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樂園裡沒見過經濟的硬芭樂，以資本主義為專長的Kaka決定拿一顆來解剖，不然大家以為Kaka只會在頭上纏易開罐當髮捲跳舞。

2008年11月Kaka在山豬窟參加一場研討會時，其中兩場panel主持人分別提到當時社會科學界尚未面對金融海嘯而感到憂心。在後金融海嘯時期，相對於社會學、經濟學或其他獨立研究者陸續出現相關作品和尋找節制新自由資本主義（neoliberal capitalism）的出路，國際人類學界已經開過或準備開研討會進行討論，尚未見到出版品。除了人類學知識生產過程較為漫長之外，更根本的問題是：當前的人類學知識要如何面對金融海嘯和後海嘯的經濟現象呢？

如果對金融資本主義與80年代以來的全球政經情勢沒有深入與批判性的了解，學者很難找到理解現象的適切切入點。同時，這需要人類學在知識上的推進，這指涉：研究者在「舊」的知識所鋪陳的格局下（學科知識的訓練很重要），對當前現象有足夠的掌握（民族誌要細緻），才能看出「新」的意義和層次（歷史比較、理論思辨與想像力並重）。從經濟人類學的知識史來看，過去的典範是：找出地方社會面對資本主義所採取的社會文化邏輯，指出結構性力量被象徵化的過程。在今日，這仍是不可或缺的分析與討論。然而，隨著資本主義內部邏輯發生轉變和地方社會不斷浮現新的實踐與範疇，人類學家真的還能自滿於勾繪文化的自成一格與象徵邏輯的恆常性，來再現與解釋地方社會的生活實在係一幅「以不變應萬變」的圖像嗎？

在金融海嘯幾乎全身而退的台灣，沒有檢討與反省金融體系的契機，遑論改革。金融繼續統治一切，既有邏輯一再複製。於是，我們繼續活在政府無力規範房市和股市、過度舉債、失業率攀升及實質薪資所得減少的困境中；無殼蝸牛運動再起，意味貧富差距的極度惡化。馬王子政府準備提煉兩顆靈丹來解決目前經濟困境：一是文化創意產業，另一是ECFA（真希望這是unscrambling的題目，那Kaka的答案就是CAFÉ!）

前一陣子馬王子政府的博士官員，陸續下鄉向穿雨鞋戴斗笠農民解釋ECFA時，朝野雙方進行了一場經濟隱喻大戰。卡卡院長（跟Kaka沒有親戚關係）以帶刺的玫瑰比喻政策兼具優弊，悲觀者和樂觀者各見所欲；這引來在野黨以仙人掌反諷，花少而刺多。甚至，連簽了ECFA之後變成免稅店讓大家好做生意的比喻都出籠了，「一幫二不三要」的口號好響亮。常常在田野地中被當成農婦村姑的Kaka心想，果然是完全不了解農工生活的人才會使用的隱喻。連高鐵車票都買不起的人，哪有機會進免稅店買東西呢？要如何想像和理解這個隱喻呢？在Kaka的田野地中，許多人家門前都種了玫瑰，誰不知道玫瑰有刺，剪下時要格外小心？看到玫瑰忘了刺的，怎麼會是務農的人吧？而且，從遠距離看，誰知道那玫瑰會是朵日益嬌豔的花，或是製作精細的塑膠花呢？

早在1986年，Stephen Gudeman就指出文化隱喻對理解經濟活動的重要性。因為隱喻的使用涉及一群人從事經濟活動的目的、經濟活動的價值和經濟活動背後的規範及理念。按照Kaka最近分析原住民以類比來再現他們對新浮現的經濟實踐的認識與理解產生的心得，前述隱喻都沒有觸及到被隱喻的經濟活動之本質。換言之，說話者完全不了解要被類比的對象（ECFA）的性質，只得勉強找出一個不著邊際、缺乏社會文化底蘊的隱喻或類比。玫瑰在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中擔任愛情的比喻，到了今日台灣居然變成了經濟的隱喻。個人當然可以在共享的象徵上，賦予個人性的意義（從Geertz向Bourdieu傾斜）。只是，我們沒有抗拒這種經濟玫瑰的可能嗎？就算有人要拿這新品種玫瑰來求婚，應該有離婚制度做為配套措施吧？

 

 

更根本地，號稱有經濟與財經背景的內閣，一直無法以常民能暸解的語言去解釋政策，連衝擊與獲利數字的計算過程同樣交代不清（這不是經濟學的ABC嗎？），遑論跟獨立機構的研究結果大異其趣（樣本數不同，意識形態不同或者某一方的統計學不好？）。如果政府推動的是全新的經濟觀念，要讓一般人理解比較的確有難度。可是，ECFA與當前台灣經濟學的主流論述有著共同的預設、邏輯和語彙。目前台灣主流的經濟學理論和論述，充滿了（Marx在《資本論》中一再批判的）資產階級的經濟範疇，將效率、市場供需、市場機制等奉為治國圭臬，甚至是「天條」－順市場者昌，逆市場者亡。無怪乎當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兩位新制度經濟學派著重經濟治理的學者時，我們才發現台灣的經濟與財金學界居然無人有能力評述他們研究的意義。

我們並不驚訝，當政府試圖干預股市時，米國總統路大學的某財金教授譴責政府不該干預市場機制；建言政府必須平抑房價的教授卻被建商威脅。甚至，親執政黨的政論call-in節目找來「專家」，用「冷靜、客觀、理性的分析與數字」，宣導ECFA這種擁抱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邏輯，是最佳的且合乎經濟理性的選擇，將創造台灣經濟的美麗新世界：藉助中國之力來發展台灣的規模經濟，加上既有的技術水平，我們將一舉超越韓國（好一幅充滿民族主義論調的經濟圖像）！同時，宛如像基督教末世論的語言亦出現：台灣過去20年已經浪費在鎖國政策中，中國崛起了，台灣已經沒有時間了，我們一定要趕快簽ECFA。Kaka第一次聽到時，立刻聯想到電線桿上的標語：世界末日就要來臨！你們快來悔改吧！信耶穌得永生！（Jean Comaroff談新自由資本主義情境中的宗教性，莫過於此）。但是，明明有這麼多人擁護資產階級的經濟意識形態，揮舞雙手歡迎ECFA，為什麼官員和「國師」們連ECFA都說不清楚？

 

 

即使如此，官員還可以使神奇的技法／魔術來證明ECFA帶來利多：某一區塊的經濟損失和失業，居然用另一區塊的獲利及成長來補救；出現失業潮時，政府就負責輔導失業者轉業（這不是老掉牙的政策嗎？政府該做的事，居然有如道德經濟），所有的數字經過加減乘除後，恰好是正成長耶！最近Kaka聽到田野地中長期支持國民黨的原住民，痛心地表示政府完全不了解老百姓長期失業的痛苦，只會關心有錢人。當Kaka像往常般問著田野地的人，現在做什麼工作時，有人回答：「八百壯士！」他們看著滿臉狐疑的Kaka，就說，「多元就業啦！每天領八百塊，不就是八百壯士？」資本主義內部發展必須不斷游離勞工，導致失業率不斷攀升，政府解決失業的政策，卻帶來非典型就業的普遍化。能去做「八百壯士」的工作，在Kaka的田野中，居然是不太差的工作—只求有工作，拿得到工錢，哪還管升遷、紅利或退休金。當底層的人日復一日面臨失業的苦痛、家庭生活的無以為繼和傳統產業可能消失的威脅時，執政者相信在數字與經濟構成板塊的乾坤大挪移後，勞動供需率會讓失業自然解決、薪資水平重新攀升。原來我們公民身分的實相是經濟發展的數字、稅賦的人口數、健保計費的人頭數，而不是血肉之軀。

 

 

其次，根據執政黨的「經濟末世論」，不信ECFA者被貼上倡議鎖國者，和北韓同類（奇怪，北韓背後的老大不正是跟我們簽ECFA的那位？）。問題是，解嚴之後。台灣不是面臨全球化的經濟重組嗎？原來，「經濟末世論」將受到國家限制與規範的經濟發展政策，稱為「鎖國」。如果ECFA簽訂後，台灣真的設置經貿特區、自由港甚至確立外勞薪資與本勞脫鉤，意味著進一步去管制，國家不再介入企業發展，而台灣成為新自由資本主義的天堂。換言之，ECFA的論述是建立在將國家徹底弱化，好使企業能不受管制地發展的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而人民只能獨自面對市場的變幻莫測和善變。而且，「經濟末世論」宣稱：目前的台灣，除ECFA外，沒有出路（親愛的沙特先生，你要不要出來說句話？）。

面對環境的改變，執政者居然只給了人民一個目的論式的發展圖像與計畫？就用政府最愛的市場語言來質問：生活在自由市場中的人民，在面對未來發展方向時，居然沒有其他選擇？換個角度，從經濟人類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經濟實踐和想像怎麼可能沒有alternatives？資本主義從來不是世界上唯一的經濟安排，否則，歐洲的社會福利國家如何出現？面對生產與分配、就業與失業，我們應該有另類思考。拋出別無選擇的說法，完全是思考惰性與想像力貧瘠。和在金融海嘯中嚴重受創的英國與美國相比，我們沒有檢討現有經濟體制的契機，只能沿用舊思維（雖不滿意，至少看來安全無害）。

在《希望之國》一書中，村上龍看穿了金融資本主義的弱點，創造了一群有想像力、專業知識與執行力的青少年，利用在金融資本主義的運作累積資本，來發展他們希望的國家藍圖（當然有可議之處）：在菁英的管理下，藉分配的正義與社會福利來安置每個人的生活與工作。此外，龍哥同時留意到，新的經濟實踐需要新的人觀才能實現。在《工作大未來》一書中，龍哥勾繪出新時代的工作者圖像：對自己的能力與個性有準確的認識與反省、對外在環境變動有一定的認識以及對工作有熱情、專業知識與想像力（人類學家同其他人文或社會科學的教職／研究人員，不在龍哥討論之列）。另外一種是錫安山以宗教建立共和國和經濟運作的方式。不過，這類藍圖式的烏托邦通常會走向極權主義，這是Hannah Arendt反對烏托邦的理由。然而，這不代表去想像另類經濟是徒勞無功的。Kaka認為，藍圖式烏托邦中過多的細節與完美的規劃，無異於打造新的意識形態，這必然窒息了人的生命力與創造力。相反地，為了保有對現實進行持續的批判，烏托邦必須是image，對照現實世界的不完美（簡單地講，烏托邦是永遠的反對黨），如此才能避免集權和濫權。Kaka心中的希望之國，是在人的想像與實踐間來回持續的辨證，逐漸接近公平正義。

經濟上公平正義的基礎何在？對Kaka而言，Love begets justice。這聽來很宗教、很存在主義、卻也很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