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人類學者Robert Rhodes寫「我類」的七項特質時，心裡連驚七下。這些個個一針見血的人類學者特質是：孤僻人士(the loner), 軟科學派(the soft scientists), 龜速(the tortoise), 愛唱反調者(the naysayer), 傳教士(the preacher), 狂熱的浪漫派(the romantic zealot)，最後致命一擊是：可以被取代的人(the replaceable)。這每一項特質，不論同意與否，都可以長篇大論討論一番。不過，心驚之後冷靜想一想，我以為，「軟科學」是質化研究的共通特質，絕非人類學的獨門功夫；歷史學者「唱反調」的本事也經常令人讚嘆；我們也不見得比社工或經濟學更為勝任「傳教士」；至於「狂熱的浪漫」程度我們也有機會小輸哲學家或文學家。但在「孤僻」、「龜速」、以及「可以被取代的人」這三點特質上，我類似乎真的無人出其右哩。雖然這篇短文的目的其實是在於討論與去年「八八水災」有關的議題，我卻想環繞這些特質來談談我參與「八八水災」後的相關行動時，對人類學的矛盾感想。

記得八年前我開始進行愛滋病的研究，和一位同行的人類學前輩聊天時，他說：「人類學那種耗費長時間做一個小社區的研究方法必須有所改變，不然等我們(人類學家)慢慢磨完對社會結構和文化的瞭解後，愛滋病人已經死光光了。」當時我心裡一驚，沒錯！這正是人類學面臨當代快速社會變遷時的困境與挑戰。人類學幾乎是所有人文社會科學中對此疾病反應最為緩慢的一門學科。當代社會變遷經常以令人咋舌的速度一幕幕接續上演，人類學者向來熟悉的做研究的時間與空間座標已經大幅度位移，甚至可能消失在跨界、瞬間與混沌之中，新的定位點卻尚未建立。這個曾經在研究中令我深思的人類學問題，如今在我的社會實踐中再度冒出。

去年「八八水災」發生後，我參與多年的「台灣人權促進會」和許多經驗老道的民間社團一樣，由諸多不同領域學者組成的理監事群立刻神經繃起，迅速討論救災與政府問責的問題，並界定這是一場民生人權的大考驗，其中，原住民的議題是焦點。由於台權會是民間社團界的老資格了，我們決議串聯其他社團，集結力量辯論，以影響並監督政府政策及其執行。後來形成的第一個檯面上的行動就是8月24日的「88水災重建條例政府版本公聽會」，由台權會和「民主平台」合辦，四十多個民間團體包括受災原住民自救會、以及原住民、環保、福利、及法律人權社團的學者專家參與並登記發言。當天我擔任公聽會的主持人之一，由於公聽會最後擬迅速提出一份針對立院兩黨重建條例版本的修正案，我得非常仔細聆聽所有的發言，以便當下彙整意見作為會後決議討論的基礎。所有的調查、批評與意見都直指根本的現象與政策問題，也都論及原住民的相關歷史及社會文化議題，不同專長的學者及社團工作者很迅速地定位各自的角色，以及得以努力切入的方向。但我卻想不到人類學立即而明顯的角色為何？一般的習慣是想到原住民議題就直覺與人類學有關，但當天眾多的非人類學者都熟稔原住民的議題，似乎並非非人類學者不可。

在此天災人禍之際，人類學也許沒有小用，但有大用。是我不才，尚未領悟而已。

八月下旬，我陸續接到來自東部以及南部受災地區的訊息，許多心理諮商師以及社工領域的學者專家都已在第一時間進入災區協助。由於同村的災民經常緊急安置於不同的營區，出現不少人群離散的情形。基於就學的需要，許多幼童甚至與父母分離。這些協助人員進入營區及校區後未久，便面臨各式各樣的棘手挑戰，其中之一就是對災區原住民文化的不熟悉，以致於在介入時出現了令他們自己都感到不舒坦的文化隔閡。這種不理解甚至成為一種難言的戒慎恐懼，讓協助者擔心自己可能做錯。但在面對大量緊急需求而不能不做的堅持下，他們只能硬著頭皮做。我是在這樣的情境下被找去臨時應景當「多元文化與社區發展援助」的講師。當時，我的反應是，我的人類學知識該派上用場了吧！

結果是，說實話，接觸災區第一線的工作者，可能比我自己下災區瞎忙還要焦慮。因為，我要做的是一件在模糊狀況下必須進行的「概念」或「技術」交流的工作，這不是個談理論的場合，是一場經驗、建議與彈性的肉搏戰。一方面，我過去在柬埔寨及非洲從事國際發展工作以及擔任第一線災難記者的經驗，讓我得以迅速掌握基本狀況，並與工作者分享我犯過的錯及習得的教訓：但另一方面，我的人類學知識和慣習像「背後靈」一樣，不斷在背後戳我—ㄟ，你這樣夠人類學嗎?決策與建議會不會來得太快了？

我衷心相信，人類學者對於水災的關注，其程度之高不下於其他學科。只是，我們一向慣行的作法是——在完成「全方位的理解」之前的行動是令人不安的，動輒得咎，雖然得咎的經常是我們自己。甚至，儘管達到「全方位」的理解後，可能也還是動不了，因為一動就會牽扯到「站邊」的問題，然後就可能破壞「全方位」理解的可能，破壞田野裡因一定距離而形成的平衡人際關係的假象，然後就「不人類學」了。

常見的情況是，不論甘願與否，「作壁上觀」似乎變身成為「參與觀察」的代名詞。對於其他奮力下場、不以是否「弄髒手腳」為最高考量的行動者而言(包括一度被誤解流放的應用人類學)，人類學似乎成為清高的「孤僻人士」——不下場當然就不會弄髒手腳囉！

那這可能就不只是龜速，而有龜縮之嫌了。

一般而言，針對災難發生的介入援助，就和醫療照護一樣，主要包括緊急救援、中繼服務、以及修生養息(或言永續發展)三個主要階段。緊急救援需要的實用技術層次相當高，反應必須迅速，比較不是社會科學大顯身手的場域。通常這個領域需要的是「證照」人事，例如醫護人員、工程人員、宗教禮儀人士、以及軍警等公權力執行者。社會科學者的學位證書和小客車駕照數量超多，但派不上用場。進入中繼服務階段，介入時人際互動與社會心理因素開始相對明顯重要，人心需要安頓、人口戶口需要調查、地政與法律權責都需釐清、援款需要合理籌配發放、慢性病需要照護安頓等等，比較需要社會科學的專業，但這些領域似乎又用不到人類學的專長，或者說其他學門可能更為拿手這些項目。甚至，人類學者善於批評分析、全方位的完美主義思考慣習，也可能讓其他專家退避三舍，除了不了解我們的術語外，也找不到與我們合作的切入點與必要性。看來，人類學者最為擅長的深入基層與「鐵杵也能磨成繡花針」的耐力理解功夫，似乎最適合永續發展的階段，此時房子要蓋起了，社群要重聚了，日常生活實作慢慢要恢復了，一個混亂的社會秩序行將開始趨於穩定，我們終於又可以找到「社區」了！不過，這時問題也來了，跨過了前兩階段與災民的互動與信任基礎的建立，要直接進入第三個階段大顯身手真是一場幾乎不可能的任務。而從頭做起，即使邊做邊錯、邊錯邊學的其他專長人士，可能也已捉摸出參與觀察式的深入理解了，多元文化的理念也可能已成為其身體力行的經驗了。那麼，到此為止，我們是否真的可能成為「可以被取代的人」？

我是在這樣的疑問中，非以人類學者的身分進入災後的討論與行動。我的選擇是先將人類學的焦慮暫擱一邊，以免它令我的社會關注與熱情坐以待斃。有些人類學者也以各自的方式投入援助的工作，我其實很好奇他們有沒有「我類」人類學知識與實踐上的矛盾情結？還是其實「我類」才是「異類」？我不認為學者一定要參與社會實務工作才叫做社會關注，但我仍舊好奇學者研究分析與論述的社會意義是否值得公議？

我寫過這樣的句子「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胡忠信說石油大王洛克斐勒說自己的血管裡流得都是石油，他自己則認為他的血管裡流的該都是墨水，問我寫這話是何意？我說那代表我看這世界的眼光與熱情。但我忘了說，人類學還活在我的良心裡。這個良心我想是無數的人類學者都有的焦慮，從人類學史上不斷自我批評、質疑、否認、繼而對行動產生的焦慮來看，這的確是一個良心議題。只是，怎麼一件該是美意的出發點，後來卻形成了這些我類特質、甚至可以被取代的現實？

我是讀「十萬個為什麼」長大的那一代，被敎壞了，到了今天還在問為什麼。找不出答案，我只能繼續張揚我類特質之一，來唱個反調吧：

歷史學者跟我說：就知識而言，人類學比社會學好玩；但就社會效用與意義而言，社會學比較有用。
經濟學者跟我說：你們人類學家一個小村莊的研究還沒有做完，我已經做完四個國家的研究了。

你們說的都是事實，但我很想回嘴說：你們做得都不夠好啦！…我只不過是希望先把你們的錯分析完後才當最後犯錯的那個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