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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的貧窮

作者:舞舞舞

最近公視在播「為什麼貧窮」系列,也讓我想來分享一下對於貧窮的觀察。我的田野地是在一個正高速發展的地方,一方面在快速脫離貧窮,另一方面卻也創造更多的貧窮。好似富裕身邊總站著貧窮,兩者以同樣的速度前進。在發展過程中,貧窮的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不同文化如何看待發展中創造出來的貧窮,這些提問常常浮現我心。今天這篇芭樂文,我既無意於對這系列的影片寫些影評,也無意講述我的研究發現,第一次來種芭樂,芭樂軟硬尚不知如何拿捏,但主編已經提醒過不宜過度學術,字數也不要太多,所以,我想我就試著用人類學最擅長的說故事手法,來跟大家說一個我在這幾年間接觸到的人群,他們怎麼看待身邊的貧窮的故事。

宿舍、收容所與開膛手捷克 (倫敦)

當年的Dirty Dicks Pub

在倫敦的第二年,我住進一棟由歷史建築改建而成的宿舍,其位處倫敦銀行區(Bank),高檔餐廳、精品店林立,附近有大車站,藝術家市集,表演藝文中心把鼻啃(Barbican center)也近在咫尺。但又因離學校稍遠,價格相對便宜,因此頗受歡迎,。

從繁榮的Liverpool street station走回宿舍的路上,要先經過一家叫Dirty Dicks的百年老酒吧(建於1745年),然後穿過一條很窄的小徑。小徑不過三人寬,兩旁都是時尚的精品店、藝廊、飯館或小酒吧,毫不出奇,但因為這街道的尺度特別,走起來總有一種特殊異樣的感覺:要不就走在片場,要不就是這裡面一定有什麼玄機,讓人不禁提起心來。這區域在光鮮時尚的表皮之下,若去讀它的街道地景,就會看到不一樣的尺度、房屋立面,花紋與結構,而窄小深邃昏暗的巷弄,一條條通往未知處,與西倫敦皇家區的輝煌大器,或是霍本附近律師街的細緻優雅相比,大不相同。

今日的Dirty Dicks pub

很快,我就發現每到黃昏或半夜,總有解說員帶著一群群的觀光客在本宿舍門口指點解說,仔細一聽,原來一百多年前,開膛手捷克的其中一位受害者Mary Jane Kelly,曾是本宿舍的住戶。本宿舍之前是棟由教會贊助的收容所,樑柱上還可以看見MEN, WOMEN的字眼,分別收容男女流浪漢。這整片區域,就是當年令人聞風喪膽的白教堂區(與現在的白教堂站有點距離)。而那密佈縱錯不知道將通往何處的窄小小徑,據說就是讓大都會警察一直抓不到開膛手的主要原因。

當年的Providence Row Night Refuge,今日的學生宿舍保持了當年的外觀,與一小部分的房屋立面。
今日的樣貌

這個今日繁榮富麗的倫敦金融區,當年因為與City of London只有一城牆之隔,常變成倫敦城的儲藏室兼供應中心。在十八世紀之前,這是愛爾蘭人聚居區,織工與作坊林立,這些外地生意人,想要避開城內強大工會帶來的限制,選擇落腳此處,另闢商機。維多利亞時期,紡織業快速允落,這裡也跟著變調。城裡不想要的,都被放到這裡來,像是墓園、醫院,還有貧窮與犯罪。城裡進不去的,像外來移民、或被排斥的猶太人,也擠在城腳邊緣。他們很多是勞工,做著城內人不願意做的事情:像屠宰、皮革、裁縫、碼頭工人、戰亂出逃者,或是妓女,他們白天賺著微薄的工資,晚上就到酒吧去買醉,晚上則睡在街上,或是買個棺材般的床位,將就一晚。該區域什麼都不足,人口眾多、排水系統不佳,飲用水出問題,讓人生病。一到冬天晚上,無棲身之地的移民,付不起房租,只能夜宿街頭,很多人凍死。在維多利亞時期,這被稱為是「倫敦最糟的區域」。

這樣不堪的處境讓教會、慈善家與中產階級婦女紛紛進駐,而本宿舍就是當年的Providence Row Night Refuge,建於1868年,收容著無家可歸的女兒與小孩300位,男人50位,還住著在此工作的修女們。因為需求人數眾多,進入本收容所需要經過篩選,品格良好的人才有資格進駐。

開膛手捷克是誰至今仍然是個謎,他的身份一直有眾多揣測,一直到今日,英國人還是樂此不疲,BBC在1973年還曾找當年的修女來口述歷史。嫌疑犯從該區的區民,一直到皇家醫師都有,而其中一種說法是:開膛手捷克其實是一位激進的社會學家,他以殘酷的手法殺人,是為了喚醒社會整體對於這個區域中窮人處境的重視:環境制度在殺人時,其殘忍有時正如開膛破肚。

Mary Kelly

走在今日的Bishopgate街 上,映入眼簾的滿是倫敦做為世界金融中心的象徵:玻璃帷幕高樓掛著跨國銀行的招牌,但稍微拐個彎,Christ Church還林立在Commercial street上,旁邊就是一間鑲滿土耳其磁磚的酒吧,再往後面走是Brick lane,林立的印度餐館、孟加拉超市,這區域至今仍是移民的聚集地。而便宜又好吃,備受學生歡迎的bagel夾hot salt beef,也讓人在品嚐美食時,想起刻在街區裡的猶太移民的軌跡。

為什麼貧窮的紀錄片裡面提到「英國有一整個世代都在關心貧窮的問題」,像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筆下的Oliver twist,很大程度是大家對童工及兒童犯罪的想像的腳本, Little Dorrit則在諷刺社會與政府制度的缺失:把欠稅的人關進牢裡,直到他們還出錢來才得以釋放,但關在牢裡,他們又如何能工作賺錢?另外,慈善家與社會科學家Charles Booth (1840-1916)也曾組成一個團隊,在倫敦一條條街走訪,以不同顏色在地圖上標出倫敦階級的地理分配:粉紅色是富裕的街區,黑色是赤貧與犯罪。英國不只百年前的那個世代在關心貧窮的問題,這遺產還留到了今天。

Dickens筆下的場景依然立在倫敦街頭,今天是一家鞋店

BBC去年曾播出一個節目,叫The Secret History of Our Streets,製作團隊把Charles Booth當年的地圖找出來,對照今日的街區,拍了一系列紀錄片。紀錄片主要去紀錄分析討論這些街區的歷史發展過程,看他們因著什麼原因從衰到富、從富到衰。一個本來是住著體面的工人階級(descent working class)的街區,在社會主義官員的自大、救世主心態與好心作壞事的濫情中,硬是把它標定成不能住人的貧民窟,必須執行強制拆除。無力抵抗的居民,只好無奈遷出,眼睜睜看家園被毀。這樣的錯誤決策,很反諷的,讓一個原本小康自足的街區瓦解,成了真正的貧民窟。當年的居民被找來在鏡頭前講述當年他們在這街道上所過的生活,即使不富裕,但確實安居樂運、運作良好。當年作決定的官員,也被找來詢問當年的決策過程:一開始他以理想主義者的姿態瀟灑登場,最後他被逼的只能無奈承認決定作的的確草率。另一個例子是,鏡頭讓大家看到Notting Hill區的Portland road,一條街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大家熟知的有修葛蘭的諾丁山,另一個是貧民窟,而幾十年來,不管時空如何轉變,這條街上,貧與富一直共處,富與貧間的界線,一開始是有形的圍牆,後來圍牆被拆除,但無形且難以跨越的界線卻一直存在,兩種人,兩個世界,各踞街道兩端,平行存在,彼此都找不到/不想找那可以穿越的9又3/4月台。BBC的鏡頭至今仍在凝視著,提醒我們身邊的貧窮。

快快脫貧 (上海、北京、蘇北、深圳)

走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貧窮被拼貼在最現代化的生活圖像中,像兩個平行時空,彼此視而不見,無縫無聲的接軌。挑著竹簍的年輕農婦,蹲在街邊賣著水果給背著LV包的貴婦人。當北京的青年滿世界飛參加會議,與世界各地而來的賓客對談時,背著紅藍白條紋大塑膠背包,穿著寬大的西裝,一臉倉皇倦容的農村青年,同時正站在車水馬龍招牌閃閃的上海街道上,等著包工頭來接他們。城市一邊是賣著最各國進口食品的大超市,美食指南帶領觀光客嚐遍舌尖上的中國,另一邊是工廠,農民工把碗裡的食物倒扣在餐桌上,無聲的抗議著食物難以下嚥,在伙食問卷裡寫上要多多少少吃點肉的想望。

Ong這本書的封面捕捉到今日北京上海常見的街景

台商老婆為了處理二奶的家庭風暴,從台北不情願的移居上海,在她眼裡,那些急著想要脫貧,所以來搶她老公的對手都厲害精明。她悠悠訴說著那些女人讓人跌破眼鏡的伎倆,貧窮在她眼中都變成了無所不用其極的貪婪。

廠裡最美的廠花來自北方農村,卻很不喜歡人提起農村與她的過去。她總跟我強調,在外打工十年,她已經不一樣了,她也不習慣農村。再把她與農村人等同,等於是抹煞她這十年來的努力。

蘇北的幹部對著我舉杯,向我道歉:我們太貧窮,太落後,我們的條件對不起遠來的賓客,我們要迎頭趕上蘇南的發展。在落後的印記下,人口外流,鎮上小學留不住老師。僅有的三位男老師,三位職稱都是校長。他們其中一位向我介紹,這學校教學上並不落後,現在正在提倡「杜郎口」教學法。「杜郎口」是個地名,其教學特色是老師講十分鐘後,讓小朋友發言三十分鐘,要打破以往小朋友只是被動接受的教學方式。中午學校不供應伙食,小朋友自己到附近的小攤子吃點麵食。四點鐘,學校準備放學。校門口邊圍著一些等著接小孩子放學的家長,由於年輕父母出門打工的多,爺爺奶奶從田裡放下農活來接送,沒人接的小朋友,身上掛著一把鑰匙,自己回家。此時,另一外校長帶著參加比賽的鼓號樂隊回來了,今天他們輸了比賽,校長認為大家表現非常不錯,可惜輸在「服裝上不如別人好看」。田埂旁邊夯土的房屋裡極度濕冷,孩子們把兩條板凳搬到屋外,一條坐著,另一條架在膝上當桌子,借黃昏的暖洋,作著功課。他們說,努力一點,希望可以考上高中,考上大學。只是,考上大學之後能不能脫貧,則還是個問號(請參見為什麼貧窮紀錄片中的Education, Education)。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社會期待它能承擔起更多的國際責任,在討論碳排放量的高峰會議後,面對要求中國減量的要求,外交官員站上了經院的講堂,娓娓道來,她提到了甘肅新疆大西部的貧窮生活,懇切的對台下全世界而來的聽眾說:我們西部的農民也很希望能享受現代化的生活,有自來水、有電、有電視可以看,誰能忍心剝奪這樣的渴望。

身邊的貧窮,在這裡忽隱忽現,若明若滅,有時被忘記,有時被提起,有時被遮掩,有時被放大,貧窮不是存不存在的問題,是被看見或不被看見的問題,什麼決定了貧窮的見與不見,這恐怕只有身在其中的每一個人,知曉箇中滋味。

富裕的代價,你換不換?(柏林)

有些朋友總笑說:歐洲/倫敦好落後,北京現代多了,一到機場差異就感覺到了。我想,歐洲朋友不知道在不在意用落後/現代這樣的度量尺去衡量他們的生活。像我柏林的朋友對貧窮好像又是另外一種態度。

柏林的煤炭暖爐

走在大雪紛飛的柏林街頭,週末晚上,跟著朋友趕赴土耳其人聚居的區域,要到那裡的酒吧去看Tatort -- 德國的犯罪現場。柏林是全歐洲最便宜的首都,正在努力想完成論文的我,為了省錢,就不辭千里從倫敦搬到了柏林,與一位德國朋友同住。一個寬敞的兩房大公寓,房租只有倫敦套房的三分之一,雖然便宜房租的壞處是沒有電暖氣,得自己生火爐取暖,但我朋友與他的朋友們都堅持:火爐的暖比較溫潤,是燥熱的電暖氣遠遠比不上的。他們很樂於繼續安於貧窮,每個冬天與老公寓的燒碳火爐共處。這些朋友們,為反抗資本主義的宰制,不被收編,他們總是待業中、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或寫書、或畫畫、或為西藏獨立奮鬥中、或準備創業、或認真思索人生。為五斗米折腰這句話背後的無奈與感嘆,及其暗示的犧牲一己之自由好顧全大局的悲壯感,好像從不能在他們的圈子裡得到任何共鳴與同情。當然,這也是因為他們都靠在一張挺大的safety net上,福利政策讓他們沒有真吃不到米之虞,夢想所以可以放心展翅。

漢堡的tatort海報

一腳高一腳低的踩在雪地上,我忍不住問朋友,為何非得到酒吧去看tatort,明明網路上就有直播,這般慎重其事,好似個週末的儀式一樣。她正色解釋:為凝聚共識、互相對話!對她而言,德國是分裂的,南北德分裂,東西德分裂,世代間也分裂,大家心中有不同的德國,不瞭解彼此。Tatort以犯罪現場的方式,捕捉了德國境內各個地方的社會關係與生活樣態,透過一次次tatort的播出,讓不同地方、不同世代、不同歷史記憶、不同階級的德國人有個機會,可以瞭解其它人的生活方式、限制、機會與價值。犯罪現場裡的死亡與性,人人愛看,而在酒吧裡儀式性的共同觀看,則提供一個彼此對話的機會。當然,Tatort同時也提供了絕佳的娛樂功能,例如該劇成功塑造了來自各地風格不同各有千秋的男女警探,這些身影深映人心,成為酒餘飯後的話題。

對我的這群柏林朋友而言,選擇貧窮的生活方式,是因為想要讓生活保持其它的可能性。在她們眼中,海德堡是日本人的最愛 ,杜賓根則美的太過工整、太過安靜,什麼都可以預料,他們就喜愛柏林的粗糙質感,滿牆的塗鴉,無限的可能,大把自己的時間,陽光下騎單車到河邊曬太陽讀本書,這種富裕不是經濟發展可以企及的。也不管人家忙著競爭什麼,柏林就是個連比賽都不去參加、也不讓別人來評分、自顧自玩得開心、不想長大的小孩群聚在一起孵自己的夢想的城市。這也難怪,柏林市長的競選口號Berlin is poor, but sexy會一直流傳、引起廣泛的共鳴。

Berlin is poor, but sexy!
Poor but s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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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舞舞 身邊的貧窮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4065)

回應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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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呼應這個主題(前半部)
春節要上映的悲慘世界電影版
可以看到戲劇再現(歐洲式)貧窮社會

2

真喜歡這篇。謝謝這篇這篇觀看貧窮的書寫,字短情深,予以的撫慰。

3

更喜歡第二部分,不同的時代和地區,造成貧窮的原因大不相同。有次在餐廳吃飯時,旁邊兩位美國名校出身的中國青年,暢談在香港和美國就業的經驗談,「如何出類拔萃」是他們談話的軸線,菁英的口吻讓人很難把他們和中國其他地方的人聯想在一起。
中國外交官對甘肅、「新疆」(所謂的)的描述必須放在漢人殖民的脈絡底下來看。
中國人很喜歡他們的「大」(樹大有安全感?)但是自己的內部卻自動切割很深的階級線,真是弔詭的現象。脫貧只是表象,內部隱藏太多歷史、文化和政治治理的隱情,值得耙梳。作為對比的柏林,當然有它在政治治理、文化和歷史的條件來sexy not wealthy。台灣呢?
我很喜歡那個煤炭暖爐,但是燃燒排出的一氧化碳如何排出室外?

4

很謝謝各位回應。

回覆六六六的問題:會從煙囪排出(還好這年頭不需要窮困人家的小孩鑽進煙囪去打掃了)。在每年暖爐開燒前,或是房客換了,或是你有需要,技師就會來檢查暖爐排煙的狀況,也會對住戶說明使用方式,以及如何透過觀察煙的流量,聞味道,來判斷是否排放正常。有時後也會需要靠開窗來通風。

我也很期待電影版悲慘世界!

5

文中所述德國柏林青年追求個人理想的生活方式,
有很大一部分根基於社福政策的支持,
這點文中也提到了。

但不能不說這類社福政策得靠國家有錢才得以運作
(國家有錢但不肯在這方面運作那是另外一回事)
設想今天德國赤貧,瀕臨財務危機或破產,這些人還有辦法靠著社福政策過著如此悠閒的生活?
況且連德國內部都還有很多真正的窮人,
找不到工作,沒有收入,連兩室一廳這樣的公寓都租不起!

另外也不能不提到,德國在今日世界算是經濟力排前頭的強國之一,
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既得利益者之一。
想想德國所擁有的財富,不正是在資本主義機制的運作下,
透過壓榨其他較弱的國家所得到的嗎?

這種看似追求的個人主義生活方式,不過是仰賴身為生在強國的優勢,靠著國家提供的保護傘過的生活。
口中大談貧困跟社會問題,但自己不也正是寄生在這不公正體制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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