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中研院社會所謝國雄老師出版了《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一書，將他多年對台灣社會與勞動議題的研究經驗與田野技法詳細爬梳、整理，不僅帶領讀者一窺研究工作的後台，也提供後進學子在學海茫然之際，可以應用、對話、與反思的研究之道。謝國雄的研究以質性見長，深耕田野工作，也曾與學生共寫《以身為度、如是我做》。若《以身為度、如是我做》是田野工作者的入門指南，那麼《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就是田野工作者的進階攻略。

今年10月14日，謝國雄來到民族所分享他的書，我有幸與郭佩宜、鄭瑋寧一同擔任與談人。以下文章修改自我當天的發言並且加以擴寫。但是，這篇文章並非是《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的「書評」，而更像是我閱讀此書所引發的思考，是作為女性主義者、從事數位田野的我，不斷在探索是否有屬於我的「田野之道」過程中，一段深刻的自我對話。

照片來源：群學出版社Facebook

《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綜論了對學術研究中，從最基本的如何提問，到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存在感這四位一體的架構之系統性整理。全書以謝國雄的研究作為軸線，並且融入許多經典的社會科學著作，剖析每個研究者的路徑與方法。這本書提供了一個龐大而完整架構，它涉及了做研究的知識論立場、理論對話與概念應用的方法、田野如何進行以及研究倫理。在閱讀的過程，我經常讀到和自己研究經驗有所共鳴的地方，像是「勾勒現象的多層次」或是「補捉田野理路的現身」。這些技法過去只是我身為研究者的「直覺」，是在失敗與嘗試後不斷修正的身體反射，在謝國雄的書中忽然都有了明確的架構及可依循的路徑。因此，本書對依賴直覺做田野的我來說，具有深刻的參考價值。

閱讀此書最引發我深思之處，是到了末尾處，讀到謝國雄對於「存在感」的思考。在那一章裡，謝國雄回到研究者的初心，直問：為什麼做學術？學術工作如何源自自身的價值關懷？如何回應所屬的社會困境？如何成為社會實踐的另一種路徑？

存在感沒有標準答案，它既是私人也是公共的，必須從每位研究者的角色、位置與處境出發。我想借用女性主義學者Donna Haraway（1998）的話，來詮釋「存在感」——也就是從自身所處的不同情境出發，開展對話。近年來，人類學界，尤其是我們這一輩的學者，深受女性主義、酷兒研究、後殖民研究以及原住民與黑人研究的啟發，愈發重視研究者的處境如何影響我們的研究。更精確地說，是我們的處境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互動，共同形塑了我們的研究。在閱讀這本書時，我強烈感受到自己與作者所立足的處境差異。具體而言，這些差異來自於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學術訓練背景、學術資歷的深淺、性別角色與育兒責任的不同，以及世代之間的生命經驗。

作為社會學家，謝國雄對於社會學的核心議題——「社會秩序」——有著堅定不移的立場。他強調，社會學家透過梳理田野的脈絡來呈現社會秩序，並指出「田野理路具有整體化的效應」，以及「社會因田野理路而成為一個整體」。然而，「社會秩序」仍是當代社會學的核心關懷嗎？在我於2010年代接受人類學訓練的過程中，「社會秩序」已不再是我關注的焦點。相較之下，我更關注在國家、科技與新自由主義交織出的社會—身體—生命的全面控制下，那些或許微小、短暫，卻具有反抗、擾動、異議與顛覆力量的時刻。

此外，「社會秩序」強調以「整體化」的方式來理解與分析當代社會，這種思維是否仍然適用於身處於二十一世紀的研究者？謝國雄指出：「是因為『理路』被建構出來的，所以『田野』浮現了」（p.321）；以及「研究者不主動建構研究對象，就是維繫社會現狀的共謀」（p.323）。換句話說，他認為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是可以且應該斷裂的，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個高度來分析與勾勒田野理路。我同意研究者不應成為現狀的共謀，但是否唯有以超然的態度來建構田野理路，才能避免成為共謀呢？

事實上，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全球化、解殖、女權運動、科技發展與網路普及帶來的劇烈社會變遷，促使人類學界對田野工作與民族誌書寫展開多次反思與檢討。這些討論逐步瓦解了自馬凌諾斯基以來，對長時間、沉浸式、徹底而全面田野工作的執念。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具流動性與多樣性的田野實踐——那是來來回回、片段而破碎、多地點且跨域、虛實交錯、迂迴又糾纏的過程。

當代人類學家不斷叩問：如果當代社會生活本身就是破碎而片段的，追求一種完整、有條理的「田野理路」，是否僅是研究者企圖再現TA者的權力展演？當我們的研究不再僅限於人類創造的文化世界或社會關係，還涉及動物、植物、微生物、環境、空氣、水、網路、資料、ChatGPT等各種多樣而紛亂的存在時，超然的研究視角與整體性的學術語言是否仍然適用？

女性主義人類學家Marilyn Strathern（2005）提出的「片面的連結」（partial connection）；巴西人類學家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1998）提出的「視域主義」（perspectivism）；以及整個本體論轉向對自然文化、人與非人界線的挑戰等，均試圖將超然的研究者從代表TA者的高位拉下來。與其「建構田野理路」，在面對那些難以翻譯、無法全然捕捉與理解的極端差異，甚至是擁有不同本體論的存在時，當代人類學家正學習著「不可知」（not knowing, de la Cadena 2021; Ingold 2023），或是以「與憂患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Haraway 2016）的態度來進行研究。不可知與共存，絕非共謀，而是對研究者所處境地所造成的極限與差異進行認納，並在此基礎上進行連結與行動。

當代田野工作者面對的不只是研究對象的「不完整」（「完整」是一種學術濾鏡下的產物）；同時也是自身的「不完美」。

讀謝國雄的《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可以感受到作者試圖建立一個詳盡且完整的研究體系，兼顧對過往的反思和未來的前瞻，無疑是面面俱到，甚至可以說是「標準極高」。但是，當代學術工作者的處境遠非僅僅是潛心研究，我們背負著各種社會角色，處於各種身心狀態的差異之中，肩負著家庭、學校與社會的多重責任，同時還需應對當前學術資本主義化帶來的對量化指標（KPI）日益增長的要求。特別是年輕學者在面對日益繁重的學術任務時，無法將每一項研究都做到如此高標準和如此完整，該如何應對？雖然這本書為指引我們怎麼在研究的每一環節臻至完美，但它同時也引發了我深刻的焦慮。對於不完美的研究者，我們該如何面對不完美的研究與失敗？

圖片來源：NC Vision

我並非在為自己的不完美辯解。更不是因為身為一個資歷較淺的研究者、一位女性、一位媽媽，所以我要承認我是不完美的存在。不。我的論點是，我們都是在不完美中前行的田野工作者。不完美的研究者與不完美的田野，曾經是不值得被放在學術前台討論的議題，它們被視為是研究者自身的祕密，是午夜夢迴會驚醒的惡夢，是自我缺陷與努力不足的問題。但是，請容我在此提出一個更大膽的假設：是不是所有的研究本來就是不完美的？完美的研究本身是否就是一個充滿陽剛氣質的幻想？它忽略了讓研究得以成真的社會關係和情感支持、排除了不擁有進行完美研究特權的人們、甚至武斷地決定了故事要怎麼說？

疫情期間，田野研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不僅是移動受限，更因隔離打破了田野與家庭、公與私的界線，對研究者造成極大壓力，特別是女性研究者。女性主義人類學者Gökçe Günel與Chika Watanabe（2020; 2024）於是提出「拼布民族誌」（patchwork ethnography），反思傳統田野工作的英雄式敘述，指出那種孤狼般的研究想像不僅是特權，也是不切實際的迷思。即使如馬凌諾斯基或米德這些被奉為圭臬的民族誌工作者，也依賴助手協助完成田野。馬凌諾斯基的日記出版與Derek Freeman對米德的批評，進一步揭示研究者作為「不完美」的存在，且其身分與處境無法與研究工作分割。Emily Yatees-Doerr（2020）提醒我們，田野工作始終依賴他人的協助，充滿著失敗與不完美。田野是種照護（care）過程，學習仰賴彼此、容許出錯、關心對方、也接受照顧，並為失敗打開空間。

傳統拼布。照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CC BY-NC 3.0 TW-張美鳳。

Günel & Watanabe（2024）指出，「拼布民族誌呼籲一種對知識生產的『充滿拼貼』（seam-full）參與，也就是說，我們的研究過程一直充滿各式各樣的拼貼與縫合——填補的參與、脈絡化與去脈絡化的過程、田野資料和日常生活之間界線的不確定性、在田野地點和家之間的游移，以及研究者為了完善我們書寫的故事時所做的各種『編輯』材料的決定。這些縫合處在民族誌寫作中隨處可見。當我們把這些縫合的過程從後台放到前台來，我們會發現，我們之中沒有人可以獨立不仰賴他人來進行田野工作，同時我們也無法不承擔其他生活義務地做研究。」

事實上，無論研究的長短、是否跨越不同地點，研究者始終在個人與職業安排之間尋求平衡。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所有的田野研究都是拼布民族誌。因此，「透過提出拼布民族誌，我們希望能夠創造一個更具包容性和開放性的學術社群，為研究者提供喘息的空間。」（Günel & Watanabe 2024）此外，拼布民族誌也能回應田野工作者在性別、族群與階級上所面臨的差異，並打開空間給更為寬廣的田野題目——如移民、數位、影像，或是向上研究等動態且離散的田野，展示人類學面對當代社會變遷時的研究潛力。

打破「完美」的迷思，身處破碎而流動的田野，作為不完美的研究者，我們並非只能停留在悲觀的田野前景。「不完美」可以是創造連結的起點，是與族群、性別、階級、與生命／無生命上的TA者結盟的契機。用Laura Meek & Julia Alejandra Morales Fontanilla（2022）的話來說，那是打造「另類人類學」（an otherwise anthropology）的必經之路：「另類人類學的學者致力於捕捉那些出現徵兆，但尚未成形的事物；去推測超越當下反烏托邦現實的可能性；或是為那些不容於自由主義政治的關係與行動，保留並開啟一個空間。」

「另類人類學」拒絕將知識生產視為單向的掌控過程，並鼓勵擱置人類學對知識論的執著，容許「不可知」或「無法掌控」成為學術實踐的一部分。透過對日常政治的敏銳感知，另類人類學重新連結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即便僅是部分的連結），並與處於不同位置的行動者共同構成了一個「複雜的我們」（complex we; de la Cadena 2019）。透過共同探索與預想的勞動來展開關懷，另類人類學不畏懼在關懷和責任感的驅使下，參與和介入田野裡的政治，承認自己並非純潔無辜，並且認可有太多不可知逃逸我們的掌控。在這個結盟中，我們拒絕（由上而下）秩序的召喚，並致力一種另類的／橫向連結的實踐方式。我們學習與有TA者偕同思考（think alongside），傾聽雜音和噪音，作為構建另類世界的方式。

這樣另類人類學，正是我對存在感提問——為什麼做學術？學術工作如何源自自身的價值關懷？如何回應所屬的社會困境？如何成為社會實踐的另一種路徑？——的回應。

參考書目

謝國雄，2023。《四位一體的社會學之道》。台北：群學。

de la Cadena, Marisol. 2019. “An invitation to live together: making the “complex w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11(2): 477-484.

————. 2021. “Not Knowing: In the Presence of ...” In Experimenting with Ethnography: A Companion to Analysis, edited by Andrea Ballestero and Brit Ross Winthereik, 246-56.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de Castro, Eduardo Viveiros. 1998. “Cosmological Deixis and Amerindian Perspectiv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4(3): 469-488.

Günel, Gökçe, and Chika Watanabe. 2024. “Patchwork Ethnography.” American Ethnologist 51(1): 131-139.

Günel, Gökçe, Saiba Varma, and Chika Watanabe. 2020. “A Manifesto for Patchwork Ethnography.” Fieldsights. Member Voices, Fieldsights, June 9.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a-manifesto-for-patchwork-ethnography

Haraway, Donna. 1988.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14(3): 575-599.

————. 2018.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for Multispecies Environmental Justice.”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8(1): 102-105.

Ingold, Tim. 2023. “On Not Knowing and Paying Attention: How to Walk in a Possible World.” Ir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31(1): 20-36.

Meek, Laura A., and Julia Alejandra Morales Fontanilla. 2022. “Otherwise.” Feminist Anthropology 3(2): 274-283.

Strathern, Marilyn. 2004. Partial Connections. Rowman Altamira.

Yates-Doerr, Emily. 2020. “Antihero Care: On Fieldwork and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45(2): 23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