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原寫作背景為回應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Kristof (紀思道)，他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愈來愈少，「教授們，別躲在象牙塔裡」 （中文、英文）

如果沒有好的公共知識份子，就只是一個可憐的「姜太公釣魚」的知識社群──來談談人類學家做為公共知識份子這件事吧。關鍵是，人類學界充滿了公共知識份子，這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卻常常被忽視。人類學家出現在各種不同形式的媒體：如報章媒體、部落格、地方電台談話性節目。世界各地都有人類學家為社區工作，或者做為社區之間的橋樑。人類學家日常很大一部份的公共工作是在學校，培養下一代的公共知識份子。

但，如果這是真的，為什麼這門學科似乎總是處於缺少公共知識份子的危機？為什麼我們覺得人類學在公共論述中邊緣化？為什麼當紐時專欄作家講到今日世界缺少公共知識分子引爆辯論與回應時，人類學家連提都很少被提到？我有答案：人類學專業知識是以民族誌方法形成的。這意味著，人類學介入公共領域往往以特定民族誌交遇為基礎。研究宗教的人類學家提供關於信仰的見解，研究核武的人類學家提供國家安全的見解，研究生態的人類學家……等。

這有許多嚴重的後果。首先，這意味著人們普遍看不到這些介入背後的「人類學」。即使這個學科累積了許多人類學家共享的理論，我們公共參與的本質往往得先不談這些理論。我們彼此溝通的期刊論文充斥著專業術語，但當我們跟更廣泛的群眾交談時，我們會謹慎地避免使用。這沒什麼錯，但這意味著人們很少看到許多參與公共領域的人類學家背後共享的基本概念和想法。

其次，人類學式的「公共」往往與想像的共同體的報紙專欄作家所想的「公共」很不相同。研究日本的人類學家可能會發現文章發表在日文報紙而非台灣報紙更加重要。在原住民社區工作的人類學者可能會發現在社區會議發言比寫專欄有用。我們的介入往往是特定的、地方的，這並不會減低其「公共性」。事實上，正因這個緣故，這些介入可能更有效；但也因為如此，我們在全國層次較不容易被看見。（編按：本段原本針對美國讀者書寫，在芭樂情境翻譯時略加更動。）

這將我們帶到第三點：在理想世界中，人類學的洞見可能對制定政府政策非常有用；但多數人類學家會建議的政策，恐無法與當前的政治經濟情勢契合。也就是說，事實「不盡人意」，因此主要機關多半不想聽事實。例如，某些專欄作家如果真的讀了性工作者的民族誌，可能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的救娼運動，這麼一來寫文章就礙手礙腳的了（編按：紀思道以此聞名）。還不如堅持當以下這種知識份子：其論述只不過鞏固了人們以常識來理解世界那套，但同時有辦法做得彷彿有實證可支持上述常識。

那麼，我們該怎麼做？──保持冷靜，繼續搞人類學就對了。

本則原以英文書寫： http://savageminds.org/2014/02/20/doing-anthropology-in-public/

翻譯：吳明季、芭樂小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