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進入田野時，隨著各種關係的建立，往往能獲得新的身份，而立即伴隨這個身份而來的會是一個新的名字，不論是基於擬親關係而來的稱謂、能融入社會文化體系中的語彙、或只是田野情境中的親暱日常綽號。有時候甚至是相反的狀況，在一次重大事件之後被賦予了新的名號，從而破冰產生新的關係。我們或許能控制這個名字（請叫我某某某），但大部分時間這是當地人給我們貼的標籤、試圖理解我們是誰、來做什麼的方式。無論如何，人類學家田野中的名字都有自己的生命，以及相伴的情感、責任與故事。

「垃圾」可以說是看似穩定運作的體系的破口，而且必須透過文化上的認知行動安放其位置、形成新的連結，或由社會上的制度加以填補排除、甚至增值再利用，然而其物質上頑固雜亂的本質又使之無法輕易地被安穩處理。正是「垃圾」這種能在混亂現象中看到背後秩序，以及在井井有條的管理下看到其中衝突的特性，近幾年來出版了多本針對此一主題的民族誌，包括這本《街頭隱形人》。

田野啟程前問了英國的老師：「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提醒的？」他只說：「活著回來。」（Stay alive!）當時聽起來很嘴砲，後來才體會到其實有道理。他已經預見了田野中會遭遇種種試煉，田野工作者必須保護自己，又得兼顧研究資料搜集。字面上的意思是確保生命不受威脅，但象徵性的意涵是活過博士班、乃至「人類學家成年禮」的考驗。在這個努力活下來的過程中，真切地關心、同理報導人們讓自己好好活著的擔憂與策略、絕望與希望。

「妳一個台灣人為什麼跑去研究香港？」這是我每次分享自己研究時，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本地人」才能做好田野嗎？ 究竟「局外人」（outsider）還是「局內人」（insider）做起田野更具有正當性、更有優勢？這是人類學界至今爭辯不休的議題。博班入學面試時也被問到，以我對這個辯論是否熟悉作為判定我算不算「圈內人」的依據之一。

你這裡看到的鳥會因為陌生而被你質疑到底是不是鳥的話，你找到了質疑自己的方法，尤其質疑你到底為什麼是原住民，這就是一種解殖的方法，如果你的一切都是透過鏡子反射來的，而鏡子反射來的都是他者之時，你如何確定自己是自己．所以你會受苦，當你無法用英語或在地語解釋或介紹自己的時候，你會發現田野調查其實是在描述他者，你最好臣服於這個他者，巴丹島的全部，仔細描述這裡的一切，一旦你找到有一種理解不是自己的理解產生的而是完全由他者告訴你的，你就會知道自己與他者的關係。

剛過去的這個星期日，在台灣的我們，藉由網路參與了香港人民｢反送中｣的憤怒、悲傷、與恐懼。我們看到白晝裡結集成長流的浩蕩人群，看到難得大規模集體出現的律師群體，看到入夜後對平民百姓施加的國家暴力，更看到了掌權者入夜後宣示不顧民意的一意孤行。那個夜晚，我徹夜難眠，想起了過去我與香港、與中國之間的淵源，想起了香港人所面對的，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霸權。

我們將本書命名為「辶反田野」，一個同時表達「反田野」與「返田野」的多義雙關詞。我們特別選取「辶」部首為字，它有「忽走忽停」與「奔走」的流動意涵，以此指出「反」與「返」之間的時間差，並標示「反」與「返」重疊交錯的可能。因而，「反田野」、「返田野」、「辶反田野」是本書的三大主軸。

身體及身份作為研究工具 「做田野的人都把自己作為研究工具。」這是某香港老師在給中學生的一堂課中，我在其身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我們要利用各種感官接收資訊，沒有置身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人類學家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什麼。我認為，除了身體，身份也是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重要組件。當人類學家在社區、城鄉、國家之間移動時，其身份的轉變，影響著他們能及不能蒐集到的資料。隨著「go native」的程度，人類學家的研究經驗及人際關係變得獨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複製。

在普禾加多短短的幾天，除了必須完成的幾場學校捏麵人活動與攝影工作坊，意外多了不少可以四處走晃（ jalan-jalan ）的時間，而我們的許多驚喜際遇與新朋友，也幾乎都是在這些 jalan-jalan 過程中遇到的。 第一個與我們變成好友的，是在距普尼家最近的市場邊開雜貨店的老闆。事情發生在我們抵達村落的第一天。

今年五月剛由衛城出版的《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在台灣宣傳的策略非常明確：儘管有著非常高的評價，這本書同時也極具爭議性。而美國知名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所掀起的爭辯，其實也很相似。兩本民族誌都是系出名門的年輕學者的初試啼聲之作、其資料都來自二十出頭的年紀時所開啟的田野工作。兩本書都奠定了作者在學科內的地位，也都有為大眾書寫的企圖，而之後面臨的批評也都牽涉到報導人敘事的真實性與對異民族文化描寫的公正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