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Taiwan International Ethnographic Film Festival TIEFF）今年20周年了。走過20年，11屆，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已成為很多觀影人的共同記憶和每兩年連續觀影的日常。原住民族、少數族裔、性別平權、傳統工藝、觀光發展、跨文化相遇、祭儀的消逝、次文化的興起等等，反映了全球共同的處境與日常所面對的問題。

在巴黎的南韓女導演有一個家庭煮夫（her chef-husband and housemaid）與一個導演夢；在巴西Bahia地區，一位荷蘭男同志導演受到Santo Amaro年輕男性與年長女薩滿的啟發；在伊朗鄉村的摩托少女騎士，只希望她能有照駕駛；在葡萄牙有一群長輩，她們重演革命時期的青春劇本。四種截然不同的風格與題材，卻共享廣義的性別平權關懷。它們也清晰地揭露，影像新主體勇於實驗自我的年代，仍在延續。

面對著發展危機，影像能夠做些什麼？民族誌影片能否捕捉現實，同時乘載希望？「發展為了誰？」裡的影片，不迴避揭露新自由主義下以「發展」為名的政策，往往建立在反民主的程序上，更指出21世紀的掠奪式資本積累，將土地，自然，以及仰賴自然為生計/生命的社群，一起「廉價化」與邊緣化的新局面。

排灣吉他演奏家保卜‧巴督路有一次跟我說，他一直在尋找排灣族的聲音是什麼，我問是鼻笛嗎？不是，他說他要找的不是傳統的聲音。然而在2021民族誌影展「音樂：傳承與創新」單元中，從納瓦荷樂團「我不從眾」重金屬式嘶吼的「侵略性」、壯族山歌在微信通訊中「難以識別」的歌詞、到排灣族歌手包曉娟返鄉後嗓音中的「沙啞」，這些說不定就是保卜在尋找的聲音。

在這五部影片當中，我們看到傳統文化在當今社會的重要性，也看到新科技帶來的可能，兩者並非對立，反而有相輔相成的可能。新科技沒有不好，但往往造成異化與疏離，無法取代傳統文化帶來的認同與意義。當然，傳統文化也有其壓迫的性質，但透過文明的演進，隨著時間步步創新，保留其積極正面的價值是愈來愈可能的。新科技與傳統文化的平衡，或許可以讓我們更加幸福，但這個工作還需要我們更多的努力。

文化的流動與採借出現在一個令人驚訝的情境，穿越國界快速地轉譯到另一個不同的脈絡，並取得新的意義，激起另類的計畫與連結。這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透過紀錄片的拼湊與重建，在當前這種瘟疫災難盛行的年代，觀來特別令人鼓舞欣慰。也許瘟疫阻斷了我們許多人與人接觸的管道、切斷了許多溝通的橋樑，摧毀了許多的家庭與親情，但是不同的文化流徑會繼續被發掘，不同的意義與技術會在不同的社群中被詮釋與應用，只要人們沒有放棄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文化從來不會放棄希望。

我喜歡看紀錄片，即使偶而也會在看片的當下睡著了。紀錄片導演把世界帶到我眼前，提供我多元的視角觀看社會，即使有些議題很沈重，但我始終相信故事的力量也是改變的力量。謝謝導演們，也感謝胡台麗老師、林文玲、蔡政良和傅可恩歷屆策展人的努力，讓台灣能用影像與世界對話，也讓世界看見台灣。更謝謝辛苦的工作人員，你們的汗水與失眠，成就我們觀影的可能。期待2021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幕再升起！

本屆國際民族誌影展中有兩部關於太平洋島嶼的影片，都需放在全球架構下理解，島國如何受到國際政治的權力競逐深刻影響；而透過民族誌影片細膩的鏡頭敘事，我們不會被大結構冷血掏空，而能看見在地的人群如何在其間承受、擔憂、掙扎、生活以及尋找出路。《來自密克羅尼西亞的美軍》談的是軍事衝突，《艾諾特的方舟》則是氣候變遷。

島嶼士兵Sapuro Nena的棺材乘著飛機回家了。死亡地點是阿富汗，軍隊隸屬美方，死者的家卻座落於Kosrae，密克羅尼西亞。來自美國的導演Fitch不禁自問：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年輕密克羅尼西亞男子離開這個如天堂般寧靜的島嶼，去到阿富汗與伊拉克為美國打仗，而我，一個美國人，卻不必為美國打仗？離開天堂去從軍打仗是什麼感覺？回來又是什麼感覺？

Mita在受訪時表示：「當你有小孩時，你就等於投資了未來。所以你會再次挺身對抗不公不義。」她對孩子的愛，讓他們在顛簸的童年中仍支持著母親，甚至日後拍攝紀錄片來紀念她。她對孩子的愛，讓她能勇敢地挑戰毛利人在紐西蘭社會中諸多未被深刻討論的問題。她對孩子的愛，讓她成為世界各地的原住民影像工作者的母親角色，不斷啟發他們。切‧格瓦拉說過：「真正的革命是由深刻的愛意所引導的。」而這種愛，時常是來自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