，Bossa 最早的代表性人物喬安．吉貝托（João Gilberto）就是如此。他聲音小又懂走音，一把吉他就可以浪跡天涯。傳說中他可以一整天只彈一個和弦，試試幾10種彈奏效果。錄音時，吉他單獨一支麥克風，音量與人聲相同。他的第一張專輯，1959年《Chega De Saudade》風靡了全巴西。他唱的〈Desafinado〉版本至今仍然是不斷被翻唱再翻唱的經典。這首歌的曲調由 Bossa 第一作曲家 Jobim 所做，歌詞由音樂家 Newton Mendonça 所寫，歌名就叫做「走音」。

我的反音樂行為

Meu comportamento de anti musical

我自己在說謊，我必須爭辯

Eu mesmo mentindo, devo argumentar

這就是巴薩諾瓦

Que isto é bossa nova

這很自然

Que isto é muito natural

……

你和你的音樂忘記了最重要的事情

Você com a sua música esqueceu o principal

那在胸口的走音

Que no peito dos desafinados

在胸口深處無聲地跳動

No fundo do peito bate calado

走音者的胸膛裡也有一顆跳動的心

No peito dos desafinados também bate um coração

沒錯，喬安．吉貝托的背後有一位強大的作曲家，那就是上述提及的 Jobim。Jobim是史上最有影響力的 Bossa Nova 創作者。在創作出舉世聞名的作品以前，他也大量地學習過古典音樂。他的音樂涵養屬於國際型，同時深諳巴西的豐富文化。他的 Bossa 暖暖地影響著美國爵士樂，從當時的美國巨星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超愛他就可看出端倪。他譜曲的〈伊帕內瑪的女孩The Gril From Ipanema〉至今仍僅次於披頭四〈Yesterday〉是歷史上被灌製最多次的流行歌曲。而最早被唱紅的1964年英文版本，就是巴西前文化部長吉貝托．吉爾（Gilberto Gil）的前妻 Astrud Gilberto 所唱。事實上，Bossa 令全球陶醉的程度，已經跨越了語言的藩籬。就算聽不懂歌詞，人們就是喜歡 Bossa。比如，〈Mas que nada〉就是這樣一首轟動全球的歌曲，音樂開關一切下去就人人可以哼唱，幾乎變成世界通用語。

當 Bossa 成為青年運動，熱帶主義隨音樂傳播興起

當然，只是樂風不同、唱腔不同，似乎還不足以說 Bossa Nova 是一種青年運動。顯然，1964年是一個重要轉折。即使有著50年代首都巴西利亞（Brasília）的興建與全國樂觀的現代主義，左傾但虛弱的政府仍無法抵抗1964年對左翼政治反彈而興起的右派軍事政府。在政變過後，所有創意與創作遭到封殺禁止，藝術家與創作者們則不得不進一步思考自身和政治運動中的關係。

隨著軍事統治的來臨，巴西政府在大眾媒體技術上投入了大量資金，為的是控制人民。

在什麼東西都會被審查的情況下，創作者規避審查的招式也日漸高明。那是一種以走音為榮且跟美國 R&B 完全平行宇宙的音樂世界。1967年吉貝托．吉爾聯手卡耶塔諾．費洛索（Caetano Veloso）在 TV Record 節目上引進一種新型態的音樂，將 Bossa、爵士、美國搖滾樂、巴西各種傳統音樂的樂器以電音炫技的實驗方式結合起來。他們的音樂開始傳播，很快在主流媒體中被稱為「熱帶主義」（Tropicalismo，或稱Tropicália）。這個運動相當於在威權政治中重新定義巴西文化認同的青年運動，也是一種「反文化運動」。除了上述兩位大將之外，蓋兒．柯絲塔（Gal Costa）悠揚的嗓音、完全不輸給紐約地下絲絨樂團（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迷幻搖滾樂團「變種人」（Os Mutante），也是這場運動中的焦點人物。她們的音樂顛覆了「世界音樂」的刻板地位，徹底違反「不插電」的素樸演奏，把濃情蜜意或頹廢任性發揮到極致。熱帶主義的音樂變得難以定義，有時靜謐陶醉，有時熱鬧到彷彿置身非洲樂鼓的儀式現場，而且是「有插電」的非洲音樂。這些音樂重現了1928年出現的「食人運動宣言」（The Anthropophagic Manifesto），其中的吃人，指的是把各種文化元素全部吞下肚，變成自身肉體的一部分，同時頑固地玩弄自身被定義為「野蠻」的意象：沒錯，我就是「野蠻人」、我還會「吃人」，你能拿我怎麼辦？換言之，熱帶主義運動本質上同時是諷刺的、反骨的、混雜的、鄉愁的，反威權以及反殖民的。

吉貝托．吉爾演出現場。（Philharmonie Luxemburgo 攝）

吉貝托．吉爾演出現場。（Gilberto Gil 提供）

音樂即政治：偷渡社會運動的音樂會現場

樂如其名。「熱帶主義」一詞充滿繁複系譜與內在張力。運動的名稱起源於費洛索的作品〈Tropicália〉，而該作品的靈感又取自視覺藝術家 Hélio Oiticica 的一個裝置藝術作品，他在作品中諷刺了巴西作為色彩繽紛的熱帶天堂的意象。由於這個詞本身是借用自1500年葡萄牙貴族航海家 Pêro Vaz de Caminha 寫給葡萄牙國王的信中，對巴西這個「被發現」的熱帶天堂意象，因此它也蘊藏了反殖民的力道。

這類「掉書袋」的命名政治，在熱帶主義運動成員中很常見。比如1968年發行的熱帶主義專輯名稱《Tropicália ou Panis et Circencis》，就是刻意的拼錯，原本應該是拉丁語：panem et circenses，意思是「麵包和馬戲」，或說政府向人民略施小惠的愚民政策。刻意拼錯，無疑是為了進行政治批判的同時，又規避審查。

隨著熱帶主義運動興起，1967到68年間，軍政府時代下的巴西街頭開始冒出各種「偷渡政治」的演唱會。這些演場會，與其說是嘉年華盛會，不如說那是當時軍事政府底下唯一一種可行的公民聚會模式。當時的音樂會集會其實就是社會運動抗爭現場。參加演場會就是一種政治宣示。音樂就是政治。

在琳琅滿目的演唱會中，什麼政治色彩與光譜的人都有。從左派到右派，從愛國派到抗爭派，不一而足。在這些熱鬧卻平和的演唱會大亂鬥之中，費洛索與吉爾被最左翼的人們批評「過於布爾喬亞」，又被最右翼的人批評「不夠傳統」。其實，他們本質上是深刻了解巴西音樂，但同時也是不折不扣的世界主義者。他們既擁抱美國文化，又珍惜自身傳統，同時挑戰了左派與右派的單一思維。他們的影響力也十分巨大，巨大到引來當局的忌憚。終於，在12月時，他們被當局逮補囚禁，之後流亡倫敦。有趣的是，當局允許他們在流亡前，先辦些演場會「存錢」買機票，籌備流亡基金。

諷刺的是，這場從1958年 Bossa 風潮開始到1968的熱帶主義音樂會的10年革命與革命「失敗」後的流亡，正好讓吉貝托．吉爾這樣的世界主義音樂人，徹底有機會在歐美的國際舞台施展手腳。到1972年吉爾返國前這3年，他已經在倫敦看過齊柏林飛船（Led Zeppelin）、Pink Floyd、The Who 及滾石樂隊（The Rolling Stones）的現場演唱會。同時，拜倫敦的非裔後代社群之賜，這也是吉爾第一次接觸到加勒比海的雷鬼音樂。等到日後他回到巴西，錄製了〈No Woman No Cry〉的葡萄牙語版本，吉爾的音樂再次席捲了全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