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進行流亡藏人社會經濟的研究中，身為一個進入田野的研究者，通常住在藏人開設的旅館，也有機會投宿在佛寺的客房，儘管內部設備簡單，比一般印度的旅館多一份親切和安全感，特別是在佛寺的環境，入夜之後和清晨萬籟俱靜之際，年輕僧侶記誦經文的喃喃聲，雖然刻意壓低聲量還是被風將認真專注的心語飄出窗外，伴著我的閉眼關燈就寢或被喚醒的起床。旅居途中的房間，隔絕印度街頭的喧囂和灰塵，將我帶進入了西藏的心靈世界。

 

如果說宗教信仰是族群文化的世界觀，個人的房間就是就是個人境遇與心靈的空間具現，藏傳佛教是流亡藏人的大宇宙，他們的房間應該就是個人的小宇宙。近年來有機會拜訪流亡社會幾位知名人物的房間，近距離地觀察其人與其物的環境，以及在這個空間所開展的日常。雖然只是有限時間的停留，但在這些流亡者的房間所產生感動的片刻，也成為記憶的凝結。

 

 

已故的達瓦諾布教授（Dawa Norbu），是流亡西藏社會首位到西方留學並取得博士的學者，1949年出生在西藏，1959年和家人追隨達賴喇嘛流亡到印度，之後到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就讀，1982年取得博士的學位，而後在印度德里的尼赫魯大學的中亞研究學系任教。作為一個流亡的藏人，他見證了西藏命運的巨變，面對民族命運的困境尋求出路，思考如何將西方社會科學的理論和學術的訓練，實際運用到流亡社會，因此不免對當時的流亡政府提出批評。然而，此舉卻在流亡藏人的社會當中引發爭議，有些人認為達瓦諾布教授的舉動破壞了西藏社會的團結，因為在流亡的處境，大家都應該砲火一致地對外，為何還要暴露自己的問題，落實中共的宣傳口實。加上他的教會教育背景，而被批評為共產主義者、無神論者、世俗主義者，甚至被懷疑為中共間諜，遭受到各式各樣的譴責以及人身的攻擊。為了防止情勢失控，達賴喇嘛甚至出面公開呼籲：「這是一株長在西藏花園裡的外國玫瑰，雖然品種不同，但因為有這株玫瑰，才使我們的花園更美麗，我們應該保護祂，而不是將祂拔掉。」但整個過程，導致他承受極大的壓力，而造成精神上的疾病，2006年在58歲就因抑鬱而英年早逝。

 

當我開始接觸流亡藏人社會經濟的研究時，發現相關的社會科學研究文獻非常缺乏，雖然藏學研究在西方已經萌芽，只是集中在宗教語言文化的研究，其他面向的資料文獻非常有限。達瓦諾布教授從社會科學角度書寫對藏人定居點的觀察，是非常可貴的參考資料。於是我透過電子郵件試圖和他聯絡，希望有機會當面請教，但當時的他已經深受精神疾病之苦，回信和在印度接見我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他在尼赫魯大學社會系的同事。雖然當時我還期待著未來可能見面的機會，但不久之後，就傳出他去世消息，這一面永遠再也不可能了。

 

之後，我有機會見到他的家人，並進到他的研究室向他致敬，從塵封的書架和凌亂的書桌上，是我很熟悉的政治經濟學、發展社會學、第三世界國家研究的書籍和期刊，也透露了達瓦諾布教授試圖從跨國比較的觀點，尋求解決西藏問題的努力。而在成堆的資料中，竟然出現台灣海外政治反對運動被翻譯成藏文的刊物，可想而知，他也關注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並希望從台灣的境遇和經驗找尋可能解決的線索。研究室書架上面排列著他的知識養分與心繫西藏命運的思想藍圖，賭物猶如見人，這種只存在於學術同行之間心領神會的溝通，彌補了沒有來得及親見到達瓦諾布教授的遺憾。

 

 

 

 

2020年8月3日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媒體發出了一則訃聞，是「西藏女英雄」阿媽阿德（Ama Adhe）病逝的消息。她的一生代表了藏人為自由奮鬥的歷史，阿媽阿德於1932年出生在西藏康區的那戎，1950年代中共入侵康區，鎮壓反抗者之際，她才剛成婚，卻歷經了父親不明原因過世，丈夫於1954年被中共毒殺在她面前身亡的慘事，阿媽阿德當時孑然一身，除了一個幼子，還懷著女兒。她從1955年開始組織西藏婦女投入為西藏自由的反抗運動，幫助躲在山區和中共軍隊抗爭的游擊隊提供食物、輸送物資，搜集情報，也向外界揭露西藏面臨的侵略的真相。她在1958年被中共逮捕入獄，遭受各種虐待和酷刑，也歷經了大飢荒，

 

同時期一起被捕的300多名婦女，只有包括她自己共4個人存活下來，她不斷地從一個監獄被換到另一個監獄折磨勞動，直到鄧小平掌權時，才因為採取對西藏的懷柔政策而被釋放，她總共被監禁了27年，創下了西藏人被中共關最久的女性政治犯的紀錄。

 

阿媽阿德出獄之後，依然受到中共的監控，直到1987年逃亡到印度，才得到真正自由之身，她在達蘭薩拉定居，成為自由西藏的強力代言人，透過美國作家的訪談，將她的生命故事以英文出版《記憶的聲音：一位為自由西藏奮鬥的女性英雄故事》（Ama Adhe, The Voice that Remembers: The Heroic Story of a Woman’s Fight to Free Tibet, 1997）。她利用各種機會，將在西藏所遭受的苦難經驗，告訴流亡社區的年輕人，也說給來到達蘭薩拉的觀光客或朝聖者聽，儘管這些回憶充滿著不堪的恐怖，但她卻勇敢地一再地揭露傷口，繼續將她的生命奉獻給西藏社會。

 

我見到阿媽阿德是在她的房間，是陪同當時從臺灣來聽經的中醫師，受到藏人朋友之邀一起過來探望這位女英雄，藏人朋友感念阿媽阿德對西藏社會的犧牲奉獻，因此拜託醫師朋友減輕她年邁身體的不適。阿媽阿德的房間不大，就如一般藏人的房間，燃著燈供奉著佛像，除此之外，就是墊著藏式地毯的座位兼睡覺的床鋪。阿媽阿德腿部因為水腫而行動遲緩，但她銳利有神的雙眼，以及堅持不需由人扶持而起身的舉動，儘管已經將近90歲，卻顯得很高強，讓人直接感受到她堅韌的意志，以及絕境逢生的氣力。她見證了西藏歷史的翻轉，歷經了最嚴酷的不幸，在監牢中失去了青春的自由，雖然已經不在人間，但她的生命故事已經為成為西藏的記憶。

 

 

詩人的房間：丹真宗智

 

丹真宗智（Tenzin Tsundue）是出生在印度馬納立（Malali）的第二代流亡藏人，在孟買大學取得哲學和文學的碩士學位。他寫詩、散文和政治評論，也從事西藏自由運動，並同時以這兩個身分引人注目。他在2001年以英文寫作〈我這種流亡〉（My Kind of Exile）獲得「前瞻騎馬鬥牛士」（Outlook-Picador）文學獎非小說類首獎，已經出版了三本英文詩和散文集，並被翻成多國語言，《達蘭薩拉下雨的時候》是2012年由臺灣圖博之友會將部分英文著作翻成中文與出版的詩文集。他在一次接受尼泊爾作家訪談時表示，因為生來就是難民，所以必須注定要為西藏的自由而奮鬥，作為一個運動倡議者（activist），書寫是他的表達方式。他在〈難民〉（refugee）為題的詩中使用額頭和眉宇之間的R字的象徵，已經成為流亡者的鮮明標示，而在〈我的西藏本色〉（My Tibetanness）詩中，「我是藏人，但我並非來自西藏，從來沒去過，然而卻夢見，我死在那裡。」幾個簡潔的文字，道出失去國家的人們沈重的命運。

 

我喜歡他的詩句，也在前面幾張地圖中引用，但他出現在文藝版面的機會卻遠不如從事自由西藏行動在各大媒體的政治版面。1997年他才大學畢業，就為了想看看那個從沒有去過的自己的國家，從拉達克徒步行走在喜馬拉雅山區由印度邊境進入被中國控制的西藏境內，結果在拉薩的監獄待了三個月，以外國人（印度人）非法入境的罪名被驅逐出境，根據他發表在《西藏評論》（Tibetan Review）的文章提到，監獄當中被「毆打凌辱和疲勞問訊」都能挺過，但這個「外國人」的標籤，卻徹底羞辱到他。

 

從此，印度成為他從事運動的主戰場。2002年為了抗議中共領導人朱鎔基訪問印度，他在孟買旅館的14樓放下巨幅的「自由西藏」（Free Tibet）布條，並灑下500張傳單，而在大喊Free Tibet時被捕。2005年溫家寶訪問印度時，他預先躲在印度的大學陽台上24小時，再次成功展示自由西藏的巨幅布條，揮舞雪山獅子旗和散發寫著「中國離開西藏」的傳單，之後還有多次到中國大使館抗議的行動。作為一個倡議行動者經常會被警棍襲擊或毆打，也會被關進監獄服刑。丹真宗智至少待過5座不同的監獄，他表示「無論刑期多短，對一個視自由奮鬥為崇高理想的人，入獄是一種榮譽。在那裡，就連強盜、殺人犯或騙子，都對你敬重有加。」只是，印度政府也從他的行動開始進化，制定預防性的法律，只要有中共領導人拜訪印度，丹真宗智被嚴密監控限制自由的戲碼，就會被印度警方操演一遍。

 

對丹真宗智而言，這些抗爭行動也是詩的表現，額頭上綁著的紅布，是流亡的印記，誓言只要西藏還沒有自由就不取下。這是我對他的印象，加上媒體刊登他展示自由西藏布條被印度軍警毆打或逮捕的照片。2019年我在達蘭薩拉，正在進行一場訪談中，接到了丹真宗智的來電，邀請我參加兩天之後由西藏青年會主辦的「西藏民主日」座談。這場座談的主題是「民主與自由：香港、臺灣和西藏」，他是透過我的藏人朋友找到正在當地的我，希望我分享臺灣自由民主的經驗。簡短的電話交談，確定了時間、地點，當我還在消化這個突如其來的邀請時，在達蘭薩拉的大街上已經到處張貼著這場座談會海報，我的名字和從網路上抓下來的照片工整地和其他參與者被印在海報當中。就這樣，我也進入了他的詩作。

 

因為這場座談會，有機會見到他本人並受邀到他的住處喝茶，而進入到他詩作中，下雨時被「戴著拳擊手套的雨滴、成千上萬地、降落、捶打著的鐵皮屋頂房間」。他本人比我想像中的瘦小，很難聯想他是攀爬鷹架高塔，領頭在抗議場合和軍警對峙的街頭運動者，他擁有自由理想的想像以及豪邁的熱情，但卻過著如僧侶般自律的生活方式，不煙不酒的素食主義者，他沏了一壺加入生薑的紅茶，表示比較養生，並介紹屋內那隻跛腿浪犬如何成為家人的過程。這個二坪大的房間除了一張鋪著西藏地毯的床，以及供著達賴喇嘛相片的佛桌外，另外一面牆的書架上，以及地板上堆疊著滿滿歷史、文學和哲學的英文為主的書籍，沒有刻意的整理卻呈現特殊的空間感，將門打開面對著有著綠樹青草的小徑，這個充滿文青品味的房間裡，聽他講述自己的故事以及對於流亡社區的觀察與期望。

 

這間房舍是英國殖民印度時的建築物，他給這個居處取名為Rangzen Ashram，是藏印合併的名字，Rangzen是藏文，代表獨立自由，Ashram 是印度教的宗教聚會處所，兩個字放在一起，西藏自由成為信仰，我將之理解為「西藏自由聚會處」，來自各地關心西藏命運的眾人在此相互辯論，集思廣益之處。在我們離去前，他特別介紹了屋外正開著紫色小花的植物所擁有的隨處而安強大適應力，我知道這是一種流亡的詩意表達。這個房間的主人經常在外，為他所熱愛的國家奔走，不是在從事自由西藏的運動，就是要到自由西藏運動現場的途中，繼續用行動創作他的詩句。

 

 

 

 

根據西藏的歷史傳統，達賴喇嘛的房間應該是在拉薩的布達拉宮，但自從1959年之後，這個房間就失去了主人，取而代之的是從中國各地湧入的漢人以及來自全世界的觀光客。第14世的達賴喇嘛逃離西藏之後，就駐錫在印度的達蘭薩拉，由英國人留下來的一棟別墅建築。從達賴喇嘛官方網站上可以看到他受邀到全世界各地演講，或在印度藏傳佛寺講經傳法的緊湊行程，當然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佛教團體，舟車勞頓地來到達蘭薩拉請法，法王寢宮外重建的大昭寺，就隨著不同請法團體，聚集各種族群以及國籍的信徒。在數位資訊發達的時代，現場備有10幾國語言的翻譯，不只為現場的信眾，也同時線上直播到世界各地有心聽課的人們。在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之後，現場的法會全數取消，改成在法王的寢宮透過線上直播，進行佛法的傳播，並與世界各地的人們持續互動。

 

在沒有疫情之前，我有幾次在達蘭薩拉見到達賴喇嘛的機會，大部分在講經的公眾場合，也有隨著不同的團體到寢宮覲見的經驗。除非有特定的任務或議題要請教，一般請求見面者並沒有任何宗教、國籍、階級的限制，只要在法王有空的時間，帶著證件就去辦公室登記，就按序能夠獲得接見。覲見的程序要先填寫資料，通過安檢，並到接待室等候，裡面就會遇到各地來覲見的團體或個人。法王接見訪客的地方，擺置著幾張沙發，現場有精通英、藏、中等語言的秘書，協助翻譯。我也是依循這個管道，得到請教法王有關流亡經濟的問題的機會，而在當次會面的場合，因為法王的建議而拓展到尼泊爾藏毯產業的研究。另外一次，則是隨著臺灣的佛教團體獲得接見，同行當中有位來自小林村因為八八風災失去家人的年輕人，當法王得知這位年輕人的身份，現場氣氛頓時轉為哀戚，此時距離當年法王為此事件到當地修法已經數年的時間，法王很慈愛地詢問他的現況，年輕人則強忍悲痛地感謝法王的關心。在法王的房間裡，與天地同體大悲，是畢生難忘的經驗。

 

 

 

學者達瓦諾布、女英雄阿媽阿德、詩人/倡議行動者丹真宗智，和達賴喇嘛法王的共同身份是知名的流亡藏人，我在不同的機緣拜訪他們個人的空間，從中感受到西藏命運的承擔，以及生命發光發熱的力量與能量。他們也是在印度的難民，雖然這裡不是自己的國家，但至少都擁有自己的房間，自主決定房間擺設，以及基本隱私的保障。對照在中國政府嚴密監控下的藏人，基本的宗教信仰被限制，連照片都被檢查的處境，說明了沒有自由的社會，就無法擁有真正自己的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