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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標籤: 台灣

《末日松茸》中「聽不見」的臺灣史(上)

近日將由八旗文化翻譯出版的《末日松茸》是本奇書。不論就其涉及的空間尺度,欲對話的理論脈絡,還是作者Anna Tsing 流暢的文字,都是近年來學術研究中少見的佳作。我認為,對臺灣讀者而言,《末日松茸》的意義不只是一本人類學的名著而已。在該書多維與多重的敘事線中,我試著指出,還有條Tsing未能觸及的、隱而不顯的軸線,聯繫起當前日本的松茸消費者,以及在美國奧勒岡一帶之「廢棄的工業林地」上採集松茸的尋菇人。我稱這條軸線是「『聽不見』的臺灣史」。

想念我們的顏學誠老師

台大人類系又再度遭遇與師長別離的哀傷時刻。2018年五月二十三日,顏學誠老師離開了我們。近年來,顏老師歷經罹癌、治療、復發、再度治療,轉移,但他始終樂觀堅強,與疾病奮戰到最後一刻。 顏老師是一位少見的君子,是裝在現代人身體裡的士大夫靈魂,為人誠實、正直、單純、溫暖、真誠、直接。不了解他的,會認為他的學術路徑縱橫捭闔,紛雜並蓄,殊異歧出;了解他的,會感嘆「當今濁世怎麼會有這種風範的學者兼君子」。

「橫看成嶺側成峰」學術座談會:從《中國人的性格》到《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 觀照學術發展脈流、探索科際對話新視域

「橫看成嶺側成峰」學術座談會邀請到四位學者分享他們跨學科研究的心得。第一位是《中國人的性格》這本書當時的作者群之一,瞿海源教授。瞿教授既是社會學家,也有心理學的背景。第二位是中研院民族所的所長黃樹民先生。黃先生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也是李亦園院士的學生。第三位與談人是中研院文哲所所長胡曉真。文哲所本身涵蓋很多不同的學科,如經學、子學、哲學等。最後一位是台大外文系的沈志中教授。不論是《中國人的性格》還是《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心理學與人類學在對話時,有二個學科一直如影隨形:精神分析和哲學,而沈教授剛好兼治兩者。

追憶李亦園院士: 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科際綜合研究」的舵手

1972年,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出版了第一本科際合作的研究成果:《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的討論》。出版不到一年,即因其中隱含的批判精神而遭查禁,然禁不勝禁,坊間翻版流竄,港、台皆有,絲毫不影響它的流通性和影響力。2009年,該書被日本出版界選為「東亞百冊經典」。而推動《中國人的性格》出版,引領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科際綜合研究」的主要舵手,便是李亦園先生。

依海的人

11月7 日,潘英海老師在對岸海南島因心臟病突發去世。潘老師待過許多機構,全職的、兼職的,暨南大學人類所只佔了其中八年(2007-2015),但是無疑是潘老師帶過最多學生的地方。潘老師過世之後,人類所師生藉諸多社交媒體留下他們對潘英海老師的回憶。這篇文章在這些回憶的基礎上整合編輯,賦予原始貼文新的的內容順序,而以如今模樣呈現,讓讀者了解潘英海老師的鮮明個性以及其對人類所師生的影響。

在地性與跨國連結:土地神信仰的兩岸交流與國際化

在許多宗教或神明信仰趨向全球化的時代,土地神的信仰者也迎頭趕上,積極建立跨國關係。然而,土地神獨特的在地性是否會限制跨國關係的發展?作者發現,在中國大陸、臺灣、馬來西亞各方的土地神信仰者的努力下,一股獨特的、非以祖廟為朝聖對象,而具有某種對等關係的土地神廟宇互訪交流,經過多年的努力逐漸開花結果,展現出驚人的能量及創造力。

[一片芭樂]都倫還是巴奈?政治人物的命名與符號的逆襲

之前芭樂人類學談了政治人物與食物的關連,這裡則對政治人物的命名政治有更深一層的分析。例如最近總統參選人朱立倫就被給予了一個阿美族名「都倫」,而蔡英文也得到了「巴奈」的稱號。這些被抽離脈絡的符號一方面被定調成單一形象,但另一方面,原住民或鄉民多元靈活的詮釋並不會因此被壓制,反而可以逆襲這些主流論述,甚至讓政治人物反被操弄成笑柄。

論糾纏:西巴布亞脫離印尼的獨立運動,能給台灣歷史課綱什麼啟發?

西巴布亞(West Papua)現屬於印尼,但其人民自50年代起即不斷地在為獨立奮鬥。藉由一本關於其獨立運動的民族誌,我們可以看到西巴布亞與印尼並非簡單的二分。一個更適宜的理解方式是其運動中不同的份子與印尼政府、軍隊、跨國企業、國際政治組織之間有著錯綜糾纏的抗爭、合作關係。此糾纏會使運動深陷泥淖,但卻也充滿契機。同樣地,台灣歷史課綱也有機會呈現台灣歷史糾纏的一面:不同的行動者在這島嶼上進出、共生、互競。我們應避免將此糾纏梳理成任何單一的國族框架,切斷糾纏能帶給學生的啟發與可能性。

太陽花不是一朵奇葩:「台灣的未來一直來」的張力與詩意

318是一個非常的經驗,就像突然爆開的花朵,那麼燦爛,那麼令我們驚訝。但是這朵花並不是天外飛來,也不是我們突然「起僮」變出來的。如果我們不能把她放回我們自己的生命之流和台灣的歷史命脈,我們可能會持續焦慮她的存在或不存在。深怕她雲裡來霧裡去,而無覓處。

北美的台灣在哪裡?記二十年的「北美台灣研究學會」

經過兩個十年,台灣研究的需求已經不同於「北美台灣研究學會」最開始成立的樣貌。我認為在這樣的改變之下,以NATSA的組成背景可以形成三個層次的台灣研究。首先是台灣研究作為實質內容研究(Taiwan study as facts),這些以各類社會學的實證內容研究,媒體研究,歷史資料研究等類型都可以見到。以台灣本地在歷史縱深與地理關係之間,所探究的實質問題並且加以本質化為「台灣研究的內容」。第二個層次,是台灣研究作為象徵意義的研究(Taiwan study as symbolic comparison)。意思是,當台灣研究作為與其他相似發展,或者地理位置關係相近的地區比較時,所產生出來的象徵意義。人類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文學與電影討論等,都在這個層面上有許多發展。但是第三個層次,在目前的台灣研究當中比較少見,那就是台灣研究作為符號學平台的研究(Taiwan study as a semiotic platform)。我所謂的符號學研究,約略可以從台灣研究作為一個論述平台的角度來談。美國學術環節所分類出來的亞洲意識回流與美國內在亞洲化的亞洲研究裡,台灣研究到底佔有的地位為何?如何把台灣作為東南亞之一,作為大洋洲之一,作為離散華人之一,以及亞洲當代文化之一的多樣性,在這個具有符號學意義的平台上重新理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