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灣吉他演奏家保卜‧巴督路有一次跟我說，他一直在尋找排灣族的聲音是什麼，我問是鼻笛嗎？不是，他說他要找的不是傳統的聲音。那時他正在準備新專輯《城市．獵人Karim》的發行，來到新竹找我的好友排灣傳統拍刺紋身師「華哥」宋海華幫他紋上百步蛇的圖紋。不久後他邀我和華哥一起去首支主打歌〈城市獵人Giyu〉的MV在五峰鄉的拍攝現場。我們看到保卜的伴侶鄒族音樂人高蕾雅將相關人力動員上山、攝影燈光器材布置在泰雅老闆經營的露營區杉木林中、阿美演員還有中華民國馴鷹協會提供的熊鷹一同入鏡。MV最後呈現的故事是這樣的：在保卜木吉他的彈指拍打與樂團鼓組貝斯電吉他的爆擊聲中，在都市中行走的原住民主角彷彿突然受到召喚，跨上摩托車馳騁向山，發現了一根熊鷹羽毛，然後繼續往森林中狂奔，最後化為熊鷹。保卜手臂上的百步蛇清晰可見，但不是以傳統的模樣直直延伸，而是創新的蜿蜒纏繞。這首歌是否反映了他在尋找的排灣族聲音，我不知道，但我已見證了製造這種聲響的當代條件。

在2021台灣國際民族誌影展的「音樂：傳承與創新」單元中共有三部作品：吳星螢的《斜坡上的老歌手》（Kacalisiyan: Singers from the Mountainsides）、楊瀟的《歡墟》（The Mountains Sing）、和Ashkan Soltani Stone的《重金屬搖滾保留地》（Rez Metal）。透過或詩意或直白的畫面敘事，我們可以看到一境之原住民或少數民族的聲音，如何藉著新的技術、通路和音樂類型將舊的傷悲、憤怒和矛盾表達出來。但即便面對著相似的當代問題如生命的離散與中挫、居所的開發與崩解、貧困的標籤與現實，無論是曾在流行音樂場域紅極一時的南台灣部落「卡帶」歌手、在名為「歌墟」的集會上對唱山歌的廣西壯族族人、或是來自美國新墨西哥州納瓦荷（Navajo）保留地的重金屬樂團，都還是能在這破碎的世界中維持自己片刻的完整。流動的音樂與流動的生命韻律疊合在一起，就像納瓦荷重金屬樂團「我不從眾」（I Don’t Konform）的主腦凱爾（Kyle Felter）說的：「你必須活得瀟灑才能彈得瀟灑」（You gotta live fast to play fast）。

《重金屬搖滾保留地》中的納瓦荷民族是美國最大的印第安族群，不僅是在擁有的保留地土地面積上，所登記將近四十萬的族群人口數也於最近超越了原本排名第一的切羅基人（Cherokee）。但這並沒有使他們免於大部分印第安社群在美國長期遭受的結構性暴力與不公義，且反映在保留地上的失業、毒品、酗酒、青少年自殺等問題中，以及鈾礦開採造成的環境污染，還有最近新冠肺炎的嚴重疫情。窗石城（Window Rock）是納瓦荷民族的首府，人口雖然只有兩千多人，但民族議會、最高法院、博物館等政治文化機構都位於此，若要回應上述問題，勢必得由此出發。結果，真的跨足走了出去的，卻是逐漸受到當地年輕人喜愛的重金屬音樂。2016年，為了要以更複雜的類比方式錄製首張專輯，「我不從眾」樂團碰運氣地將demo傳給曾擔任過天團「金屬製品」（Metallica）專輯製作人的丹麥錄音工程師弗萊明‧拉斯姆森（Flemming Rasmussen），結果竟獲得青睞，答應幫他們製作。他說他最欣賞的是那股現在已很難聽到的「侵略性」（aggression），而或許保留地這樣環境才能生產如此的聲音。然而，要完成專輯，他們必須飛到丹麥的錄音室，每日使用費更是所費不貲。透過艱辛的募款集資和長途跋涉的旅程，2018年他們的專輯《三齒蒿廢棄品》（Sagebrush Rejects）正式發行。雖然這沒有顯著改變團員的人生，但專輯封面上的納瓦荷民族徽章將永遠地在音樂世界中飄揚下去，就像那句名言：「重金屬永遠不會死」，這或許就是他們回應自殺等生存問題的方式。

《歡墟》中的壯族跟納瓦荷民族一樣是中國境內人口最多的少族民族，總共將近一千七百萬人，在歷史上參與了中國朝代的更迭，雖然漢化很深，但也有過不少的反抗行動。今日在廣西壯族自治區中壯語仍高度地流通著，他們在「歌墟」集會中對唱的山歌是保留其身份認同與語言美學的重要資產，內容多半是談情說愛，但也有紀錄片中離鄉女性在車站唱的「我們此刻也很煩惱/想賺點錢卻沒機會/你們也要一路平安/照顧好他鄉的朋友」這般直指當代離散經驗的歌詞。導演楊瀟想要擾動的，就是歌墟被賦予的傳統民族節慶形象，以及《劉三姐唱山歌》這種官方樂曲腳本。在紀錄片中，山歌對唱的背景不再只是廣西山水，還有車站的熙熙攘攘、市場的微信收款交易、工地的土石挖掘、政府關於脫貧建設的宣傳、開發公司對新的房地產計畫的解說。但壯族歌聲卻沒有被這些象徵霸權的噪音所吞沒，反而像隨時隨地可進行的游擊戰般找到空隙突圍而出，甚至能跨越邊界，透過手機上的通訊軟體傳送。楊瀟在一次訪談中這樣評論：「對於歌者來說，微信群就是這個時代的墟場。歌者對這次遷移適應得很快。有意思的是，在他們的微信群中，你不會看到任何文字，只有語音、影片和表情，壯話語音也無法被轉譯編碼，點選『轉文字』，你得到的只是一堆亂七八糟的文字。有時候我覺得，逃避編碼是退無可退的山民們逃避統治的最後一步。」或許，「難以辨識」（illegibility）就是當代壯族的聲音。

《斜坡上的老歌手》的主角則是我們最熟悉的台灣原住民歌手。但說不定又不是那麼地熟悉：紀錄片中的主角包曉娟、藍石化、謝英雄、哈雷唱片和樂團的創始人魏榮貴現在已非原住民音樂市場當紅的人物，但他們可是參與了80到90年代累積有四千多首作品的部落卡帶風潮。這些卡帶專輯中的曲風包括族語古謠、現代創作、翻唱作品、林班歌等等，比之前的黑膠專輯在流通上更具有機動性，主要銷售地點在台東、花蓮、屏東、埔里、桃園、基隆八斗子這些有原住民集居地的地方裡的小唱片行、夜市中，甚至從雜貨店、部落菜車、沿街叫賣的零售商手中也可以取得。由此走紅的歌手，還有可能被挖掘到大都會區的歌廳駐唱，例如謝英雄才十二歲就到台北發展了。然而在他三十歲時媽媽生重病過世，他也跟著出現健康問題，人生境遇急轉直下，一度是靠撿拾剩菜裹腹。包曉娟也有類似的故事，小學四年級時爸爸就走了，成為她最深沈的傷痛。她這樣自我剖析：「我在台上很風光、我很快樂，可是我一下台的時候，我的心情就不一樣了。我很容易憂傷，我如果有寫到那個悲傷的歌，我會一～直哭喔。很奇怪呢，我要回到德文這裡，我要唱歌的時候，我的聲音就會變啞呢！」他們當時在卡帶專輯或舞台上的成功，伴隨的都是這種失落：失落的童年、家人、社群。現在雖然有《斜坡上的搖擺》這樣的專輯計畫讓他們「重生」，但或許有些東西是永遠回不來了。也正是如此，它才會永恆，就像也在紀錄片中出現的《斜坡上的藝術節》總監查馬克・法拉屋樂一樣。

從「我不從眾」重金屬式嘶吼的「侵略性」、壯族山歌在微信通訊中「難以識別」的歌詞、到包曉娟返鄉後嗓音中的「沙啞」，這些說不定就是保卜在尋找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