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在微暮之中意識漸漸甦醒，這時我總會想到那段在TMS農場的日子，每當輪到早班的時候，四五點就得出門餵豬擠牛奶。

新英格蘭的冬日酷寒，前一晚才加滿的水槽一會兒就凍成結實的冰塊，戶外的水管當然也結冰了，只能從屋內以桶子汲水。聽說溫度低時，動物們更容易口渴，提水的人總得在雪地上來回幾趟才能把水盤注滿。擠牛奶更是另一種難忘經驗，第一次看到站在壕溝上的乳牛，一邊咀嚼乾草一邊還不斷排泄屎尿時，實在難以相信超市架上透明玻璃瓶裡的鮮奶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採集」而來的。一般牛們個性溫順，只要有食料通常並不在意我們在牠腹下的擠壓動作。但記得有一頭氣質獨特的紅髮牛Ruby，經常在人好不容易擠滿一桶牛奶之後不動聲色地將沾滿糞便的後蹄輕輕踩進桶中，一切清晨努力頓時化為廚餘。雖說如此，當Ruby因為接連把幾位擠奶人(包括在下)踢下板凳而被送進屠宰場的那天，我還是默默地為她哀悼了幾秒鐘。

最近有機會讀到村上龍的《希望之國》與大江健三郎《燃燒的綠樹》，兩本作品雖然關懷點各有不同，但湊巧地都以某種「理念共同體」（intentional community，也可譯為「理念村」）做為主題，閱讀之餘也讓我不免回想上述的經驗。小說中的志願結村是年輕人與成人世界之間的決裂宣告（希望之國），或是在舊有信念及體制崩解之際的受苦靈魂對於新救世主的集體追尋（燃燒的綠樹），而現實世界裡的理念社群則有多種類型與淵源，有的歷史悠久，像新英格蘭地區的Shakers，有的聲名狼籍，如大衛教派之類的末日教會；不過大多數歐美的理念共同體出現於1960年代之後，結合成員的通常是一股反資本體制的強烈信念，但並不都是出於宗教狂熱，有許多是基於共同的環保生態或人權理念而結合。有些理念社群選擇與主流社會隔絕，過著「遠離供電網（off-the-grid）」的生活，但更多的群體其實相當世俗化，成員除了共享居住空間與部份財產之外，工作生活與一般人無異。或許這些社群唯一共通處是它們都帶著某種小眾理想，在集體生活之中共同試驗體制以外的另類出路。

我是在近十年前一個自覺成長遲滯的時間點，決定離開原來軌道加入這個在美國新罕布夏鄉間的共同農場。農場也是一個住宿學校，收容九至十二年級（相當於台灣的國三至高三生）無法適應一般教育體制的青少年。學期進行期間的住民包括教職員與學生共約五十人，寒暑假則只有十幾位教職員與實習生留駐。學校沒有專門的教室，而是以六棟年代超過一兩百年以上的農舍做為師生居住與上課空間。維持農場生活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學費，不過收入並非完全共享，每位教職員可以領取微薄的薪水，其餘充作共同基金，做為食物採買、房舍維修、醫療保險等等經費。其實社群成員除了人以外，還有其他物種：農場上的大型哺乳類動物，包括人牛豬羊馬貓狗等，一概都有各自姓名，有些（如乳牛們）還有系譜，世代之間以相同的字首或字彙類別做傳承（例如有一隻白母牛與她的子嗣們的名字都屬麵包類）。有趣的是命名與動物權之間的關係並不如我原先想像的簡單直接，牛羊豬雞等「可食性動物」即使有了名字，依然躲不過成為俎上肉的命運，一位資深農夫還告訴我，合乎自然規律的肉食倫理是只吃自己「認識」並且親手獵殺的動物，所以他在農場裡盡情肉食，但出外旅行時就變成徹底的素食，連奶蛋製品都不吃。或許，借用李維史陀說法，把自己養大的動物吃下肚正是化他者為我，天人一體的最徹底實踐？

TMS農場學校建立於五０年代，原先是由幾個都有學齡孩童的家庭共同組成，等於是「在家自學」的進階版，後來由貴格教會(Quaker)接手，成立學校委員會做為名義上的管理機構，但是日常生活公約與校規訂定執行都是由社群成員共同決定，社群大會（community meeting）是最高的決策機制，其主持人一定是學生，各種重大的生活議案，包括煙、酒、藥品的管制方式，學生的宵禁，教職員徵聘等等，都必須在這個會議上討論。除了全體參與的社群大會之外，其他大大小小的生活事件也都需要開會討論。想當然爾，生活之中總是充滿無休無止的會議，這似乎是草根民主實踐必然的宿命。繁複的會議當然煩人，但有一種會議設計卻讓我感覺受益良多，就是Quaker獨特的「澄清會議」（clearness meeting）。Clearness meeting的原意是幫助面臨重大抉擇─如結婚、就業、從事神職等─的當事人釐清自己思緒，但在學校裡最常被使用的脈絡則是為了解決集體生活中必然發生的人際衝突。當學生與學生、學生與老師、或老師與老師之間發生某些不快時，當事者有權利主動召開clearness meeting，被召喚的另一方則有義務出席，在第三者的仲介之下將各自的觀點談清楚，最後則需要擬出一個經過三方同意，讓原本對彼此不爽的衝突兩造可以繼續和平相處的方式。這個訓練教導我的是，從小習慣的「習事寧人」態度只有在不需面對面的疏離社會裡才可能持續。一個必需朝夕相處的親密社群中，在第一時間點就把問題談開而非壓抑不滿，是讓相當厚度的人際關係不被累積的情緒張力所崩解的必要方式。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教育公約是社群成員必須共同承擔責任，這包括分攤工作、家務、個人身心健康的責任，以及承擔自己學習與行為後果的責任。有一年的年底，一群學生們藉著聖誕晚會名義把酒精及違禁藥品帶進校園，還驚動了警察，事後全校（包括成年人們）決定共同禁足兩星期。這種懲罰方式我想是讓習慣自我中心的青少年們了解，個人的行動後果不會只及於個人，真正的自由，只能在與他人的關係中完成（這好像也是李維史陀說的）。基於相同的教育理念，這所學校沒有成績單，只有個人化的期終評語。除了涉及違禁品或嚴重暴力行為以外，沒有學生會被退學，這對於教育者的規訓策略當然是個挑戰。不過，因為這些青少年太喜歡學校了，送回家禁學兩星期，也就是暫時切斷他們最珍視的社會關係，成了相當有效的處罰。

當我試著與其他朋友分享這段經驗時，最常碰到的問題是，十幾歲的中輟生有能力管理自己嗎？我想村上龍已經在他的《希望之國》中以虛構情節回答了這個問題，讓書中「集體棄學」的國中生來解決成人無力應對的日本教育及社會困境。而我實地的觀察中，大約七八成的高中生在畢業時終會學到自我管理，當然有半數以上需要經過一連串試探─犯錯─反省的重覆過程，才能達到這個成熟度。但無可諱言的，也有些學生就此「沈淪」，一兩位女生因為懷孕必須再次輟學，也有男生因為吸毒而無法再待在學校。我想比較令人深思的是，自我管理的能力其實與年紀、學歷不見得相關。記得有一年一位畢業已久的校友返校參觀，進入我所住的農舍廚房時，她很驚喜地說：「我在這個房子住過兩年，但到廿幾年後的今天才第一次看到廚房地板的顏色」。原來曾經負責這個房舍的教員夫婦從來不打掃家裡，果皮紙屑等都是直接往地上丟，廚房地板自然從不見光。

前述提到的兩本日本小說，《希望之國》並不拒斥資本主義，年輕的主人翁從與金融經濟的結合及掌控來重建成人世界中缺少的自由及希望；而《燃燒的綠樹》所描述的，則是一個建立在「救世主」光環之上，棄絕現代性體制的另類團體。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大多數的理念共同體，與主流經濟體制的關係或許可用「若即若離」來形容。以TMS為例，雖有二百多英畝的農牧場，但離自給自足的目標相距甚遠，學生，或更精確地說，收入大多在中上階級的學生家長，是這個理念共同體的金主。學費的門檻讓農場無法向所有家庭開放，而收取高昂學費其實也意指著社群中所謂共享共責的理想無法完全落實，成年教職員必須對家長期待負責，自然無法與青少年平分所有權力。師生地位差距只是學校社群獨特的問題，不過廣泛而言，所有存在於現代社會中的理念共同體其實都必須衡量其與主流體制之間的關係。即使資源共享可以讓經濟需求儘量降低，但必要的金錢收入是讓理念打折的經常考驗。村上龍在小說中以他豐富的金融知識與敘事想像解決了這個經濟結構上的困境，現實中的眾多理念社群，則只能以各自的創意與堅持，繼續它們西西弗斯式的生活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