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在巴黎的南韓女導演有一個家庭煮夫（her chef-husband and housemaid）與一個導演夢；在巴西Bahia地區，一位荷蘭男同志導演受到Santo Amaro年輕男性與年長女薩滿的啟發；在伊朗鄉村的摩托少女騎士，只希望她能有照駕駛；在葡萄牙有一群長輩，她們重演革命時期的青春劇本。四種截然不同的風格與題材，卻共享廣義的性別平權關懷。它們也清晰地揭露，影像新主體勇於實驗自我的年代，仍在延續。

面對著發展危機，影像能夠做些什麼？民族誌影片能否捕捉現實，同時乘載希望？「發展為了誰？」裡的影片，不迴避揭露新自由主義下以「發展」為名的政策，往往建立在反民主的程序上，更指出21世紀的掠奪式資本積累，將土地，自然，以及仰賴自然為生計/生命的社群，一起「廉價化」與邊緣化的新局面。

排灣吉他演奏家保卜‧巴督路有一次跟我說，他一直在尋找排灣族的聲音是什麼，我問是鼻笛嗎？不是，他說他要找的不是傳統的聲音。然而在2021民族誌影展「音樂：傳承與創新」單元中，從納瓦荷樂團「我不從眾」重金屬式嘶吼的「侵略性」、壯族山歌在微信通訊中「難以識別」的歌詞、到排灣族歌手包曉娟返鄉後嗓音中的「沙啞」，這些說不定就是保卜在尋找的聲音。

在這五部影片當中，我們看到傳統文化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也看到新科技帶來的可能，兩者並非對立，反而有相輔相成的可能。新科技沒有不好，但往往造成異化與疏離，無法取代傳統文化帶來的認同與意義。當然，傳統文化也有其壓迫的性質，但透過文明的演進，隨著時間步步創新，保留其積極正面的價值是愈來愈可能的。新科技與傳統文化的平衡，或許可以讓我們更加幸福，但這個工作還需要我們更多的努力。

文化的流動與採借出現在一個令人驚訝的情境，穿越國界快速地轉譯到另一個不同的脈絡，並取得新的意義，激起另類的計畫與連結。這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透過紀錄片的拼湊與重建，在當前這種瘟疫災難盛行的年代，觀來特別令人鼓舞欣慰。也許瘟疫阻斷了我們許多人與人接觸的管道、切斷了許多溝通的橋樑，摧毀了許多的家庭與親情，但是不同的文化流徑會繼續被發掘，不同的意義與技術會在不同的社群中被詮釋與應用，只要人們沒有放棄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文化從來不會放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