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種的蔥。」

視訊畫面的一端，一位來自臺灣、身處美國Seattle的博士候選人端出一盆翠綠青蔥，分享6月時的封城（lockdown）生活。畫面的另一端是住在美國各地的留學生及年青教授們，以及生活在臺灣的我。

「因為疫情，我開始研究屋前可以種什麼。但最近街道上沒有人，兔子好像都很活躍，很愛吃不同的植物。」

「我每次都會先留意冰箱及冷凍庫的剩餘空間，然後才到超市採購一大堆冷凍及新鮮食品回家，塞好塞滿。」

「客廳的這個箱子，放滿了家人從臺灣寄來的物資（零食為主）。」

活在臺東，每天出入自如的我，聽著各人分享生活點滴，不禁會心微笑。為了繼續在異鄉生活，果然各施各法。

「等我一下，我要去散步了。」我們立刻從畫面上看到剛走出門外、正直播著散步的朋友，在洛杉磯四周無人的社區中自在走動，一邊聽著她的呼吸聲，一邊繼續聊天。另外一人則在鏡頭前輕輕摸（還有吸）著貓，呈現出學術界難得自在的生活氣息。

感受到生命的氣息，真好。

「所以，現在不太能出門，你們有在寫論文嗎？」我輕輕問道，然後立刻感受到背後冷風一陣。

Oh~my~god~我犯了研究生禮貌運動的大忌。

「不要講這個啦。」眾人喊話，在疫情之中，研究生過著逃避可恥但有用的日常。

這一場視訊會議（就是聊天啦），源自於2020年5月原定在南加洲舉辦的北美研究學會（NATSA）年度會議停辦，活躍於會議主辦方的一眾人惦念著一年一度的「網友見面會」，為了延續圍爐取暖碎碎念的「傳統」（明顯是被發明的）而辦的視訊聚會。我們不是唯一，我聽說有些學者發明了在視訊上舉行reception，大家對著鏡頭喝酒聊天。

意想不到的是，後來真的有其中四位朋友，約定每天網上見面，舉辦了writing boot camp（看，有人催一下還是有好結果的吧）。他們每天有4-6小時在一起，先說出自己的寫作目標，然後就掛在線上，各自寫作。整個暑假，我像2019年一樣，在繁忙的研究、教學、會議中渡過，錯過了這個因lockdown而生、生產力驚力的writing boot camp。

全球疫情蔓延中，到底什麼是常態？身在臺灣的我，常常懷疑著，只是出門要多帶一個口罩（基本上不用戴著），我就是回歸到生活的常態中嗎？還是，對比北美（甚至世界上）的各位，我的生活才是非常態？

一場人類學年會Panel

每年九月，都是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年會舉辦的日子，讓大家在學期之初聚首一堂喝喝酒聊聊天，討論家事、國事、天下事，還有學術的正經事。在臺灣疫情相對受控的情況下，眾人戴起口罩，持續這個一年一度的盛會。早在年初，歐子綺老師寄出一封電郵，邀請張正衡、謝一誼、陳馥瑋三位老師和我，籌組一個以「疫情下的經濟、治理與新常態」為問題意識的panel。我的任務是當評論人，我們五個人加起來在學術界正式出道應該不超過15年，承擔各項繁重的公務、教務是常態，能坐下來認真寫作可說是非常態的時間。相對身在北美的朋友們，我們多了一份生活在常態中的焦慮感。

這一場Panel，可說是年青學者的一次探索，在危機重重的2020年，檢視各自田野（中國、日本、臺灣）面對新冠狀病毒的威脅下如何應對。2020年是今日不知明日事的一年（其實過往何嘗不是？），不能出國做田野的我們（甚至有一段時間，連在國內進行田野工作也是危機四伏），只能一邊留意事態發展，一邊發想文章的軸向。對我作為評論人而言，這個panel的文章交集而成，是一個相遇（encounter），我得用心付出我的創意、不受理論框架所限，才能作出評論。在埔里完成第一天的會議後，我先在山上的精緻民宿喝了一瓶啤酒，回到住宿地點後，再次打開各個文件檔，內心OS是「這種等待真是值得」。

原來，大家在各種限制中，藉著整理過去的田野資料，新增媒體、政策文件等二手材料，甚至在種種限制下進行的國內田野工作，生出來的文章是處處有洞見。我隱約看到四篇文章的交接點是：疫情下，國家如何定義「新的常態」？治理（或是從上而下的管治）產生了什麼樣子的新常態？這些都是在疫情爆發後的數個月內形成，帶有重要意義。

因為各位發表人都以進一步的學術文章為目標，我先盡量不破梗，僅從我的讀後感出發，稍為整理及分享當天的討論。

移動成為新「常態」？

移動是常態，但在病毒威脅下，移動成為怎樣一回事？在近期一篇期刊文章中，[1]我初步整理臺東縣面對疫情時，社區如何利用儀式、物和行動，暫時建構社區邊界，回應返鄉、觀光甚至見學等行為。在panel中，陳馥瑋老師從屏東種植可可豆的業者的經驗中，找出疫情對南部農業社會的影響較不明顯，投入可可觀光的農民甚至期待著更多人的到來。陳老師探討的是，屏東農民如何選擇和經營可可豆種植作為一個生產、觀光及加工同時發展的產業？我所理解的農業，到處都可見國家力量和個人選擇的互動，而種植品項的更替中，資本、知識、技術及「可預見的未來」（即利潤）可說是缺一不可。發展產業有時候會受到不確定的因素影響，承擔好風險，把未來的迷霧稍為撥開。但是，賺取利潤、甚至對環境友善並非「常態」，而是業者都知道自己每天都在面對「非常態」，摸著石頭過河。從各種作物中轉至可可豆，除了個人選擇外，各個政府部門因應農村、族群、觀光等政策造成影響，好像又是產業的「常態」。在常態與非常態之間，就是臺灣農民需要靈活變通來求生的競技場。

張正衡老師審視日本地方創新的案例，提出鄉村疫情較為輕微，或有助吸引外來人口。或許我們都認為地方創新是一個人為製造條件吸引人口移動，並帶動地方再度發展的政策。但是，環境及生活條件的影響也是關鍵。鄉鎮作為一個較為空曠、人口密度較低的生活環境，如何吸引更多人短暫停留或長期居住，都是需要比「經濟活動」更多的政策想像。我在田野中，常常會聽到「住在鄉下生活品質較好」的論點，當周邊的生活機能成型，維持鄉鎮地區的環境品質後，返鄉、留鄉或移居的動機也會有所增長。目前全球觀光、移民都出現變化，國內移動可說是受到更廣泛的關注。這或試是一個時機去深入思考地方創生這回事。

兩位老師的討論豐富了我們對疫情的全球-在地互動的想像，了解各地的回應，從中更可理解到國家在疫情前後針對「振興地方」的政策過程中，人的跨界移動被認為可行而受鼓勵的。臺東縣就是明顯的例子，拿著農遊劵、振興劵的人流不絕，在地業者舉辦、參與各種市集、音樂祭，成為全球疫情中比較能正面回應的經濟力量。移動也改變了地方社會中被疫情影響的氣氛，移動重新成為常態。

行蹤的數據化

區子綺老師則從研究中國移工及城中村的基礎上，理解疫情下國家機器如何同時控制「移動人口」和「定居人口」的移動。密不透風的封閉式管理是過去城中村的常態，現在成為一些城市、全面性的新常態。把人的移動放置在最小單位的監察活動中，成為了中國理所當然的事。更甚的是健康碼的出現，把人的健康資訊數據化，賦予「能過日常生活」的許可證，但這還算是日常嗎？

進去一個地方、一個交通工作時要掃QR code， 會成常態嗎？當我地日漸習慣手機掃一下圖案，會否也提供了個人資訊、消費訊息予這個四方小格背後的擁有者？在panel上的討論，讓我們再次明白，所謂涉及公共健康及衛生的公眾利益而形成的政策，作為一種新常態，仍是由千絲萬縷的權力關係造成。過去我曾經為電子錢包的盛行感到驚訝，而含有大量個人移動紀錄的smart card （上下車刷卡），是一個危險的工具，那麼下一個數據化的人體部分會是什麼？實在是一個該小心謹慎處理的研究題目。

變乾中的「濕」市場

或許我們早就沒有常態。在謝一誼老師的文章中，我們讀到因新冠狀病毒廣泛傳播，而成為西方媒體焦點的「濕」市場 (wet market)。在panel中，有聽眾表示沒有在臺灣聽過「濕」市場，並討論到菜市場地板濕濕的，反而才是常態？當潮濕的環境和公共衛生拉上關係，又有否進一步討論攤販如何利用水來清潔市場？

我在香港「濕街市」（賣菜、肉、魚、豆腐等的市場）的經驗是地板總是濕濕的。細想一下，殺魚後不用水來清潔，讓血水流走，也是一種危險。只要觀察一下，市場地面充滿不同的排水溝，形成一個系統，把髒物送走。這讓我想到水產的加工處理場裡，處理台上都設計有一直流動的水，好讓切出來的魚排、魚肚等立即被清洗。但是，近年也有商業機構把「濕街市」弄乾，裝潢成超市的模樣，把水溝設計在攤位內，讓顧客的動線變成乾（淨）的地方。打著衛生潔淨的口號，機構嘗試讓「濕」街市變成高一等的零售市場。

這種看似理所當然的進化，是社會對「濕」市場的再想像及實踐。當消費者對肉類、魚類視為病毒傳播之風險重點(critical point)，西方知識為主的衛生管理得到合理化。例如，在廿一世紀初的禽流疫情爆發後，香港一些濕街市已重新設計，過去的雞肉攤是一籠一籠的活雞放在攤前，由消費者挑選，再經攤販短時間內把雞隻宰殺、放血。現在，有些攤販已被搬到市場的一個角落，有些則成為封閉環境，消費者要隔著透明膠板下單。「濕」市場成為危機四伏的日常，是如何的一個歷史轉變？相信又一篇值得期待的文章。

總結：找尋常態背後的非常態

在我眼中，不管是地方創生、產業轉型、防疫措施、濕市場空間重置，都是國家力量的多元呈現及實踐。常態看來並不存在，而是我們作為社會成員需要時刻感受、反應，甚至監督的「非常態」。習以為常，是一種風險。當我們失去對政策的反思動機，任何表面上的治理形式都是徒然，國家力量的壯大，讓政策產生的是管治的工具及機器。出門買菜都要規劃，行蹤及健康狀況被數據化，卻又受到「容許」或「鼓勵」而出門觀光，會從此成為我們未來生活及移動的常態嗎？人們移動的過程中，回應的又是什麼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狀況呢？讓我們繼續進行探索著這未知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