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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籤: 田野

自身作為研究工具:西濱公路上的「蝦米郎」

身體及身份作為研究工具 「做田野的人都把自己作為研究工具。」這是某香港老師在給中學生的一堂課中,我在其身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我們要利用各種感官接收資訊,沒有置身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人類學家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什麼。我認為,除了身體,身份也是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重要組件。當人類學家在社區、城鄉、國家之間移動時,其身份的轉變,影響著他們能及不能蒐集到的資料。隨著「go native」的程度,人類學家的研究經驗及人際關係變得獨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複製。

顛簸「跌」進中爪哇:「師生國際參與」參與了什麼(下)

在普禾加多短短的幾天,除了必須完成的幾場學校捏麵人活動與攝影工作坊,意外多了不少可以四處走晃( jalan-jalan )的時間,而我們的許多驚喜際遇與新朋友,也幾乎都是在這些 jalan-jalan 過程中遇到的。 第一個與我們變成好友的,是在距普尼家最近的市場邊開雜貨店的老闆。事情發生在我們抵達村落的第一天。

我好像在哪裡看過這齣:人類學家評《全員在逃》

今年五月剛由衛城出版的《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在台灣宣傳的策略非常明確:儘管有著非常高的評價,這本書同時也極具爭議性。而美國知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所掀起的爭辯,其實也很相似。兩本民族誌都是系出名門的年輕學者的初試啼聲之作、其資料都來自二十出頭的年紀時所開啟的田野工作。兩本書都奠定了作者在學科內的地位,也都有為大眾書寫的企圖,而之後面臨的批評也都牽涉到報導人敘事的真實性與對異民族文化描寫的公正性的問題

顛簸「跌」進中爪哇:「師生國際參與」參與了什麼(上)

2017年12月,因參與教育部計畫,我與三個碩班研究生、六位大學部同學,以及在台灣工作的普尼(匿名),展開了八天七夜的印尼之旅,主要目的地是位於中爪哇Purwokerto(普禾加多)的普尼家村落。這個說長不長、說短也不是太短的旅程,不但是我與大多數成員的第一次印尼行(還包含兩個第一次出國的大二生),也是我第一次一個人帶著一群學生出國。

[Runningnoseky的蘭嶼田野]歸鄉路

我不想矯情地宣稱蘭嶼是自己的第二個家。雖然我在那裡有著許多的回憶,對那裡有著獨特的感情,但如果我真的把它當成家,它就會是個不得不回去的地方。從人隨著波濤來回翻滾、浪花與嘔吐物四處飛濺的蘭嶼返鄉船班,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出,回家並不是個「值不值得」的問題。

百年一瞬:從「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談起

目前關於田野與田野工作的研究,關心的多是研究者在田野上做什麼,而非他們到底如何把田野做出來。 在九月十八日上午十點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演講中,我想談的便是這個田野培育的過程。我的講題是:一個「不尋常的古董收集者」:畢士博、李濟與「中國人自己領導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工作」。延續我對田野與田野工作的興趣,我想分享的並非一九二零年代於中國的種種震驚國際的考古發現,而是當時的田野工作者如何將「中國」此夾帶眾多意涵的詞彙收斂為值得研究、能夠研究,且具不可替代性的 「田野」。

為什麼翻譯一本書?《依海之人》譯者後記(芭樂版)

最近我翻譯的《依海之人》(People of the Sea)一書終於出版了。芭樂人類學大可直接轉載譯者導言,但那正經八百了些(畢竟需要送科技部審查阿),還是來一篇芭樂版的譯者後記吧。這篇不會「劇透」過多,希望勾起大家閱讀的欲望──炎炎夏日,這封面看了就很清涼,不帶一本嗎?

田野研究倫理那件小事

「田野就像是在學做人」:研究倫理作為一個學科或學門制度化的準則當然不否認其意義,但田野之中面對不同的情境,甚或是相異人群對於「倫理」為何的不同考量,或許很難說有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這也或許是為何,關於這些「研究倫理」的討論,總是能不停地在新的課堂上,又有新的案例和應對,讓我們繼續討論下去。

田野行不行:大學的田野工作教什麼,怎麼教?

「田野工作」是人類學相關科系一定會修習的課程,也是我在大學裡面主要獨立任教的課程。在大學裡面教田野工作,其實是訓練同學們增加對身邊事物好奇探問的動力,以及思考現象為何如此的基本推論能力。如何在短短的一學期裡面,讓同學能夠做出有收穫的田野工作,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想像以不同身份理解 田野場域的能力」。這其實也就是,從異文化的眼光觀看日常生活的能力。

[iGuava主題專號][人類學家@文化部] 人類學家與文化部應該彼此看見

人類學家號稱研究文化,然而人類學家卻經常在文化行政、文化政策的場域缺席。這真是「暴殄天物」。攸關文化發展的政策擬定與論辯少了具多元文化視野、從地方細緻的田野工作建立知識的文化人類學家參與,是學術資源的閒置。但反過來說,人類學家放過了文化部(及相關文化行政單位)這麼值得研究的「田野」,也很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