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於1987年進入解嚴階段，當時我剛好進入國中三年級，埋頭苦讀不問世事。升高一後，「民主、自由、科學、共同體」等名詞頻繁地在我的高中和大學生活發揮影響力。解嚴的管制鬆綁，帶動社會及政治經濟巨幅變遷，也帶來對發展前景不確定的憂慮。很慶幸在震盪中解/重構台灣本土意識、願景與認同之際，我就讀的是人類學，這門長年注力農村社會、少數族群文化的學科，在關鍵時刻能為世所用。

1990年代初期，台大人類學系的大學長陳其南在擔任前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委期間推動社區營造政策後，台灣各地的文史調查工作萌芽，經過三十年的開枝散葉，如今已凝結成地方學的果實。

我認為地方學的性質如地方行政機構，麻雀雖小(指地理範疇)五臟俱全(行政功能)，其所構成的研究知識便如人類學全貌觀，是跨領域交織搭建的成果。以地方為主體進行人口/社會、政治經濟、產業發展、健康福祉、文化與族群教育等研究，不時會遇到跨單位的政策交錯影響，所以，蒐集場域資料時，需打破學科藩籬廣泛閱讀。

舉我這幾年投入南投縣地方產業/風土經濟研究(紅茶、青梅、鹿茸、咖啡、餐飲)為例，論述產業文化與發展脈絡時，會先從自然環境與資源利用開始鋪陳，接著是族群進入地方的歷史與社會結構，再談生計與市場開拓和中央與地方政策的等影響。雖然質性論述會儘可能考量各種潛在影響因素，達到深入且全面的「厚數據論述(thick description)」水準，但實際情況是，直接尊重各領域專家學者的實踐與研究累積，以團隊合作調查或引用成果公開發表來完成報告撰述，會比自行擴大專業來得迅速。但不論如何，就自身學術養成而言，廣泛閱讀農學、歷史學、社會學、地理學、經濟學、管理學以及人類學其他分支領域等相關撰述依然是基本功夫，不僅有益於找到步調和理念相似的研究夥伴，也能形成自身的地方感與多元視角，雕琢出敏銳的觀察力。

最近三年萌生一種感受，在以農為核心的地方產業研究上，農學與社會經濟學之外，語言可能不僅僅是工具，還有可能是解謎的線索或是調整對地方農業或食材認識精確度的知識形式。

上一篇〈孕育-釀出地方酒香的好鼻師〉中曾談及日本農業學博士中澤亮治(1878-1974，岡山縣士族) 及山田金治(1891-?，東京人)所留下的原住民香草植物、釀酒和族語名稱等資訊，並彙整「酒麴」一詞的語音拼寫，包括閩南語péh-khak、卑南社卑南族pei'ka和大南社東魯凱族ika'k。至於，台東南迴地區的排灣族，如土坂村深山野熊號熊大龍老闆介紹酒麴時便以pika稱之。我不熟悉卑南語和魯凱語，單從閩南語péh-khak到排灣語pika，我們可以知道出現é音變為i的現象。

2024年7月13日於達仁鄉土坂村深山野熊號認識酒麴香草植物

十多年前曾在福岡遇到會講台語的日本人，他告訴我遊歷台灣時，聽不太懂有些地方老家人跟他講的日語。我問他，是台語腔的關係嗎?他懂台語，不認為是用台語腔講日語的關係，所以猜測是不是有可能受到沖繩的影響(沖繩方言與日語標準語落差較大)。我不懂沖繩方言，因此，當時無法解答他的疑問。

直到2022年11月初訪大鳥村時，部落長輩稱我為sinsi，我問大家這是什麼意思?旁人回答說sinsi是老師的意思，從日語借來的。我知道日語的老師是「sensei(先生)」，很明顯地有借用後產生音變，這樣的變化是否有規則呢。這件事情引起我極大的好奇心，感覺曾經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即將露出答案的曙光。

過去沒有留意這樣的問題，主要是1994年~2002年訪問部落時，很少使用原住民語或日語。遇到和原住民長輩語言不通的狀況，通常會由旁邊通曉國語的中壯年家屬，或是協助田野調查的公務人員和國小老師進行轉譯。時隔二十年，台灣的文化福利權意識抬頭，多元語言和使用母語的風潮盛行。意外地，我終於體會到在島內從事田野調查，也需走語言學習的標準流程。

幸運的是，如今有了語言學家及族語教育工作者的協助，我不用自己採語料分析構詞。而且還能透過已出版的排灣語方言詞彙手冊及族語e樂園線上資源，加速學習成果。充實單字量的過程中，發現排灣語單詞有部分夾雜外族語言，除了最大宗的日語之外，還包括法語的肥皂 (sabun)、葡萄牙語的錢(paisu)，還有閩南語的裙(kun)、畚箕(bunki)、鑰匙(susi)、空心菜(ingcay) 、韭菜(kucay)、蒜頭(suana) 、苦瓜(kaukuy) 、香瓜(pangkuy)等，這些都成了我第一波快速記憶的單字群。

語言學家認為南島語群的特色之一，是有為數眾多的子音。鄭仲樺(2016)則以q/k/l等子音是否脫落來區別排灣族的各地方言群。這兩年學習排灣語過程中，發現特定母音可以用來區別排灣語與外族語言，有助於了解外來語的借用情形。

線上參加達仁鄉公所民政課辦理的族語課程時，從族語老師古明哲那兒學到排灣語和日語的發音差異在於，排灣語子音較日語多，母音較日語少。相較於日語的5個母音，排灣語的母音由〔a〕〔i〕〔u〕〔e (ㄜ)〕構成，沒有日語的母音〔o〕和〔e(ㄟ，發音同閩南語音標é)〕。後來在整理外來語字彙中，逐漸摸索出排灣語的世界裡，遇到借字的日語發〔o〕音時，會將其轉以〔u〕音發音，例如李子的日語發音為sumomo，排灣語發音為sumumu(表1)。遇到日語的〔e (ㄟ)〕音時，則會直接脫落或是轉以〔i〕發音，例如péh-khak音變為pika、sensei音變/脫落為sinsi(表2)。

表1：借日語字後的〔o〕音的音變案例

表2：借日語字後的〔e〕音的音變案例

我從事食農研究，特別喜歡記食材的排灣語名，彙整排灣語的日語借字後，有兩個很有趣的發現。其一，非洲大蝸牛的語源有日語和閩南語。蝸牛肉，中文暱稱為「螺肉」或「牛肉」。芭樂人類學最早紀錄蝸牛肉的是台大人類學系羅素玫老師的阿美族飲食紀錄，都蘭部落稱可食蝸牛為Zumuli（祖母綠），至於排灣語稱其為dingding，卑南語和魯凱語則省去鼻音念dindin；兩種不同的發音，語源都可推溯至日本。蝸牛的日語可稱呼為「カタツムリ（kata-tumuri）」或「デンデンムシ（denden -mushi）」。此外，排灣族還有另一種稱呼，屏東力里溪以南的南排灣方言稱蝸牛為luli，語源是閩南語的露螺（lōo-lê），原音同時有〔o〕和〔e〕母音，所以雙雙音變為〔u〕和〔i〕。

表3：「蝸牛」的借字語音變對照

事實上，不論是文獻資料或是地方口傳都清楚描述非洲大蝸牛是外來食物。文獻顯示，非洲大蝸牛於1932-1933年間由日籍醫學研究者自新加坡引入臺灣進行生物研究，遭放養後在民間快速繁殖成了農害。由於，非洲大蝸牛是熱帶陸生蝸牛，因此臺灣南部成了牠最佳繁殖地，以葉菜類的食的蝸牛，穿梭葉菜田間，成了臺灣東部和南部山區的蛋白質來源（邱瑞珍、周根清，1978；蔡奇立、林旭宏，2005）。

2023年5月8日於都蘭部落學習蝸牛料理

第二項發現是，排灣族部分蔬果類食材可能在日治時期傳入部落。野菜是原住民特色餐點的食材，但來源不穩定，特別是南迴地區，若要供作觀光接待時，常需北往太麻里南至草埔等地採買。因此，可以了解居民在葉菜類食物稀少時，又面臨蝸牛大軍侵襲，會多想吃了牠。那麼，有哪些蔬果有可能是引入的呢?從語彙中可以摸索到蛛絲馬跡，例如茄子(nasu)、洋蔥(tamanigi) 、白蘿蔔(taikung) 、番茄(tumutu) 、葡萄(budu) 、蘋果(ringku)、西瓜(suika)、李子(sumumu)、山蕨(warapi)、葛鬱金(katakuri)，都是日語來源。

今年八月在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中，看到日治時期的公學校教科書展示，農作物栽種在公學校和部落教育所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不過，雖能透過語言學習，擁抱發現新大陸的喜悅，諸多細節和農作與食物應用的發展，還是需要持續研究解謎的。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展示之臺灣總督府發行的《公學校農業教科書》

有興趣的讀者，歡迎進一步參考：

鄭仲樺（2016）。方言地理和語言學視角下的排灣族群分類。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9(2)，55-89。

羅素玫，2016年9月19日，「記一個頗有芭樂氣息的展覽：Kamaro’an i ‘Atolan—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土地故事與生命敘事10/1-11/15」。取用日期：2022年12月22日。

羅素玫，2011年4月4日，「人類學家的餐桌蝸牛、野菜與cekiw」。取用日期：2022年12月22日。

邱瑞珍、周根清。（1978）。非洲大蝸牛及其捕食天敵。中華農業研究，27(4):363-371。

蔡奇立、林旭宏（2005）。臺灣中部陸生蝸牛資源之調查。生物科學，48(1):1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