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沒有打算要做數位民族誌的研究，過往也只是幾次運用社交媒體和網路來彌補遠距互動的困難，但近期在一些不得不進行的情況下的一些嘗試，其實是開啟了我與既有的報導人之間某些新的互動形式，卻也同時帶來我許多反思方法的困惑，因為建立關係是在田野工作一開始的時候非常重要的，可是看不到人，透過間接的朋友介紹與短暫的線上互相認識，能夠建立起長期的互動關係嗎？

過去一年半以來，因為居家工作、上學與廣泛社交距離的限制，以至於一家人包括外傭長時間一起待在窄小的居住空間裡。一年多的時間裡從雇主的角度看，有許多微小的卻又是天天出現的不便和情緒。從研究者的角度看，又可以想像家傭們長期承受的、毫無喘息時空的壓力，更不要說來自社會的各種標籤和值得商榷的管治。作為一個人類學家要怎麼樣寫出這些在每個家庭關起門來後才發生的、多方的委屈與難言之隱？

我們是否可以想像，如果台灣的每個縣市都慢慢開始有更多像無過合作社與嘟嘟配這樣的小規模、在地型的集貨與配菜平台，那麼當下一次疫情衝擊再來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就有機會讓多一點點的農牧生產者、集貨者、市場工作者、物流業者，以及第一線承擔家庭採買工作的家務勞動者，不用為了他人的飽足與健康、而讓自己與家人的健康涉險？

「歡迎來到台灣。」「此連結為您的旅客居家檢疫申報憑證。」台灣疫情指揮中心的一個簡訊，除了防疫，也充滿關懷與照護的人與科技的協作的開始。自從 Covid-19 全球大流行開始，數位遠距成為許多國家日常生活的新常態，以「零接觸、零病毒」(contact free, virus free) 的方式中介著人與人的社交互動。研究數位的人類學家李梅君博士，分享她們一家人貓五口從美國舉家搬回台灣的經驗，從STS及照護交織的角度，塌解在關心數位人權的同時，如何看把照護的關係放回看似冷冰冰的科技中。

這是一個斜槓博物館的人類學家的策展筆記。內容是策劃一個有關COVID-19疫情經驗及反思的展覽。短期內要完成、（趨近於零的）低預算、有限人力，要怎麼做？怎樣才能以策展來與這變動的時代對話？

法國哲學家André Comte-Sponville 曾說：「我寧願在自由的國家染上Covid-19，也不願在極權的國家中無恙」(J’aime mieux attraper le Covid-19 dans un pays libre qu’y échapper dans un État totalitaire)。沒有大餐也沒有廣大親友團聚的聖誕節，還能稱得上聖誕節嗎？熟悉法國文化的楊豐銘老師，分析疫情之下，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動，從而說明社會契約精神在當代的實踐。在法國政府抗疫所展現的施政能力飽受質疑的情況下，能不能放假出門，成為了一場爭取公民自由權的生活政治。

全球疫情蔓延中，到底什麼是常態？身在臺灣的鄭肇祺老師，常常懷疑著，只是出門要多帶一個口罩（基本上不用戴著），我就是回歸到生活的常態中嗎？還是，對比北美（甚至世界上）的各位，我的生活才是非常態？一場人類學年會的Panel，可說是年青學者的一次探索，在危機重重的2020年，檢視各自田野（中國、日本、臺灣）面對新冠狀病毒的威脅下如何應對。疫情下，國家如何定義「新的常態」？治理（或是從上而下的管治）產生了什麼樣子的新常態？這些都是在疫情爆發後的數個月內形成，帶有重要意義。

當全球COVID-19疫情已經突破2900萬人確診，大洋洲是世界上少數的淨土。截至目前為止，尚有十二個大洋洲島國保持零確診。同樣都有島嶼做為天然屏障， 為何有的國家或地區疫情嚴重，有些輕微，其他則守住了零？疫情對大洋洲的經濟影響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