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2019年11月進行了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及支持抗爭運動的政治素人得到選民加持，獲得壓倒性的議席數目。但是，以票數而言，其實大約是64波，難以說成是壓倒性勝利。換句話說，這場選舉只是新一輪政治抗衡的開始，各政治陣營都難以安枕，抗爭長路漫漫。新一屆地方議會的代議士在元旦才剛上任，香港警察就在一天之內拘捕了四百人。因為逮捕行動大規模展開，人民都開始進行言論的自我審查。反而在台灣，香港人不斷說著，在香港不能說的悄悄話。

社會現象不是單一原因造成，是一個「體」的多因多果相互震盪所致。表面看到的現象必須被深度地詮釋，必須考量整體的脈絡，必須真的走訪，傾聽。而非「投射」，把好的留給自己，把醜惡的留給別人。你硬要塞一個厭女之名給他們也可以，但是你永遠找不到那塊對的拼圖，也就解不出謎題。

當北美研究社群在利用民調、選舉材料、媒體、歷史及訪談資料理解台灣的主體性時，我認為人類學者及其他夥伴們仍然能進行田野研究及進行民族誌式的書寫，呈現出全面以及多物種的思考方式，與夥伴們一起開拓台灣研究更多可能性。藉此，我們也能把「為台灣為國家」及「人為中心」的舊框框打破。這不就是人文學者、自然學者及社會科學者應該自身任命的學術責任嗎？NATSA作為跨學科的學會，更應推廣這種研究取向，加強台灣研究的多元性。

身體及身份作為研究工具 「做田野的人都把自己作為研究工具。」這是某香港老師在給中學生的一堂課中，我在其身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我們要利用各種感官接收資訊，沒有置身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人類學家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什麼。我認為，除了身體，身份也是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重要組件。當人類學家在社區、城鄉、國家之間移動時，其身份的轉變，影響著他們能及不能蒐集到的資料。隨著「go native」的程度，人類學家的研究經驗及人際關係變得獨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複製。

近日將由八旗文化翻譯出版的《末日松茸》是本奇書。不論就其涉及的空間尺度，欲對話的理論脈絡，還是作者Anna Tsing 流暢的文字，都是近年來學術研究中少見的佳作。我認為，對臺灣讀者而言，《末日松茸》的意義不只是一本人類學的名著而已。在該書多維與多重的敘事線中，我試著指出，還有條Tsing未能觸及的、隱而不顯的軸線，聯繫起當前日本的松茸消費者，以及在美國奧勒岡一帶之「廢棄的工業林地」上採集松茸的尋菇人。我稱這條軸線是「『聽不見』的臺灣史」。

台大人類系又再度遭遇與師長別離的哀傷時刻。2018年五月二十三日，顏學誠老師離開了我們。近年來，顏老師歷經罹癌、治療、復發、再度治療，轉移，但他始終樂觀堅強，與疾病奮戰到最後一刻。 顏老師是一位少見的君子，是裝在現代人身體裡的士大夫靈魂，為人誠實、正直、單純、溫暖、真誠、直接。不了解他的，會認為他的學術路徑縱橫捭闔，紛雜並蓄，殊異歧出；了解他的，會感嘆「當今濁世怎麼會有這種風範的學者兼君子」。

「橫看成嶺側成峰」學術座談會邀請到四位學者分享他們跨學科研究的心得。第一位是《中國人的性格》這本書當時的作者群之一，瞿海源教授。瞿教授既是社會學家，也有心理學的背景。第二位是中研院民族所的所長黃樹民先生。黃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李亦園院士的學生。第三位與談人是中研院文哲所所長胡曉真。文哲所本身涵蓋很多不同的學科，如經學、子學、哲學等。最後一位是台大外文系的沈志中教授。不論是《中國人的性格》還是《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心理學與人類學在對話時，有二個學科一直如影隨形：精神分析和哲學，而沈教授剛好兼治兩者。

1972年，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出版了第一本科際合作的研究成果：《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的討論》。出版不到一年，即因其中隱含的批判精神而遭查禁，然禁不勝禁，坊間翻版流竄，港、台皆有，絲毫不影響它的流通性和影響力。2009年，該書被日本出版界選為「東亞百冊經典」。而推動《中國人的性格》出版，引領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科際綜合研究」的主要舵手，便是李亦園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