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紀實犯罪的書寫有相當長久的歷史與演變。文學評論家Jean Murley認為，六〇與七〇年代間，紀實犯罪體裁在美國大眾文化的崛起，除了來自二戰後的犯罪率升高需要新的敘事的支撐，更是因為紀實犯罪是二十世紀除了基督教之外，能給予「邪惡」更明確當代定義的體裁。在八〇年代，犯罪心理學的崛起創造了一個新型的主體——「連續殺人犯」——紀實犯罪的敘事由犯罪現場的呈現漸漸轉為一種「殺人犯的敘事」：謀殺者的人格、心理癖好、成長過程，取代了受害者的敘述，成為故事的核心。

即使犯罪心理的大眾文化，特別是「罪犯側寫」（criminal profiling）這項技術，不斷成為時下影集的熱門題材（比如Netflix的《破案神探 Mindhunter》或是韓劇《訊號Sign》），罪犯側寫是一項未被科學驗證的技術，也將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濃縮成對於精神病患者的他者化，更不用說，被大量側寫與作為媒體題材的幾乎都是白人男性的連續殺人犯：Ed Gein、Charles Manson、Ted Bundy 、Edmund Kemper、Israel Keyes⋯⋯⋯與他們的白人女性受害者。紀實犯罪也是一種「crime porn」 ——將我們的注意力從較為常見的日常犯罪，像是財產犯罪，轉移到較少見卻更加煽動情緒的謀殺案。紀實犯罪改變我們所認知的社會，並且轉移大眾的恐懼，重新書寫「傷痛文化」作為一種可被消費的大種文化。

沒有結局的結尾、沒有真相的事實

即是許多學者強調紀實犯罪經常加強刻板印象與既有的權力結構，我們為何仍是需要這個體裁？除了大眾的情感宣洩，紀實犯罪讓我們能不斷揭示與詮釋國家暴力的多種面貌。畢竟，故事從來不是警察抓到犯人後就結束了，法律的極限只能到罪犯的判決，但結構尚未被改變，對於死亡的恐懼與公權力的懷疑持續蔓延，正義從未完整被伸張。紀實犯罪給予人們一個情緒的空間，去乘載無法被眼下法治改變的暴力。因為在紀實犯罪的體裁中，作為目擊證人的讀者，我們有相對大的權力開啟故事敘述中更多樣的想像。透過紀實犯罪書寫者的敘事，即使有些案件最終成為懸案，讀者也從見證作者汲汲營營的追尋過程，得到除了破案之外的情感療癒。

我不禁想到，當代香港抗爭所遭遇的狀況，或許也能從紀實犯罪的體裁找到新的未完結局，一個中場的詮釋：並不是因為人們不想要知道「真相」，而是關於權力運作的真相，永遠不會是一個全然黑白分明的清楚結果。十五歲的香港少女陳彥霖的死亡懸案，過程曲折離奇，2019年九月她赤裸的屍首浮現海面，陳身為一名游泳健將，對於有可能是溺死而成的意外死因被眾多人質疑。同日，警方宣稱陳為自殺，表示她無受到性侵或他殺傷痕或跡象，因此將她的遺體迅速火化。但因陳曾多次參與反送中示威運動，同時間，香港亦有多起警察被控訴殺害示威者的事件，以上的種種疑點，以及官方的極力掩護消息，使得許多香港民眾自發性地組織弔念活動，並要求陳的學校，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公布她失蹤之前的CCTV畫面。[註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