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ka前一陣子同一名久未見面的親戚聊天談起自己的工作。聽到我的描述後，她很認真地下了一個結論：「聽起來你的工作是責任制喔！」根據月初領薪水這種工資制度，學術機構購買的是學術工作者的勞動力，而非勞動，是典型的計時制。但是，從外人看來，我們的工作經歷程無不帶有責任制的特色，沒有到達責任額度(足以升等的論文篇數)，就要另尋出路。此外，今年五一遊行的隊列中，Kaka看到在大學任教職的研究助理，高舉「學術工廠，血汗助理」與「教學助理，教授奴隸」的抗議標語，同行者有要求合理的護病／醫病比例與合理工時的護士及實習醫師，以及諷刺女首富經營血汗工廠的行動劇演員。由此，我們看到台灣的學術與高等教育雖未如歐美那般高度商品化，卻隨處可見商品化的效應。

當代工作者承受勞動條件惡化的工作處境，在網友marklee繪製的當代上班族意象「無敵鐵金肝」及其對職場生活種種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戲謔而尖酸地呈現出來。看著一幅幅猶如拍案驚奇的諷刺漫畫時，即使意識到那好似Luisa Passerini所勾繪的底層人民順理鬥爭圖像，Kaka心裡仍擺脫不去，難道受雇者只能苦中作樂嗎？工作對我們而言，究竟意義何在？

在Kaka田野地的原住民之中，有些年長者很務實地看待工作做為維生活動的意義，儘管會在季節農業勞動中享受農作的樂趣，他們之中不乏需要養家的人，因為年屆中年的孩子失業或被惡意資遣返鄉，聚落成為最後的庇護所；無庸置疑，聚落的中年人完全承受養家的責任，他們最害怕某一天建築工地的工頭打電話來說，明天起別來上班了；而荖葉園園主臨時取消工作或是荖葉生長青黃不接導致工作機會減少，對獨撐家計的中年媽媽造成不小恐慌。工作做為維生邏輯的實踐，清楚地體現在底層的人身上；工作所實踐的自我，是一個與家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我，不是個人主義的人觀所蘊含的「自我」。

Kaka心想，或許不少芭樂讀者會將工作當成實現自我的方式，牽繫了我們對於家與未來生活的想像，更是我們建構自我存在的意義。可是，我們希望藉工作來實現自我的夢想，真的在當前的經濟活動中被實現了嗎？為什麼當代經濟結構居然創造出如此惡劣的勞動條件，使工作者甚至無法賺取馬克思所說的足以維生之社會工資，遑論成為自我實現的場域呢？

相對於我們的父母或師長輩，他們享受了台灣在60年代以來現代化過程所創造的「台灣經濟奇蹟」，並累積了一定的財富。那是一個只要個人努力工作就能夠成功的黃金時代。1951-65年，台灣每年接受美援而能有效控制通貨膨脹、發展工業，出口導向的政策達成預期經濟目標，造就高經濟成長。在這種氛圍下，「肯吃苦、肯打拼，一定有出頭天」的想法於焉成形。同樣地，日本因企業特有的終身雇用制而得以度過1973年的石油危機，創造高經濟成長，同樣孕育了「只要肯努力終究能有一番作為」的集體心態（湯淺 2010；山田 2001）。

每每看見田野地中那些正值青壯、僅能從事體力勞動以勉強養家、甚至養不起家的人，Kaka想問的是：在當代，為什麼願意工作、努力工作的人，卻無法安身立命？為何當代社會無法讓一個肯努力的人能夠安身立命，乃至達成社會流動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從我們所生存的當代社會究竟呈現出怎樣的社會—政治—經濟樣貌與運作邏輯談起。

就國際情勢而言，1970年代末期以來，英美兩國採行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思維以進行整體經濟結構的重組，以因應與解決當時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內蘊了平均利潤率下降的危機。首先，相對於過去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民族國家的興起乃一體兩面，新自由主義政治論述，一方面強調個人主義與自由，另一方面以經濟市場的開放以及政府對國內經濟活動進行解除管制（deregulation）與鬆綁（國營企業私有化），以建構一能充分實現個人主義與自由市場的場域。其次，美國以「供給面經濟」的經濟政策，即，降低成本及伴隨而來的勞動彈性化政策，以應付當時全球生產設備產能過剩帶來的高失業與高物價的經濟滯脹（stagflation）這個前所未有的經濟問題。就美國本土而言，在美元中心的固定匯率解體後，第三世界國家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導致美國貿易逆差與美元外債的同時增加，連帶著全球信貸的膨脹，加上國家解除金融管制而使得產業資本本與金融資本再度結合。鬆綁的金融市場成為較生產部門更能實現快速獲利的場域，投機事業與日俱增，使得80年代以後的資本主義危機以第三世界國家的金融危機形式出現。受金融風暴所害的國家為解決積欠資本主義大國的高額外債，只得接受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援助。弔詭的是，援助貸款是來自資本主義大國的跨國銀行，貸款條件是受援國必須接受結構性調整措施（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這意味著政府失去了經濟主權，同時也避免了跨國銀行倒閉。另外，以貸款給落後國家以進行經濟重整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意在影響其重整方向，而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成立加速了商品貿易自由化，擴張資本自由流動的範圍，並保護外來投資者（金寶瑜 2005）。

隨著資本自由流動與工廠外移至薪資水平較低國家的情況日益頻繁，受薪階級會因著企業降低成本以賺取更多利潤的經濟結構而淪為收入的中低層，進而造成中產階級萎縮之勢；另一方面，企業以降低成本為由，開始引入彈性勞動與派遣勞力，甚至遊說政府使派遣合法化，免除了雇主對於受雇者的義務，使得勞動力的商品化程度更為徹底。例如，日本於1980年代末期經濟泡沫破滅，使得二次大戰後日本企業做為家的擴大的相關制度（如終身雇用制、年功薪制以及「公司如家」的倫理），因無力負荷高薪階級的薪資，不得不廣泛實行彈性勞動（山田 2001）；此時，企業財團紛紛強調政府應扶植企業以拯救經濟成長，導致非典型就業與派遣成為勞動市場的常態（湯淺 2010），個人成為在勞動力市場上販賣勞動力的自由人。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對經濟活動進行的關鍵制度改革，就是創造彈性勞動與降低成本的終極目標這對攣生制度，更使派遣業得以立足，以仲介與管理為名，合法且輕易地佔用派遣工的部分工資。以日本為例，派遣工不僅只能領取較正職人員更低的時薪，薪資中的一部分必須付給派遣業者當成仲介費，然而國家並未規範派遣業者收取仲介費的比例，以至於派遣工被雙重剝削（湯淺 2011）。頻頻換工作以致無法累積技能的派遣工，有如可拋棄的商品，隨時不乏同類商品可供選擇，因而「低價是王道」不僅適用於泡麵的選擇，同樣適用於派遣工。此外，台灣職場盛行的「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呈現了工時與工資制度如何被精明的雇主隨脈絡而操弄。當「責任制」（接近計件制的精神）成為計時制的實質勞動內涵時，無異於默許雇主可以採行雙重監控機制，讓勞動者同時承受不同工資制度各自蘊含之萃取剩餘價值的手段。

當國家為實現經濟成長而向企業傾斜，造成勞動條件的惡化後，若再加上社會原就缺乏公平的賦稅制度以實現分配正義的話，貧富差距與社會階級之間鴻溝必然加劇。例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大力採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來，曾短暫地造成經濟成長的現象。然而，事實上情況是：國家支持企業降低成本所創造出來的經濟成長與利潤，幾乎被大企業與財團「整碗端去」，集中在資本家階級；底層勞工的薪資文風不動，遑論提升社會整體的生活水平（湯淺 2010）。台灣亦然。當一臉天真卻動不動就握拳震怒的老實人及其團隊喊出「國家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的口號來宣示政府改善經濟的決心時，卻完全暴露政府對目前台灣整體經濟環境中的各個環節之間的關係與政策上的優先順序。這樣的經濟視野凸顯出執政者認為金融資本較產業資本更具優位性，完全忽略資本必須來自剩餘價值的創造者（勞動者）。

這樣的結果與新自由主義認為尊重市場機制、降低成本與資本自由化等「救經濟」的「完美鐵律」必然帶來經濟成長（或黃金n年）的許諾，背道而馳。當初，主張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與政治人物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國家創造好的企業環境，允許市場自由競爭與資金自由流動，必然會創造經濟成長。這些成長有如上游的湧泉，必然發生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向下滲流以嘉惠底層員工，創造勞資雙贏的幸福未來。所謂「完美鐵律」實現的結果卻是社會財富進一步向資本家集中，造成了前所未見的貧富差距。原來新自由主義經濟許諾工作者的幸福未來，不過鏡花水月而已。作為一名經濟人類學家，Kaka只能說，那些善於經濟的數學模式的蛋頭學者，完全不懂人性與社會文化生活的複雜度。如果人類的經濟生活能完全以數學邏輯來運作，資本主義發展史就不會經歷這麼多次的繁榮、衰退與蕭條；如果人類社會文化是按照數學模型中所預設的理性且可預測，那麼經濟人類學家二話不說，自動地、安靜地轉身走向歷史的山洞，無須再為了弄清楚新自由主義在地方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焦慮苦惱不已。

此外，社會對立與階級衝突所呈現出來的樣貌，實與各國／地方社會原有的社會文化形構有關。以日本為例，二次大戰後形成的現代家庭體制落實了父母對小孩的寵愛（落合 2010），在1980年代末期經濟泡沫破滅之後，出現了一群能繼續與父母同住並享受其財富的年輕人（被稱為單身寄生貴族），他們將工作與勞動趣味化（如芳療師這類「紫領」工作），使其無涉維生邏輯，無須努力即能晉身有錢有閒有品味的「現代貴族」階級（山田 2001）。對照之下，原本出身貧困家庭的青年，身處在以彈性勞動與派遣為常態的經濟制度和高度商品化的教育體系中，連維生的社會工資幾乎不可得，遑論藉教育達成社會流動（湯淺 2010）。在此意義下，既有的社會制度與經濟限制，甚至讓個人的階級身分有如擬似ascribed status的意味。比較而言，在南非，當地人身處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帶來的重消費輕生產、個人選擇的自由與快速致富的可能性等形成的（虛假）承諾與希望中，卻受困於日漸惡化的貧富差距與就業狀況。這不僅激化了社會對立，更使底層年輕黑人對現實的絕望與悲觀。在當地，巫術不僅被用於快速累積財富的技術，更是居民面對與應付經濟剝削與階級衝突的憑藉。就此而言，當地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被建構為神秘經濟（occult economy）（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9），而階級衝突被再現為世代的衝突。

猶有進之，個人在就業上的受挫與被迫接受更惡劣的勞動條件，被歸因為是個人缺乏競爭力，社會上甚至出現勸誡申請工作者應「擦亮個人資產」（polish your assets）的聲音（Willis 2011）。這種「個人負責論」的說法不僅無視於這些人毫無資產的事實，體現了政府的無所作為、甚至成為卸責的託辭，更凸顯出個人做為新自由主義秩序運作的單位之獨特意義。在日本，身處貧困無法脫身者，往往認為貧困是自己造成的，不好意思求助於他人；不過，負責協助津貼申請的公務人員往往強調「依法行政」，讓許多處境無法完全合乎法律規範的人，無法順利申請社會救助。日本政府以居民水平皆高於聯合國的絕對貧窮線（每日生活費1美元）以上為理由自我安慰，坐視貧困現象持續惡化。一旦日本政府承認了貧困的存在，根據日本憲法（第二十五條，政府應保障人民享有最低生活費，即，社會救助金基準），國家必須從事各項消弭貧窮的作為，否則就是違憲（湯淺 2010）。在台灣，那部宣稱中國與外蒙都是我們固有領土的憲法，第十五條即明文規定政府要保障人民的生存權、工作權與財產權。依照憲法，台灣政府有解救人民於窮困潦倒之中並確保其生存的責任。當執政者標舉「聞聲救苦」及「苦民所苦」時，聽者誤以為救民離苦得樂是執政者佛心來著，居然能以菩薩之心關愛人民。事實上，那是政府應有的責任與存在的目的，怎能以宗教意象來倫理化自己的義務，以獲取道德光環呢？

伴隨著新自由主義社會形構而來的資本快速流通，必須解除金融市場的障礙以促進金融資本的自由流動，貨幣資本家與善於運用金融知識者紛紛從事投機事業，並得以快速累積財富。這類金融活動宛如博弈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不斷地出現並滲入各項社會文化活動，甚至成為國家籌措財源的一部分。例如，國家與民間主動設立各類彩券機構，並將彩券所得盈餘的一部分做為社會福利之用（Comaroff and Comaroff 2000），代替國家照顧弱勢的責任。甚至，台灣政府連健保的性質，究竟是社會福利制度或是人頭稅都說不清楚，無怪乎修法時進退失據。事實上，教育、社會保險、公共服務乃至於健康照護的商品化，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強調個人主義與自由不無關聯，更關連到國家退位而讓企業取代國家應有的職能這個過程（Harvey 2005）。

Kaka在田野地中，有時會陪著收入不豐的居民去買一注五十或一百元的彩券，在進出彩券行短短的時間內，他們至少還能保有小小的夢想，希望有一天，幸運之神會眷顧他們，儘管這個美麗的泡沫隨著開獎結果而破滅；但是，在那一瞬間，他們還能夠想像未來，能保有一絲希望，用小錢來購買一個注定破滅的希望。事實上，他們心中十分明白，一夕致富的機會微乎其微。日復一日，這些身居底層的原住民別無選擇，繼續從事僅供餬口的勞動，沒有餘裕去思考明天將會變得如何。

資本自由流動及個人主義的有效運作，進一步影響並形塑當代家的性質與構成。就經濟層面而言，國家對公共土地與社會空間的使用與擁有解除管制，容許個人將住宅與土地金融商品化為投資與獲利標的，甚至容許外資投資住宅，藉轉手賺取利潤，導致房價飆漲，創造了經濟泡沫。然而，一旦房價崩跌造成經濟泡沫破滅（1980年代末期的日本與2008年的美國），首當其衝的必然是受薪階級家庭。當整體經濟環境不利於社會中低階層的維生時，勢必影響他們成家生育後代的意願（最明顯的例子是日本）。國家解除各項管制而放任金融市場「自由」運作的後果，竟危及了社會中低階層的家之維生和繁衍。（受馬克思影響的）人類學家總是將家的繁衍視為整體社會繁衍的核心；然而，在新自由主義秩序下，我們看到的卻是：過度保護市場經濟與資本家利益的國家作為，竟是以犧牲社會底層公民的基本生存為代價，對政權賴以存在的社會繁衍之基礎，揮刀自宮。Kaka推論所勾繪社會圖像充滿了Walter Benjamin所說的資產階級之悲觀嗎？當然不是，Kaka才不會落入新自由主義者偏好的無所作為、順著既有結構而行的個人意象這種陷阱。Kaka想說的是：新自由主義國家不僅是David Harvey所稱之不穩定的權力configuration，其運作邏輯蘊含內在的矛盾，乃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內在矛盾密不可分。

當代人民對國家政治冷漠，不無可能是政客希望遂行其宰制之目的所樂見的現象（只要選舉時能利用議題來召喚出鐵票部隊，以「基本盤」這種（未經檢證的）「結構因素」來決一死戰）。不反思與不批判的公民，是奉行新自由主義的人士所樂見的；他們常以民主不符合效率來貶低其價值，甚至鼓吹、遊說政府設置不受監督的機構，去實現原本當受監督的公共議題與政策。新自由主義者相信並鼓吹（不乏販售知識的學術商人所偽裝的）專家至上的優位性，常以此迴避民主程序與公眾討論（Harvey 2005）。事實上，當代的公民關心公眾事務及公共議題，亦未如極右派所預期地喪失藉集體行動以改革社會的能力（capacity）。然而，當代公民性格有相當多元的實踐方式。其中，最顯著的特性之一就是，人們參與公共事務的方式，往往是透過單一議題以形成暫時性的群體，甚至因活動議題訴諸普世價值與人道關懷，而能獲得國外相關團體的呼應、協助（黃應貴 2008b）。區辨並探究政治生活的新基礎與行動方式，實涉及了當代人們究竟以何種方式來介入、影響公共領域的形塑，乃至於未來社會可能改變的方向。正如Alain Touraine（2001）指出，新的政治經濟情境將塑造（shape）新的行動者。有別於過去以對抗宰制力量的強力抗爭，新的社會運動通常關注人類存在、強調眾人承認的個人權利並主張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權利（例如居住安全、穩定就業與消滅族群歧視），故這類社會運動的訴求常充滿著個人倫理乃至於道德上的需求。更重要的，新的行動者在社會運動中帶入「對社會的嶄新見解」（an innovative conception of society），隱含了社會政治上的改革與創新之可能。至於誰才是新的行動者呢？是由其所主張的社會視野來辨識，而不是被特定階級所壟斷的位置。工人可以是，activist可以是，而根據Touraine，政治人物也可以是。

泡沫，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的重要意象：依照一套看似理性且合乎邏輯的經濟法則所勾繪出的未來圖像，在經濟蕭條的灰暗世界中，它在光線折射下閃耀著彩虹般迷人的螢彩，讓人想像未來並投射了自己的希望。泡沫體現了金融資本具有不斷膨脹的本質，掩蓋了當代資本主義已不可能再無限成長、飆高的事實。泡沫，是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拜物，以虛幻來類比與再現經濟實在，許諾我們幸福，承載了我們對未來的想像，使我們信以為真；另一方面，它自身的物理限制必然會走向具體的破滅，進而揭露實在的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