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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民族誌影展]自我的多重性

民族誌影片的性別新主體

作者:趙恩潔

在巴黎的南韓女導演有一個家庭煮夫(her chef-husband and housemaid)與一個導演夢;在巴西Bahia地區,一位荷蘭男同志導演受到Santo Amaro年輕男性與年長女薩滿的啟發;在伊朗鄉村的摩托少女騎士,只希望她能有照駕駛;在葡萄牙有一群長輩,她們重演革命時期的青春劇本。四種截然不同的風格與題材,卻共享廣義的性別平權關懷。它們也清晰地揭露,影像新主體勇於實驗自我的年代,仍在延續。

如果依照美學創新(aesthetic innovation)、電影更徹激進的反身性(radical self-reflexivity)、以及新主體的呈現(new subjectivities on display)三種面向來看,四部片有著不同比例的聚焦。下面的影評,均會爆雷,請讀者自行評估健忘的能力,再往下閱讀。

《紅色性解放》(A Pleasure, Comrades!

1975年,距離里斯本不遠的葡萄牙鄉村。一群來自各地,懷有烏托邦夢想的青年男女,集結到這裡的人民公社,學習過左翼生活。一位葡萄牙女性從德國回來,一位英國少女則懷著「想看革命」的心情來這裡朝聖。只是,其實這是2019年,而兩位都幾乎是阿嬤的年紀了。但她們並非與當年革命毫不相干的演員。相反的,她們是穿越時空,去飾演過去的自己;用老邁的身體,「即興重演」自己曾有過的青春腳本。

紀錄片有著長遠的反身性傳統。在這裏,導演荷西.菲利佩.哥斯達(José Filipe Costa)與演員們也並不介意光明正大地讓觀眾知道,她們正在「刻意重演」過去,且正在過去與現在之間穿梭。比如同住在人民公社裡,平平都心懷革命,但女知青卻必須清洗男知青的衣服與碗盤。這算革命嗎?也許有的人就是比其他人平等。「女孩們」一起洗衣服、邊聊破處經驗是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戲。她們當年曾是對性完全無知的葡萄牙處女。然後,當她們年邁時,卻再次享受一遍,在舞會上青澀地與男人們協商愛情的體驗。

老邁身體演出青春腳本,無疑是搞笑又迷人的身體美學創新。人們的日常對話和滄海桑田後的對談,也直搗日常的反身性。性別平權仍然需要被看見,就在家暴與殺妻頻繁的葡萄牙。處理嚴肅的議題,這卻是一部逗趣且溫暖的電影。

 

《密不透風的身體》(The Body Won’t Close)

巴西東部靠海的省份。來自荷蘭的資深人類學者Mattijs van de Port持續挖掘這個充滿精靈的世界。他被告知,刀槍不入、不動如山的男子氣概,來自身體對於精靈的開放。但如何能讓充滿靈力的精靈進入自身,接著關閉身體呢?關鍵在於坎東布雷(Candomblé)的迎神附身儀式。

坎東布雷是19世紀在巴西發展起來的一種高度混合性的非裔宗教,尤其19世紀在Bahia區域盛行。它是一種豐富的綜攝宗教儀式,汲取了來自西非猶魯巴傳統宗教、豐族(他們曾經建立達和美帝國,19世紀擁有一支著名的全女性軍隊)、班圖傳統宗教、以及葡萄牙殖民者帶來的天主教儀式。 後來,坎東布雷也受到海地的Vodou與其他文化的影響。

在特定靈屋舉行的儀式中,人們唱歌、擊鼓、跳舞,期待眾精靈與神祇的降臨。片中的年輕男性報導人說:如果你想要搶劫,在那之前,你應該要把你的身體關起來。所以,或許這裡有一種剛烈又殘酷的男子氣概,是不可能達到、又驅使著男人必須完成的枷鎖。那與導演在Bahia學習到的開放身體的技藝,似乎是背道而馳的,但同時又都是渴望自由的。當年不敢出櫃的導演,透過坎東布雷,發覺過去自己被鎖在自己的身體裡。丟掉面具,好像就等於開放身體,希望力量進入的邀請。

許多山水詩意的鏡頭,寧靜的音樂與風聲光影,在美學上富有感官性,也搭配了豐富而多愁善感的畫外音。在寧靜與熱鬧之間,開放與閉鎖之間。在又古老又創新的附身儀式裏頭,導演融合了跨域的主體,貫穿的是他對於非典型異性戀身體的反身性。

《伊朗少女的摩托夢想》(Sfumato

偏鄉少女只是為了家計與興趣騎摩托車,卻被叔叔百般刁難。然而父親與村落的伯伯們都覺得這沒什麼問題。一位男性村民對叔叔說:「女孩都在上外太空了,你還在擔心摩托車?」

但最困難的或許是法律的執行,因為沒有相關單位願意發給女性摩托車駕照。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而短短三十分鐘的片長內,我們不太可能知道,其實根據伊朗法律與行政法院的判決,並沒有任何規定可以禁止女性騎摩托車或駕駛任何交通工具。事實上,在都市,中產階級伊朗女性開車不是奇怪的事情,女性計程車司機也大有人在。但摩托車相關的執法,似乎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這並非伊朗的「傳統」。至少在大城市裡,伊朗曾有過相當世俗與「開放」的過去。現今我們看到的女性服裝規定與種種限制,是在1979年革命後才有的。而那場革命,是50年代的民主選舉被英美推翻、70年代石油危機、大規模的示威與罷工、人民不滿英國長期在當地的石油利益與美國地緣政治重新復辟君權後的二十餘年沙王統治下,隨著貧富差距增加,經濟衰退,民心渙散,最後公投後,才誕生的。然後才是我們看到的,女性的生活充滿禁錮的國度。

少女常常用手機觀看世界各地的摩托大賽。女性車手的身影,讓她羨慕不已。她夢想她也可以成為那樣的車手。

導演Amirali Mirderikvand在片中並未現身。故事的互動大多屬於客觀視角,而畫外音則是女主角內心的寫照。新主體的呈現,顯然是為了女性獲得摩托車駕照的權利。但新主體也是新歷史的後果,而非來自不變的傳統。

 

《朴姜雅凜結婚了》(Aerum Married

自傳紀錄片是很多女性導演的新鮮嘗試。當導演自己本身是攝影者、又是被攝者,而且顯然拒絕過往主流的主客分離紀錄片敘事模式,我們可以看到女性把紀錄片的美學更進一步推進到極端日常與極端私密的視閾裡。多重的自我在這種自傳紀錄片裏頭顯露無遺,一個導演,她又是敘事者、又是主要人物、又是剪輯者。她是觀察者,也是被觀察者。她是日常生活中的自己,也是表演給觀眾看的自己,也是編導整個紀錄片的自己。

如果說每個人的自我本來就是多重的,自傳紀錄片或許是呈現這種多重主體性的一種特殊美學形式,甚至能把那樣的多重自我的影音視聽化推到極致。第一人稱紀錄片,翻轉的不只是觀看者與被看者之間的位置,同時也質疑許多白人白領男性導演過去顛覆的不夠徹底的「現身」。有些敷衍的「現身」,只是為了增加一點真實性、人情味、文青感,但Aerum的「現身」,卻從頭到尾都是主題,而且相當濃郁又可親地再現了她的跨國家庭生活空間,包括裡頭的混亂、爭執、和解,以及巴黎的家二度變成可分享遷徙人生與夢想的預約食堂的特殊氛圍。

在巴黎,Aurem是一個韓國人、一個導演、一個妻子,後來也是一個媽媽。她願意自我揭露與紀錄生活的沒有底線,有時候會讓人感到啼笑皆非。片頭曲與片尾曲是同一首歌,唱著這種敢於追夢、又希望擁有微小幸福的生活態度:

       什麼又是所謂的正常家庭?
       它仍然是個謎。
       …
       你跟我,都一樣自私。

影片的美學創新有一大部分來自混亂。亂七八糟的室內擺設,亂七八糟的對話,固定的取景位置但不同客人上門的畫面,甚至也有導演在紀錄片世界獲得肯定的畫面。除此之外,貫穿全片、用以表述心情的動畫製作,以及配樂與歌詞完全以「自己」為主題,這些都讓人相當耳目一新。

如此的反身性應該已經破表了。可能很難再超越這種無聊日常,同時又非比尋常的交織。

當女導演本身也是女主角說自己終於脫離「餵母乳地獄」之時,我們感受到她或許另類,但相當清晰的女權思維。在紀錄片影展大會上,有個男性觀眾大喊:「你丈夫超棒的!」他指的是導演的丈夫為她放下一切,跟著她來到巴黎追求電影夢,然後當起家庭煮夫,扛起大部分育兒的責任。

導演為何要把這段短短的互動剪入呢?我心裡想,這些家務勞動,多少年來,不是只有東亞,連北歐的女性都做的比男性還多。這些家務勞動,女性做的夠多了,有人會當成奇景特別拍攝起來,感謝她們嗎?拍攝成紀錄片後,會在影展上遇到一名女性,得到「哇你太太超讚的,因為我們女性早就不做大部份的家務事了」如此的褒獎嗎?

自傳紀錄片並不是自戀的囈語倩影或是幽默大放送。自傳紀錄片可以非常政治,因為個人的就是政治的,尤其當它牽涉到女權與各種性別、族群之間的平權議題時。導演Aerum繼續挑戰自傳紀錄片的日常混亂尺度,也繼續挑戰女性導演如何結合多媒體、多素材美學的傑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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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恩潔 [iGuava主題專號][2021民族誌影展]自我的多重性:民族誌影片的性別新主體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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