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視在播「為什麼貧窮」系列，也讓我想來分享一下對於貧窮的觀察。我的田野地是在一個正高速發展的地方，一方面在快速脫離貧窮，另一方面卻也創造更多的貧窮。好似富裕身邊總站著貧窮，兩者以同樣的速度前進。在發展過程中，貧窮的人們如何看待自己，不同文化如何看待發展中創造出來的貧窮，這些提問常常浮現我心。今天這篇芭樂文，我既無意於對這系列的影片寫些影評，也無意講述我的研究發現，第一次來種芭樂，芭樂軟硬尚不知如何拿捏，但主編已經提醒過不宜過度學術，字數也不要太多，所以，我想我就試著用人類學最擅長的說故事手法，來跟大家說一個我在這幾年間接觸到的人群，他們怎麼看待身邊的貧窮的故事。

宿舍、收容所與開膛手捷克 (倫敦）

在倫敦的第二年，我住進一棟由歷史建築改建而成的宿舍，其位處倫敦銀行區(Bank)，高檔餐廳、精品店林立，附近有大車站，藝術家市集，表演藝文中心把鼻啃(Barbican center)也近在咫尺。但又因離學校稍遠，價格相對便宜，因此頗受歡迎，。

從繁榮的Liverpool street station走回宿舍的路上，要先經過一家叫Dirty Dicks的百年老酒吧(建於1745年)，然後穿過一條很窄的小徑。小徑不過三人寬，兩旁都是時尚的精品店、藝廊、飯館或小酒吧，毫不出奇，但因為這街道的尺度特別，走起來總有一種特殊異樣的感覺：要不就走在片場，要不就是這裡面一定有什麼玄機，讓人不禁提起心來。這區域在光鮮時尚的表皮之下，若去讀它的街道地景，就會看到不一樣的尺度、房屋立面，花紋與結構，而窄小深邃昏暗的巷弄，一條條通往未知處，與西倫敦皇家區的輝煌大器，或是霍本附近律師街的細緻優雅相比，大不相同。

很快，我就發現每到黃昏或半夜，總有解說員帶著一群群的觀光客在本宿舍門口指點解說，仔細一聽，原來一百多年前，開膛手捷克的其中一位受害者Mary Jane Kelly，曾是本宿舍的住戶。本宿舍之前是棟由教會贊助的收容所，樑柱上還可以看見MEN, WOMEN的字眼，分別收容男女流浪漢。這整片區域，就是當年令人聞風喪膽的白教堂區(與現在的白教堂站有點距離)。而那密佈縱錯不知道將通往何處的窄小小徑，據說就是讓大都會警察一直抓不到開膛手的主要原因。

這個今日繁榮富麗的倫敦金融區，當年因為與City of London只有一城牆之隔，常變成倫敦城的儲藏室兼供應中心。在十八世紀之前，這是愛爾蘭人聚居區，織工與作坊林立，這些外地生意人，想要避開城內強大工會帶來的限制，選擇落腳此處，另闢商機。維多利亞時期，紡織業快速允落，這裡也跟著變調。城裡不想要的，都被放到這裡來，像是墓園、醫院，還有貧窮與犯罪。城裡進不去的，像外來移民、或被排斥的猶太人，也擠在城腳邊緣。他們很多是勞工，做著城內人不願意做的事情：像屠宰、皮革、裁縫、碼頭工人、戰亂出逃者，或是妓女，他們白天賺著微薄的工資，晚上就到酒吧去買醉，晚上則睡在街上，或是買個棺材般的床位，將就一晚。該區域什麼都不足，人口眾多、排水系統不佳，飲用水出問題，讓人生病。一到冬天晚上，無棲身之地的移民，付不起房租，只能夜宿街頭，很多人凍死。在維多利亞時期，這被稱為是「倫敦最糟的區域」。

這樣不堪的處境讓教會、慈善家與中產階級婦女紛紛進駐，而本宿舍就是當年的Providence Row Night Refuge，建於1868年，收容著無家可歸的女兒與小孩300位，男人50位，還住著在此工作的修女們。因為需求人數眾多，進入本收容所需要經過篩選，品格良好的人才有資格進駐。

開膛手捷克是誰至今仍然是個謎，他的身份一直有眾多揣測，一直到今日，英國人還是樂此不疲，BBC在1973年還曾找當年的修女來口述歷史。嫌疑犯從該區的區民，一直到皇家醫師都有，而其中一種說法是：開膛手捷克其實是一位激進的社會學家，他以殘酷的手法殺人，是為了喚醒社會整體對於這個區域中窮人處境的重視：環境制度在殺人時，其殘忍有時正如開膛破肚。

走在今日的Bishopgate街 上，映入眼簾的滿是倫敦做為世界金融中心的象徵：玻璃帷幕高樓掛著跨國銀行的招牌，但稍微拐個彎，Christ Church還林立在Commercial street上，旁邊就是一間鑲滿土耳其磁磚的酒吧，再往後面走是Brick lane，林立的印度餐館、孟加拉超市，這區域至今仍是移民的聚集地。而便宜又好吃，備受學生歡迎的bagel夾hot salt beef，也讓人在品嚐美食時，想起刻在街區裡的猶太移民的軌跡。

為什麼貧窮的紀錄片裡面提到「英國有一整個世代都在關心貧窮的問題」，像Charles Dickens (1812-1870)筆下的Oliver twist，很大程度是大家對童工及兒童犯罪的想像的腳本, Little Dorrit則在諷刺社會與政府制度的缺失：把欠稅的人關進牢裡，直到他們還出錢來才得以釋放，但關在牢裡，他們又如何能工作賺錢？另外，慈善家與社會科學家Charles Booth (1840-1916)也曾組成一個團隊，在倫敦一條條街走訪，以不同顏色在地圖上標出倫敦階級的地理分配：粉紅色是富裕的街區，黑色是赤貧與犯罪。英國不只百年前的那個世代在關心貧窮的問題，這遺產還留到了今天。

BBC去年曾播出一個節目，叫The Secret History of Our Streets，製作團隊把Charles Booth當年的地圖找出來，對照今日的街區，拍了一系列紀錄片。紀錄片主要去紀錄分析討論這些街區的歷史發展過程，看他們因著什麼原因從衰到富、從富到衰。一個本來是住著體面的工人階級(descent working class)的街區，在社會主義官員的自大、救世主心態與好心作壞事的濫情中，硬是把它標定成不能住人的貧民窟，必須執行強制拆除。無力抵抗的居民，只好無奈遷出，眼睜睜看家園被毀。這樣的錯誤決策，很反諷的，讓一個原本小康自足的街區瓦解，成了真正的貧民窟。當年的居民被找來在鏡頭前講述當年他們在這街道上所過的生活，即使不富裕，但確實安居樂運、運作良好。當年作決定的官員，也被找來詢問當年的決策過程：一開始他以理想主義者的姿態瀟灑登場，最後他被逼的只能無奈承認決定作的的確草率。另一個例子是，鏡頭讓大家看到Notting Hill區的Portland road，一條街有兩個世界，一個是大家熟知的有修葛蘭的諾丁山，另一個是貧民窟，而幾十年來，不管時空如何轉變，這條街上，貧與富一直共處，富與貧間的界線，一開始是有形的圍牆，後來圍牆被拆除，但無形且難以跨越的界線卻一直存在，兩種人，兩個世界，各踞街道兩端，平行存在，彼此都找不到/不想找那可以穿越的9又3/4月台。BBC的鏡頭至今仍在凝視著，提醒我們身邊的貧窮。

快快脫貧 （上海、北京、蘇北、深圳）

走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大城市，貧窮被拼貼在最現代化的生活圖像中，像兩個平行時空，彼此視而不見，無縫無聲的接軌。挑著竹簍的年輕農婦，蹲在街邊賣著水果給背著LV包的貴婦人。當北京的青年滿世界飛參加會議，與世界各地而來的賓客對談時，背著紅藍白條紋大塑膠背包，穿著寬大的西裝，一臉倉皇倦容的農村青年，同時正站在車水馬龍招牌閃閃的上海街道上，等著包工頭來接他們。城市一邊是賣著最各國進口食品的大超市，美食指南帶領觀光客嚐遍舌尖上的中國，另一邊是工廠，農民工把碗裡的食物倒扣在餐桌上，無聲的抗議著食物難以下嚥，在伙食問卷裡寫上要多多少少吃點肉的想望。

台商老婆為了處理二奶的家庭風暴，從台北不情願的移居上海，在她眼裡，那些急著想要脫貧，所以來搶她老公的對手都厲害精明。她悠悠訴說著那些女人讓人跌破眼鏡的伎倆，貧窮在她眼中都變成了無所不用其極的貪婪。

廠裡最美的廠花來自北方農村，卻很不喜歡人提起農村與她的過去。她總跟我強調，在外打工十年，她已經不一樣了，她也不習慣農村。再把她與農村人等同，等於是抹煞她這十年來的努力。

蘇北的幹部對著我舉杯，向我道歉：我們太貧窮，太落後，我們的條件對不起遠來的賓客，我們要迎頭趕上蘇南的發展。在落後的印記下，人口外流，鎮上小學留不住老師。僅有的三位男老師，三位職稱都是校長。他們其中一位向我介紹，這學校教學上並不落後，現在正在提倡「杜郎口」教學法。「杜郎口」是個地名，其教學特色是老師講十分鐘後，讓小朋友發言三十分鐘，要打破以往小朋友只是被動接受的教學方式。中午學校不供應伙食，小朋友自己到附近的小攤子吃點麵食。四點鐘，學校準備放學。校門口邊圍著一些等著接小孩子放學的家長，由於年輕父母出門打工的多，爺爺奶奶從田裡放下農活來接送，沒人接的小朋友，身上掛著一把鑰匙，自己回家。此時，另一外校長帶著參加比賽的鼓號樂隊回來了，今天他們輸了比賽，校長認為大家表現非常不錯，可惜輸在「服裝上不如別人好看」。田埂旁邊夯土的房屋裡極度濕冷，孩子們把兩條板凳搬到屋外，一條坐著，另一條架在膝上當桌子，借黃昏的暖洋，作著功課。他們說，努力一點，希望可以考上高中，考上大學。只是，考上大學之後能不能脫貧，則還是個問號（請參見為什麼貧窮紀錄片中的Education, Education)。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社會期待它能承擔起更多的國際責任，在討論碳排放量的高峰會議後，面對要求中國減量的要求，外交官員站上了經院的講堂，娓娓道來，她提到了甘肅新疆大西部的貧窮生活，懇切的對台下全世界而來的聽眾說：我們西部的農民也很希望能享受現代化的生活，有自來水、有電、有電視可以看，誰能忍心剝奪這樣的渴望。

身邊的貧窮，在這裡忽隱忽現，若明若滅，有時被忘記，有時被提起，有時被遮掩，有時被放大，貧窮不是存不存在的問題，是被看見或不被看見的問題，什麼決定了貧窮的見與不見，這恐怕只有身在其中的每一個人，知曉箇中滋味。

富裕的代價，你換不換？（柏林）

有些朋友總笑說：歐洲/倫敦好落後，北京現代多了，一到機場差異就感覺到了。我想，歐洲朋友不知道在不在意用落後/現代這樣的度量尺去衡量他們的生活。像我柏林的朋友對貧窮好像又是另外一種態度。

走在大雪紛飛的柏林街頭，週末晚上，跟著朋友趕赴土耳其人聚居的區域，要到那裡的酒吧去看Tatort -- 德國的犯罪現場。柏林是全歐洲最便宜的首都，正在努力想完成論文的我，為了省錢，就不辭千里從倫敦搬到了柏林，與一位德國朋友同住。一個寬敞的兩房大公寓，房租只有倫敦套房的三分之一，雖然便宜房租的壞處是沒有電暖氣，得自己生火爐取暖，但我朋友與他的朋友們都堅持：火爐的暖比較溫潤，是燥熱的電暖氣遠遠比不上的。他們很樂於繼續安於貧窮，每個冬天與老公寓的燒碳火爐共處。這些朋友們，為反抗資本主義的宰制，不被收編，他們總是待業中、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或寫書、或畫畫、或為西藏獨立奮鬥中、或準備創業、或認真思索人生。為五斗米折腰這句話背後的無奈與感嘆，及其暗示的犧牲一己之自由好顧全大局的悲壯感，好像從不能在他們的圈子裡得到任何共鳴與同情。當然，這也是因為他們都靠在一張挺大的safety net上，福利政策讓他們沒有真吃不到米之虞，夢想所以可以放心展翅。

一腳高一腳低的踩在雪地上，我忍不住問朋友，為何非得到酒吧去看tatort，明明網路上就有直播，這般慎重其事，好似個週末的儀式一樣。她正色解釋：為凝聚共識、互相對話！對她而言，德國是分裂的，南北德分裂，東西德分裂，世代間也分裂，大家心中有不同的德國，不瞭解彼此。Tatort以犯罪現場的方式，捕捉了德國境內各個地方的社會關係與生活樣態，透過一次次tatort的播出，讓不同地方、不同世代、不同歷史記憶、不同階級的德國人有個機會，可以瞭解其它人的生活方式、限制、機會與價值。犯罪現場裡的死亡與性，人人愛看，而在酒吧裡儀式性的共同觀看，則提供一個彼此對話的機會。當然，Tatort同時也提供了絕佳的娛樂功能，例如該劇成功塑造了來自各地風格不同各有千秋的男女警探，這些身影深映人心，成為酒餘飯後的話題。

對我的這群柏林朋友而言，選擇貧窮的生活方式，是因為想要讓生活保持其它的可能性。在她們眼中，海德堡是日本人的最愛 ，杜賓根則美的太過工整、太過安靜，什麼都可以預料，他們就喜愛柏林的粗糙質感，滿牆的塗鴉，無限的可能，大把自己的時間，陽光下騎單車到河邊曬太陽讀本書，這種富裕不是經濟發展可以企及的。也不管人家忙著競爭什麼，柏林就是個連比賽都不去參加、也不讓別人來評分、自顧自玩得開心、不想長大的小孩群聚在一起孵自己的夢想的城市。這也難怪，柏林市長的競選口號Berlin is poor, but sexy會一直流傳、引起廣泛的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