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工作，能教嗎？

身為人類學徒求學過程中，我沒有真正受過田野工作研究的訓練。大學時代並未上過正式的人類學課程，到研究所才開始做田野調查訓練，我的田野工作實際上是在尋找題材過程中邊做邊學。不過參與觀察的經驗在大學的兩個「研究現場」就已經開始萌芽：一是修臨床心理學之時在慢性病房實習兩個月的「機構經驗」，另一個是大學畢業的暑假當中，參與臺大醫院精神科的問卷調查，在烏來和復興鄉地區做「飲酒習慣問卷」的訪調員。你也許會問，這兩個情境跟人類學的田野看來很不同啊！幾乎都是臨床心理方面的「特殊情境」。整體說來，是也不是。從與人的接觸角度來說，這兩個情境都需要注意到如何開始與「個案」建立關係（也就是教科書裡面會說的rapport），而且這個關係會直接影響到後續如何了解個案的狀況以及如何互動。但與實地田野不同的地方的確存在，這兩種模式都是被「限定的現場」，過程中不會接觸到「非機構情境」：在精神病院裡看不到精神病人與家屬之間的互動，病友與護理人員在非心理實習施測時的互動；在進行「飲酒習慣」調查的活動裡，看不到受訪者家裡平常的說話習慣，也不容易聽到受訪者面對問卷時的「真心話」。當時最令我感到無奈的是，為了問卷有效份數的需求，當時會嘗試從復興鄉往桃園大溪一帶去尋找之前曾經參與的受訪者，但許多人在電話中就婉拒參加（理由可想而知），也有些人表示在電話裡面訪問就好。訪調訓練裡希望訪問員帶著特殊敏感度，在問卷進行時同時對家庭狀況進行觀察，在這種狀況下也就失去了可能性。

沒有機會在大學階段學習田野工作，那麼研究所呢？碩士班時最主要的培養田野能力，是學會日常的阿美族語會話，並且了解所進行研究的題材到底對村人有多大的影響。在每日固定的檳榔，米酒，還有各種笑話與祭祀用語的混合學習下，對田野地的認識看來與日俱增。不過每每在檢視過去田野筆記的雜亂無章裡面，還是會想著，到底如何訓練當時的我，才能做得更好？到了博士班的研究方法必修課，反而好像不處理田野工作怎麼開始與轉換的討論了。我記得在一個學期的方法必修課裡面，主要要求修課的學生尋找一個「小型的田野場域」，並且要在裡面完成「參與觀察」，「訪談」，以及「問卷」三種研究方法。我當時在就讀的城市裡面找了個販賣台灣餐點與泡沫紅茶的餐廳，每個禮拜在那裏泡上兩三天，除了點一杯泡沫紅茶在店裡觀察，與店家還有服務人員聊天之外，還製作了一份「你認為台灣菜與中國菜有什麼不同？」的問卷，給來消費的各式顧客填寫。記得當時費了好大個功夫才說服店家，並且在最後提供我的問卷統計結果給他們作為回報。

「田野工作」是人類學相關科系一定會修習的課程，也是我在大學裡面主要獨立任教的課程。在大學裡面教田野工作，其實是訓練同學們增加對身邊事物好奇探問的動力，以及思考現象為何如此的基本推論能力。T大人類系裡早期建立的傳統裡面，同學先修過田野工作上，經過暑期的蹲點田野，回到學校之後再修田野工作下進行系統資料整理，並且書寫民族誌：從閱讀田野工作的注意事項，實地體驗的文化震撼，到離開田野的書寫訓練。這樣的模式後來成為許多科系仿作的基本方式。但是在不同的學系設定裡面，也許沒辦法一整學年進行操作，也會嘗試在學期中讓同學盡可能有完整的田野參與經驗。在一個學期的限制裡，到底要學生觀察什麼，到底希望他們學到什麼？是這個課程最大的挑戰。在我所任教的D大原住民學院這樣的環境裡，有來自許多不同族群環境的同學，並且抱著對自身文化情境基本的認識動機與想法前來。不過在實際的教學裡面，這樣的背景可能與田野工作的基本要求有些衝突。同學雖然在校外的田野情境裡，可以快速連結自己與同為原住民社區對象的身份與經驗，但更常出現的狀況是將自己生命歷程所認識的親友與經歷（我的vuvu也這樣），投射在該社區文化的情境中。另一方面，也會忽略在社區裡非文化層面的議題（歷史背景，經濟因素，族群多元性日常互動等等）。如何在短短的一學期裡面，讓同學能夠做出有收穫的田野工作，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想像以不同身份理解 田野場域的能力」。這其實也就是，從異文化的眼光觀看日常生活的能力。我在田野課程中，每次都喜歡以湯米李瓊斯為Suntory公司的罐裝咖啡，所拍攝的一系列「外星人觀察日本文化」廣告為例（當湯米李瓊斯還是MIB的熱潮之時），來說明觀察「日常文化」的「異常性」，其實隨手可得。

（外星人瓊斯，地球調查系列）

好的田野讓你上天堂；不好的田野，有嗎？

為了在一學期內快速發展田野工作所需要的基本能力，課堂最開始的時候並不限制選擇題材的範圍，校園內也可以做研究—實際上也應該可以。許多田野工作的教學案例裡面，預設場景只是日常生活環境的一部分：學校附近的餐廳，等公車的場合，便利商店裡的互動，甚至是在不同情境裡排隊習慣，都可以作為「觀察」的題材。但後來同學跟我都發現，「參與觀察 」不等於「田野工作」，對於田野到底是什麼的想像，也會影響同學選擇題材的決定。幾番討論之後，仍然留在校園裡進行田野工作的題材包括：「宿舍廚房人類學」，「學生活動中心的潛規則」，「校園愛狗社團的困境」，「非本地生的校園生活」，以及「校園觀光，到底？」等等。這些題材看來應該可以做出些有趣的觀察與思考，可是在熟悉的環境裡標示「特殊題材」的預設觀點，影響了同學以「想要問出問題」來做觀察的決定，出現在田野工作裡的預設問答多半是：「為什麼會選擇來這裡（讀書，用餐，運動）？」「對這個現況你有什麼看法（碰到什麼狀況，有什麼困難，想要怎麼改變）？」同學習慣問這些問題，不是田野工作出發點的錯，而是對於田野到底是什麼，以及跟自己有什麼關係的想像過於單一。校外的題材就比較多元，從花蓮百年名店介紹，校外打工經驗，花蓮地區車站的旅客，七星潭魚市場，慕谷慕魚的觀光，地方文物館，社區傳統作物的復育，到最近與門諾醫院合作的長照站參與觀察。這些讓同學們有「光明正大」的理由，去發掘想要與在地發生關聯的場域。

在課程中希望學生不要單單從如何「展示問題」的角度來思考田野工作，我的教學程序穿插了四份必要的作業，讓學生在過程當中「慢慢地」發現自己的「眼光」。第一份作業，是從「身體感官來描述田野經驗」。我要求他們不只是從視覺去描述田野的第一印象，而是張開各種可能的感官層次，說明自己在過程中所「感受」到的事物。第一份作業批改之後，我會在課堂上朗讀令人驚艷與我覺得可以進步的範例，並且帶領同學體會田野中「象徵」的使用在田野觀察，描寫，甚至後來描述問題時，對深入思考田野的幫助。有同學在部落復育傳統作物的田野觀察裡面，覺得作物的根系就像他們（離鄉大學生）的處境一樣，急需要文化土壤的養分但又可能快速地被拔起來展示；有同學從花蓮鋼筆名店裡的第一代老店長穿著方式，描述在地小店鋪裡面同時具有的輕鬆感與歷史性；有人也可以從宿舍廚房裡面已經無主的調味料的味道，描寫在異鄉嘗試複製記憶中味道的困難與努力。每個特殊的身體經驗的開啟，都讓我知道同學們已經向轉換位置看待這個現場的方式，又踏進一步。

第二個作業，是以到期中為止的田野經驗，畫出田野場域的「空間圖以及重要物件的位置及意義」。這個作業是同學們的最愛，我發現學生可以重新以繪製地圖的表現，回到（上大學）以前對於多媒材以及非文本描述能力的重視。我特別要求不能只是放照片並且畫線解說而已，必須重新以徒手或者電腦繪製。這樣的繪製作業其實並不只是畫出田野場域的地圖就好，還需要指出在場域中什麼人會出現在哪裡，並且要以兩三段文字說明在此空間中，某些具有特殊意義的物品位在何處，如何發現以及為何要提出這個東西的說明。曾經有一組觀察校外福音團契的同學，就在空間中描繪出「剛到教會裡面的人」，到底會想要坐在離十字架什麼距離的「空間意義」。而今年有兩組同學搭配與門諾醫院長照部門的合作關係，到卓溪鄉進行社區長照健康站的參與觀察，也能夠生動地描繪出在當地田野所見到的多重社區扶助模型。空間的重新描繪以及對照自己如何看到的過程，能夠讓學生對於田野裡的客觀線索與主觀感受的對照，產生清楚的觀察。

第三個作業是田野工作裡必要的訪談與謄寫。這會讓同學感到很無趣或者挫折。因為大家通常習慣在田野過程中快進快出，可是訪談—尤其是謄寫訪談稿—讓你在過程中，聽到自己的問題是多麽的「無趣」，「太過侵入」，或者「太早引導（放棄）」等等。這個作業需要以三十分鐘左右的重要訪談內容做謄寫，也要同學對訪談時的外在訊息（受訪者的穿著，與你的相對位置，表情手勢），以及訪問者的內心想法（在訪問以及聽回應時有什麼感覺，是否聯想到什麼？）做仔細描述。這個作業也會讓同學對照第一個感官描寫，來看看大家的描寫框架是否仍然在自己的「體驗流」之中，還是已經可以開始注意到受訪對方的「主體意向」的出現。

最後一個作業，是讓同學在學期末整體報告之前，描寫田野中的特殊事件的過程以及它的重要性，並且嘗試以田野中人物的角色（第一人稱）來書寫其過程。這個作業通常也會讓我發現到，即使在田野過程中不斷要學生注意「人事時地物」這些基本狀態的觀察與描寫，但是「事情」往往是田野當中最難以描繪的部分。一方面可能其實同學對該田野狀態的想像與理解不夠深入，常常以所謂「某某地的日常」作為學期題材帶過，或者是對於不斷發生的事情難以發現其中的共通性以及特殊性，而只能以某次的「造訪」或者「訪談」作為事件來描述。這個狀況反應的，雖然是單學期中要「完成」田野工作的限制，難以有足夠時間消化田野中的多樣性；但更主要的問題在於，是否能夠跳脫「到田野拜訪」來造成事件的敘事框架，並且看到自己與田野報導人在角色互動中的連帶效果。

「成為自己人」的田野，還是「要完成任務」的田野？

課程最後的要求，是由進行田野工作的小組選擇以海報呈現整個學期所看到的田野現象，或者（本學期才開始試行）剪輯十分鐘紀錄片作為田野成果的說明。而個人部分，則請同學以模擬「田野的技藝」一書的閱讀與書寫方式，介紹自己田野經歷與議題之外，書寫反思田野工作後的心得。如同空間繪製與地圖作業，同學們對於海報的呈現可說有非常巧妙的想法，但也受限於海報空間沒辦法表達許多內在想法。我後來的觀察是，課程的表現方式很可能成為同學在大學當中其他田野調查與實察經驗的「銘刻印象」，甚至延伸到畢業製作展覽的形式上。但在實際的過程中，田野工作以團體分工的方式進行看來似乎是常態，但也可能在過程中造成組內分工不均，觀察方向的拉扯，成果呈現時如何表達個人觀點，以及最後如果有任何民族誌形式的出版產出時，個人的田野工作成果是否可以成為團體直接使用的材料（這在十多年前我碩士班田野工作時，於太巴塱社區進行社區總體營造的出版討論，就曾經有過爭議）？同時，身為原住民背景的同學，如何在田野經驗中看到自己文化中相似的經歷，而進一步能夠表現在被中文敘事與當代媒體喜愛的「文化想像」裡，表達盡可能的自我認同與特色？

我進一步思考，到底在田野觀察參與之後，什麼樣的表現型態，讓學生可以說出不同的故事，以及擁有持續參與的動機？這個對比的問題差別可以看成： 要達到 「成為自己人」的田野，還是「要完成任務 」的田野？田野工作的作業批改經驗中，我最掙扎的不是指出同學哪裡觀察得不夠仔細，而是到底要不要提示學生觀察方向，或者修改在田野紀錄中所使用的特殊表達方式（比如描寫長照環境「帶有老人味道的土壤，到處都是！」，或者是在田野中看到小時候記憶場景的熟悉感：「一個轉角遇到也是滿有戲，原來我們就在你們旁邊」）。這些特殊的「自己人描述」其實是原民院的同學們在田野面對其他社區的情境後，從記憶裡映照出來的「熟悉感」。但是在現有的大學教學與社區連結與實用的取向裡面，「要完成任務的田野」類型也會越來越多，比如本學期透過門諾醫院長照部門的介紹，到卓溪鄉做田野觀察，而相對的是機構希望可以參與課程期末的成果發表，並且期待在同學的觀察中為剛開始設立的長照關懷站，加入「更多文化的色彩」。這些互動方式的期待與企圖其實不是一個學期可以完成的，但透過田野工作的課程設計，最希望讓同學發現的就是，人類學最核心的訓練與經驗，可以在不同的應用與互動過程後，透過各種媒材的結合，以及機構需求與場域現象的對比，發展出諸如「社區長照的文化特色」的內容操作，「社區文物館如何避免蚊子館化」的建議，「大學周邊社區產業週期與困境」的解析等方向。田野工作能夠是自我省察的細微深刻處，也可以是文創應用的槓桿放置點。

因為這樣，我喜愛在每個學期的開頭，把前幾個學期已經完成的田野成果展現在剛修這門課的同學面前，讓他們看到自己可以達成的眼界，也提醒自己，田野裡面總有驚奇，不管是來自於報導的對象，或者來自於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