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臺灣與印度移工的距離有多近？又有多遠？臺灣政府有意大規模引入印度移工，卻面對在臺灣島內的反彈，甚至出現去年12月初凱道「反印度移工大遊行」。陽明交通大學的潘美玲老師認為，這種反彈涉及臺灣人近年普遍對印度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誤解，也反映臺灣人對跨國移工好感度的提升，實有賴於跨國勞務基礎設施建立過程中所需要的多重文化溝通。實務上，借用印度流亡藏人的多重國家居留、跨國移動經驗，他們應能擔當強而有力的文化中介者，使臺灣在面對國際移工議題及改良相關政策時更為有效。

新冠疫情使跨境田野變困難重重。邊境開放前後，匆匆離開、久別重逄，看似是田野工作常發生的事，但又因為看似無了期的疫情，更突顯了生命的無常。重返印度的流亡西藏的潘美玲老師，帶我們再次走進疫情發生後的流亡藏人社群，了解宗教力量、西方/傳統醫療、國際貿易、族群政治等，如何影響了當地人群的疫情經驗。或許，如達賴喇嘛所說「祈禱是不夠的，要用慈悲心來對抗新冠病毒」，人類學的全貌觀及文化相對觀點，有助我們理解另一種與疾病相遇的過程。

如果說宗教信仰是族群文化的世界觀，個人的房間就是就是個人境遇與心靈的空間具現，藏傳佛教是流亡藏人的大宇宙，他們的房間應該就是個人的小宇宙。近年來有機會拜訪流亡社會幾位知名人物的房間，近距離地觀察其人與其物的環境，以及在這個空間所開展的日常。雖然只是有限時間的停留，但在這些流亡者的房間所產生感動的片刻，也成為記憶的凝結。

班公措因為電影三個傻瓜而聲名大噪，成為觀光客朝聖的景點。由於是軍事管制區，外國人必須申請通行證，又加上印中邊境爭議所在地，持有中國護照是被禁止進入的，至於台灣民眾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原先也在被禁之列，直到2015年才解禁，而我才有機會來到拉達克時拜訪這個傳說中的美麗湖泊。我們從列城出發，單趟需要5個小時的車程，翻越多座山頭，並通過海拔5,390公尺的Changla隘口才會到達。一路上的景觀是雄偉的山群頂著長年不融的冰雪，襯在蔚藍的天空下，偶然遇到放牧的犛牛，感受喜馬拉雅山的壯麗與在地居民的生命力。

藏人是一個愛唱歌的民族，在有世界屋脊之稱的西藏高原，雄偉壯闊的天地，傳統的游牧農作生活，牧民們邊放牧唱著牧歌，日常的勞動也是歌，攪拌牛奶製作每天必喝的酥油茶，也有歌，大伙一起協力合作的農作或建屋修牆，總是歌聲帶領著動作，民歌的內容就是生活的日常，透過歌謠的吟唱，將西藏傳統文化傳承下來。藏人崇信藏傳佛教，頌唸經文皆有各自的韻律，唱頌祈願文，是佛教徒每天必要的功課。傳統的民俗歌謠以及藏傳佛教的信仰，藏人的歌聲所在之處就是生活，也是文化。

有關對於西藏議題的爭鋒，從1959年以來就持續呈現一個西藏問題卻各自表述的狀態，例如中共解放軍進入西藏，就有「武力鎮壓」相對於「和平解放」，以及「翻身亂世」相對於「翻身解放」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雖然沒有鐵鳥、鐵馬般的重裝備武力，多年以來，各式透過傳統宣傳媒體宣傳戰交鋒所砰發的煙硝味，以及企圖所造成的影響，卻不容小覻。

「幸福路」在臺灣 宋欣穎編劇導演的台灣動畫《幸福路上》，藉由住在新北市（之前的台北縣）新莊幸福路上的小琪的故事，帶領觀眾重溫台灣社會從1975年代的政治經濟發展的歷程。電影的開始，是小琪坐著一部貨卡隨著家人從高雄，來到北部小工廠林立的幸福路，這條幸福路的人們，是靠雙手勞力賺取生活溫飽，接受社會主流價值，自己縮衣節食，為的是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而出人頭地。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已經從6月中在俄羅斯開踢了，成為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球迷們熱切地為選手們加油，享受著足球比賽帶來的刺激，贏球的快感、輸球的洩氣，比六月豔陽更熾熱，更灼人，全球廣大觀眾沈醉其中，賽事還在進行的過程中，大家屏息期待著世界冠軍的國家隊伍誕生。但大家一定不會注意到，或從來也不知道，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

當流亡藏人社區開始舉辦的西藏小姐的選美活動時，強調現代的摩登女性形象，以年輕美貌為選拔的標準，且為了要和國際選美活動接軌開放泳裝比賽，在內部掀起軒然大波。儘管流亡西藏的社會對此選美噓聲多於掌聲，但一旦到了國際選美的舞台，就成為集體的象徵，而來自北京的打壓，更啟動了藏人的同仇敵愾。而參與的女性則認同活動具有西藏年輕女性賦權的意義，希望透過參與這樣的活動，為西藏處境發聲。

今年暑假，我重返拉達克，從2010年首度來到這裡，到今年一共去了4趟，而我這次主要的任務，是擔任交大的印度海外志工團的帶隊老師，帶著一群大學生到列城（Leh）的Jamyang School進行志願服務。那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學校」，由達賴喇嘛在2008年協助創辦的寄宿學校，學生是拉達克的少數民族，卻有著歐洲人的長相，聽說是當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途經印度時，留下的士兵的後裔。

藏人最激烈的反抗不是進行恐怖報復的行動，而是自焚。業力造作和輪迴的世界觀，提供了超越人我之間分別的時空架構。唯有從這個視角，才能理解西藏文化的獨特性，以及這個文化可以為人類所帶來的寶貴資產，對於世事紛擾的現今世界，仇恨對立激化的時代，學習看見西藏的方式，也反觀了我們如何看世界的。

已經民主化的流亡藏人社會，在今年的3月下旬，透過全球流亡藏人的直選，完成了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和西藏人民議會的選舉。我們慣常看到的民主選舉之後的基本公式：勝選的一方會出來呼籲團結，敗選者不管是否心甘情願，至少會為了表現風度祝賀對方，但這場選舉之後，兩位參選人：洛桑森格（Losang Sangay）和西藏人民議會議長邊巴次仁(Penpa Tsering)，隨即於4月7日共同在達蘭薩拉舉行記者會，除了呼籲選後大家要團結一致之外，主要是對於選舉期間雙方陣營為了勝選所從事的負面選舉活動，使西藏社會產生分裂的傷害，向西藏社會大眾表示遺憾與道歉。

俗諺說：「民以食為天」，芭樂人類學強調要「好吃，又好思」，通過食物可以表現個人與群體的認同，並鞏固社會的連帶。而食物也是一個溝通的系統、集體的圖像，食物顯示了「你是誰」，我們也利用食物與他人對話。我到印度研究流亡藏人的田野，處在印度、西藏的兩個社會之中，每天三餐如何吃，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流亡藏人雖然流離，但並不失根，雖然分佈在印度、尼泊爾不同的聚居點，但每個人不是孤立的存在。他們還有族群的歸屬，社會的連結依然存在。他們知道自己是誰，別人也知道他們是誰。人群在地理的分散與移動，並沒有使流亡社會崩解，而是凝聚。

很多人對於收容難民的疑慮在於認定難民會帶來的負擔，認定他們從此必須靠著援助寄生。此外，因為宗教、文化或外觀實際的差異而被標示的「外人」身份，經常會出現「種族化」、「問題化」的現象，而造成與在地社會族群間的緊張，產生了寄人籬下的「雙重弱勢」。然而，一旦有機會，他們也會如你我一樣自食其力過著有尊嚴生活，甚至可以對當地社會有所貢獻。但這如何可能？當初我會進入流亡藏人的生存與生計的研究時，也有同樣的疑問。

「達蘭薩拉下雨的時候 戴著拳擊手套的雨滴 成千上萬地 降落 捶打著我的房間 在鐵皮房頂下面 我的房間 哭了 我的床濕了 還有我的那些稿子 …..

菩提伽耶是佛佗的悟道之地，公元前三世紀時阿育王在此建立大菩提寺，但在十三世紀初時因伊斯蘭教軍團入侵印度，佛教徒們為免寺廟受損而自行將寺廟掩埋，一直到十九世紀才由英國殖民者將其發掘重見天日，而在印度式微已久的佛教卻因流亡的藏傳佛教徒而注入了新生命。本週潘美玲老師為芭樂帶來第八張地圖，訴說這長遠的故事....
「雖然印度本土佛教已經消失，但佛陀成道的金剛座，卻因為藏人的流亡而成為世界各地佛教徒朝聖的景點。因此，來自於世界各地的佛教徒來此朝聖，繞塔的人群形成層層的人流漩渦，依著順時鐘的方向，絡繹不絕。……於是在朝聖的旺季或法會期間，菩提伽耶被轉換成西藏的佛教城鎮，來朝聖的藏人兌換一大把的印度一盧比的零錢，布施給聚集乞討的印度人，他們此時的身分不是在印度寄人籬下的流亡者，而是回到佛陀世尊覺悟之處的佛教徒。」

任何個人或團體採取反對操縱和篡改真相的手段方法，包括從知識分子的文字到工人罷工，從搖滾音樂會到學生示威遊行，都是一種道義行為，不是一種自利的行為，因為參與的個人可能需要為此付出巨大風險，也可能得不到能夠改變局勢的回報。但無權力者若放棄這種權力，極權與暴力將征服這個世界。

上星期我參加了台北街頭接連兩場遊行，三月九日在「核電歸零」的號召下，據說全台高達20萬的民眾走上街頭，這是一場歷史性的運動，但到底總共有多少人參加，大概永遠沒有人知道。三月十日則是西藏抗暴日第54週年，也是〈西藏獨立宣言〉100週年，該遊行在台北街頭已經舉行數年，由在台藏人與台灣民間社團共同發起，是聲援西藏人權的年度活動，然而這個只有數百人的遊行規模，
與前一天的活動相比，實有天壤之別。反核運動訴求的是預防全面性災難的發生，西藏抗暴遊行則是苦難的發聲，雖然規模差距極大，因為都是人性良知的展現，兩者同樣撼動人心。

Ludhiana位於北印度西部的Punjab省境內，這是一個以工業發達著稱的城市，有著印度曼徹斯特（紡織之都）的名聲，不是觀光地圖會標示的景點，有熱絡的工商活動，由於地處內陸，沒有港口之便，幾乎看不到來此旅遊或從事商旅貿易活動的外國旅客，唯一例外的是，每年一到七、八月，便湧入成群結隊的流亡藏人，向當地的Lala(印度話，指的是企業老闆) 採購他們將在冬季販售的毛衣或織品，構成了當地特有的季節性族裔地景，交織的是底層人民超越族群和宗教相互扶助的故事。

這幾年在印度進行流亡藏人研究時，到哪裡找哪些人是我們下田野的例行前置作業，要能夠順利達成任務，就得避免和達賴喇嘛的講經或灌頂法會行程撞期，因為這些活動都吸引成千上萬印度境內流亡藏人或國外信眾匯聚，找旅館搶訂車票還算小事，麻煩的是，我們要訪談的對象都不會有空，雖然他們也會很看重我的到訪，但是很抱歉，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

若要在西藏境外，找到最能代表西藏傳統的地方，達蘭薩拉可能是大家心目中的答案，因為是達賴喇嘛在印度安頓所在，也是當前西藏流亡政府的行政中心，但對藏人而言，這是一個和印度人混居、氣候景觀都需要重新適應的新故鄉。然而在當前印度國土最北方的拉達克，不論在氣候景觀、風土民情、宗教信仰、語言文字等，都屬於傳統西藏文明的範圍，而有「小西藏」之稱，也因為高山、峽谷、河流、沙漠等奇景，高海拔與世隔絕而有香格里拉的美稱。

對在印度的中下階層的人而言，如何經濟而有效率地移動，或如何將物品運送到目的地，是日常生活的戰略，像是搶票、爭位子般的鬥爭，或者共乘、搭便車等順便互相幫助的資源分享。
對流亡藏人而言，規劃、利用/挪用各項連結，是在印度生存很重要的一項技能。作為田野研究者的我，也成為他們傳遞物品的環節，行李裡面都有一個「快遞專區」要使命必達的物件，將東西直接送到指定人的手中。

對流亡印度的藏人而言，如果說達蘭薩拉是行政中心的Washington D.C.，那麼位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 Manju Ka Tila就是他們的New York City。當我們從台北搭機到達德里之後，就會被在地協助的藏人助理「帶」到這裡歇息落腳，雖然Manju Ka Tila和德里機場分別位於德里的兩端，德里本身幅員廣大外，加上繁忙的交通，約30多公里的距離幾乎要花費一個小時才能到達。但藏人到了德里，就習慣性地來到這裡，唯有在藏人聚集的地區，他們才覺得有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