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樂學研究者沈梅（Meredith Schweig）所寫的《叛逆之韻》是一本關於臺灣饒舌音樂的民族誌，最近剛在臺灣翻譯出版，譯者之一就是書中的報導人林老師。林老師以譯者、報導人和研究者的多重身分回顧這樣的錯綜關係，並指出書中的核心論點對當今臺灣饒舌社群而言依然重要。

由詹姆士．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撰寫的《文化的困境》(1988)對民族誌「書寫職權」進行反思，並探討原民性反思的當代意義。關於職權的呈現種類，以及原民身份受到歷史，土地，國家的對話觀點，成為本書反思及討論的重點。東華大學的李宜澤老師及清華大學林浩立老師透過出版社安排的對談，藉著對此書的導讀，延伸出對原住民族的多重歷史背景的重視、人類學論文的書寫及後續倫理，以及台灣原住民文化傳承的表象與深層思考的需要。

《文化的困境》首先指認了民族誌現代性所面臨的「文化同質性」窘境（或者說是，「純粹產物已然瘋狂」），試圖說明民族誌職權中「參與觀察」在身體與知識經驗上的文化轉譯，或是民族誌的超現實主義元素喚起文化價値的片斷化與異文化並置。

《第九號民族誌》（Ethnography #9）是一本難以定義的書。又或者，它可以輕易的被套上不同的名詞：它是民族誌、是鬼故事、是小說、也是自傳——端憑你如何判斷、劃界、定義真實與虛幻的界線。它可以以上皆是，也可以以上皆非。更精確地說，這是一本鬧鬼的民族誌：不只故事裡的泰北農村鬧著鬼、握著筆書寫的人類學家被附身、連讀著此書的讀者也被糾纏、入侵，在一層又一層真實與虛幻交織的故事裡，與數字、關係、身體、與靈魂反覆被劃域又去域。

全貌之所以不可得，因為它過於複雜，任何的方法和觀點都不可避免有其盲點和限制。不過，即使有限制的存在，我依舊認為，這本《敞墳之地》是討論美墨邊境與跨國遷徙問題汗牛充棟的著作中相當重要的民族誌書寫，更不用說可能是目前坊間可得的中文書籍裡，最深刻且全面的一本。

「垃圾」可以說是看似穩定運作的體系的破口，而且必須透過文化上的認知行動安放其位置、形成新的連結，或由社會上的制度加以填補排除、甚至增值再利用，然而其物質上頑固雜亂的本質又使之無法輕易地被安穩處理。正是「垃圾」這種能在混亂現象中看到背後秩序，以及在井井有條的管理下看到其中衝突的特性，近幾年來出版了多本針對此一主題的民族誌，包括這本《街頭隱形人》。

「當時我真想暴打他一頓。」

細數木扎的田野生活，男版小松菜奈老師經常沉浸在盛怒與爆氣的極端情緒，不解的是在前往此地之前從未如此，特別是兩次涉入危及生命的衝突事件，也常與報導人發生爭執（以旺姆與朋措為最）。他認為，這不僅是由於面對田野工作困窘所發出的情緒，而是對於當地陽剛男子氣概價值（當地人用「血性」一詞稱呼）的內化，學習某種以暴力、發怒表現自我的模式。以暴力解決問題在當地社群即使不被提倡，卻仍標示著某種男性勇氣、能力的象徵，並與族群身分結合。

本下篇續討論，「隱匿」研究者會使研究比較客觀或科學嗎？

在青藏高原上以康巴藏族為主要居民的縣城木扎，蟲草已然是為當地文化生活的一項配置，一種藏人追求「現代」的媒介，一旦疏於對於其他生活面向的認識，顯然對於這項圖示的瞭解也將因此囿限。作為男版小松菜奈，李建霖以自身作為研究媒介的田野工作者，思考以何種姿態介入當地是重要的。上篇將先以他差點死掉（天呀）的經驗，以及和報導人之間的愛恨情仇，掀起一個讓人又哭又笑的序幕。

總而言之，在人類學研究的光譜上，路易士旗幟鮮明的代表一端：反對同質化、捕捉差異性、強調生動表達，並對個人經驗賦予高度價值。在完備抽象化概念與理解活生生的人之間，他堅定地站在人這一邊。這也絕對不僅僅只是一個漂亮的口號而已，他花了非常大的時間跟努力去精進、改良他的研究方法與呈現方式，並一次又一次的說明與解說這樣做的意圖，試圖使「研究者偏誤」降到「可以容忍的範圍」。再回過頭去看那些問《桑切斯家的孩子們》作者在哪裡、誰是作者的批評，答案似乎不言可知。

當《桑切斯家的孩子們》作者路易士出現在墨西哥城桑切斯家門口之際，他抱持著的問題並非「貧窮」是什麼，甚至也不是要為他創造出來的「貧窮文化」這個概念找證據。他在問：在一個過度擁擠、髒亂、缺乏隱私、步調快速、物質貧乏、高度社會性的環境下，人究竟如何經歷工業化與城鎮化？他們怎麼想，他們怎麼看，他們如何思考與感受？ 方怡潔老師的導讀，上半部將先帶我們了解，貧窮可以是具體事實，貧窮也可以是抽象概念，貧窮可以是日常生活，貧窮也可以是需要介入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