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時序拉回到20世紀末的一個春末夏初的日子，我還依稀記得在我申請推徵人類系研究所碩士班的面試考試時，面對看著我的研究方向不以為然的老考官問道：「妳為什麼不去考舞蹈研究所？」，我心底油然而生地反問：「人類學不能研究舞蹈嗎？」(不過當時我很睿智地沒有讓這個問題脫口而出）。等到了英國唸博士班時，台灣留學生聚會時，每逢有人問起我的研究領域時，我就直說「舞蹈人類學」，身旁的學友想一想簡潔地回一句：我唸的就是人類學，又反倒讓我的自我標籤顯得邊緣。儘管我很清楚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探索舞蹈或藝術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價值，然而一直以來，學科的邊界和內涵的定位問題催逼著我在理論和實踐的層面上跨域蜿蜒前進，直至落腳在一所以藝術知名的高等教育機構。

2012年10月「台灣人類學年會」上，幾個朋友籌組了「跟人類學談戀愛：大眾人類學圓桌論壇」，得到很熱烈的迴響。接下來幾週我們將以論壇的引言稿和現場討論為底，推出「i級芭樂」（iGuava）第二期，以「大眾人類學」為主題，推出5篇芭樂系列。

2009年夏天我在一個部落國小裡初遇兩個大專山服團，並與其中的台北醫學院山地服務隊維持後續接觸，透過訪談、參與社團的迎新、幹訓，以及隔年暑假到部落的「出隊」，我試圖在這樣特別的跨文化接觸場域中，思考人類學可能扮演的媒介角色，以及自身田野經驗的反省。透過山服，我突然開展了一些新的社會網絡，這是之前作 ‘傳統’ 人類學原住民研究時很少有機會碰觸到的一些領域和人脈。

2010年12月31日11點59分，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 不過不是因為「告別2010」。在那個時刻，我緊張的按下一個鍵，開始焦慮的等待。一分鐘後，在2011年1月1日凌晨12點，我盯著螢幕喜極而泣！ 不是看到101還是哪裡的奢華煙火，而是國科會計畫上傳完成的畫面！這已經變成了每年的儀式，我終於趕在最後一刻（汗）送出，歡喜迎接新一年的到來。電腦沒有當機，國科會系統沒有塞車，中華電信網路沒有中斷，這一切的神蹟都讓我的心雀躍不已，深信新的一年會大吉大利，什麼唉期刊百發百中！（反正離年中作文比賽放榜還早，做幾天夢又何妨？）

御宅男SAL9000或是前往虛擬歌手演唱會的粉絲，並非盲目的追求者；當今的評論也不是「自卑、缺乏自信心」或是「現實跟虛擬已經傻傻分不清楚」等不屑語彙。用人類學概念說明的話，不了解一個人所處的文化，便無法理解他的行為舉止何以如此。當數以千計的一群人為了同一興趣而具備相似的生活模式時，在過去也許可以稱為「盲從」，但在今日的世界裡，這叫做「意義的豐富性」。這不是因為現代比起古代情境來得更為複雜，而是當代的發聲以及集結方式比起以往更容易推翻權威的論斷。

2009年11月2日，台灣人類學界的一群芭樂籽開始一個實驗，推出一個共筆部落格，命名為「芭樂人類學」。 在這個年代，一個組成鬆散的人類學部落格竟然可以每週固定貼文，達到一年之久！這實在是一件神奇的事情。為了歡度週年慶，這個神祕的共作團體（corporate group）某些成員寫下他們對「芭樂現象」的觀察，以及對「芭樂人類學」的心得、期許和夢想。（由於大部分作者對資本主義的參與觀察已經不勝其擾，決議不推出滿千送百的活動，請見諒。）

編完最近一期以「公共人類學」為主題的人類學視界，感覺意猶未盡，總覺得最近有關人類學公共參與的討論，似乎少了甚麼。到底人類學家做為人類學學科建制的一部分，如何放進我們現在談的公共性的脈絡裡討論？公共人類學包不包括人類學學科建制的公共化，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更精確地問，公共人類學是不是只有在某種公共化人類學的過程中，才能顯露其最大批判力量。

第一次看到人類學者Robert Rhodes寫「我類」的七項特質時，心裡連驚七下。這些個個一針見血的人類學者特質是：孤僻人士(the loner), 軟科學派(the soft scientists), 龜速(the tortoise), 愛唱反調者(the naysayer), 傳教士(the preacher), 狂熱的浪漫派(the romantic zealot)，最後致命一擊是：可以被取代的人(the replaceable)。這每一項特質，不論同意與否，都可以長篇大論討論一番。不過，心驚之後冷靜想一想，我以為，「軟科學」是質化研究的共通特質，絕非人類學的獨門功夫；歷史學者「唱反調」的本事也經常令人讚嘆；我們也不見得比社工或經濟學更為勝任「傳教士」；至於「狂熱的浪漫」程度我們也有機會小輸哲學家或文學家。但在「孤僻」、「龜速」、以及「可以被取代的人」這三點特質上，我類似乎真的無人出其右哩。雖然這篇短文的目的其實是在於討論與去年「八八水災」有關的議題，我卻想環繞這些特質來談談我參與「八八水災」後的相關行動時，對人類學的矛盾感想。

就我看來，台灣人類學正面臨空前巨大的挑戰與危機：後殖民或全球化現象的論述回擊、原住民自決意識下的入境（研究）許可證、在地人類學觀點帶來的衝擊、流動社群的離散回應、學術書寫修辭的刻板堅持、全球都會城市的描繪、混雜主體的不確定性位置和模糊邊界、網路社群的變裝身份。這些挑戰都具備一項相似的性質：所有的主題都圍繞在我們周遭，以一種「流動」的性質表達當前正在改變的「不確定性」。「文化」何時停止改變過？明明文化人類學不正處理「變遷」的過程？何時這類議題卻交由比較文學、歐美研究、哲學等取得發表的先決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