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及身份作為研究工具

「做田野的人都把自己作為研究工具。」這是某香港老師在給中學生的一堂課中，我在其身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我們要利用各種感官接收資訊，沒有置身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人類學家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什麼。我認為，除了身體，身份也是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重要組件。當人類學家在社區、城鄉、國家之間移動時，其身份的轉變，影響著他們能及不能蒐集到的資料。隨著「go native」的程度，人類學家的研究經驗及人際關係變得獨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複製。

以下我將分享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穿梭於臺灣及香港時的田野研究經驗，並批判及反思自身在跨國研究中的位置。雖然下述的經驗不能被複製，但可作為對人類學有興趣的讀者的參考。

來自香港的研究者

從大學一年級的暑假起，我每年都會到訪臺灣。作為觀光客，我到旅遊書介紹的景點遊覽，走馬看花地遊走臺灣的休閒農場、原住民部落觀光景點、甚至是景色壯麗的大魯閣。我並非臺灣的過客，反而逐步走進臺灣人類學的大門。在二年級的暑假，作為大學的田野考察團隊的一份子，我們共約二十人坐著遊覽車，從屏東檳榔攤、走到美濃客家庄；又學習花東原住民的生活經驗，並到新竹清華大學與老師交流Seven-Eleven的全球化經驗。一次兩星期的行程，讓我了解臺灣是文化的萬花筒，你怎樣去扭動它，看見的景象足以讓你眼花繚亂。

攻讀碩士課程時，我在香港有機農業的報導人們三不五時就向我歌頌臺灣的美好：

「他們的共同購買團體規模很大，參與的人很多，可以選擇的產品也多樣化。」A說。
「臺灣人很重視環保，回收的意識很高。」B插嘴。
「他們推廣環保的網站很有參考價值。」C補充。
「我們還特意組成交流團，到臺灣參訪他們的組織。」A帶出保存著當時照片的光碟，一邊給我一邊憶起舊事。

我還真的參加過有機農業交流團，跟著香港的農友、農業組織者及認證機構，從臺南到臺北，走訪有機農場、生機商店及有機食品展，向在地人學習如何經營一個產業。換了一個目光，我往後的每次臺灣行程，都加插騎著單車，到訪他們提及過、便於到達的地方，參觀一下。要在臺灣自由行走，需要的莫過於一台機車。香港人擁有相關駕照的比例甚低，我也不例外地依賴其他交通工具。單車當然是行動力高、成本低的選擇。其中，某位於臺中市內的消費合作社曾報導我的來訪，內容已找不到了，但我記得該報導的起首大約是說：

「這人從香港來，騎著從太原的青年旅舍借來的單車，一個小時後慢慢到達我們的分站，跟我們交流臺灣及香港有機農業的情況。」

我還記得，他們送我一本介紹合作社的書，我帶回香港後轉送給了A，她還很高興地說：
「我們堅持組織共同購買，還是很希望香港未來能達到臺灣這樣的規模。」

事實上，因為消費者數目、性質不同，農友的生產狀況不穩定，加上香港的食品及日用品加工行業式微，十年後的今天，香港仍然難以趕上臺灣的有機消費者力量。可是，回頭一看，我已經比報導人A、B、C更常在臺灣四處走訪，每次帶回來的訊息及分享，是他們希望從我身上了解的經歷。正因為他們與臺灣有機運動者的連結，我多了一分動力擺脫觀光客的凝視，以研究者的身份進入臺灣人的生活，把他們的經驗帶回香港，作為運動者的養份。

從西濱公路的儀式拍攝者，到衝下水的「信徒」

我沒有對一條公路這麼著迷過。這並非一個單純浪漫的想像，而是我用單車及機車結合身體而成的人生體驗，也是身份認同的驟變後，對它的重新思考。

西部海濱公路包括臺17及61線，貫穿了西部的沿海鄉鎮及城市。我研究的漁村座落於公路上面，漁民利用公路的各種空間工作、生活，甚至進行宗教儀式。我又是如何進入這個看似平常、卻又千變萬化的特殊空間？第一次到來，由甲鎮上的首位報導人D在高鐵站接送，當時我只逗留了數天，對臺灣南部的空間一無所知。第二次回來，是到甲鎮上的思慕村觀看該漁村的地方宗教儀式。那時我在香港的研究助理工作就是專門去跑儀式，因此我複製香港的經驗及帶同相同的研究工具前來：一台相機、一支錄音筆、一本筆記本，還有自己。從D那邊借來一台單車，我從6.6公里外的A鎮上的旅館，靠著手上的紙本地圖，騎著單車進入一個從未踏足的世界──思慕村（化名）。

單車往南前進，我在公路轉角的路邊看見一頂頂的神轎，在這群參與儀式的信徒當中，沒有一個人是我認識的。他們穿著村子的服裝，戴著同一款帽子，一邊說著臺語，一邊等待出發繞境。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當天要先繞境，也就是王爺信仰中的「拜五營」，而當他們在路上左穿右插，走到不同的營前，我就騎著單車，拼命到前頭拍照、紀錄，留到隊伍前行後，再踏著車追趕隊頭。在人群中，我開始認識到其他拍攝者，掌握到儀式的流程。凌晨時份，我離開思慕村，在公路上騎著單車摸黑回旅館。這條公路原來晚上有些路段是沒路燈照明的，我依靠的是西邊數公里外一些微弱的路燈，加上沿途幾座已不完整的建築物，以及一池又一池的廢棄鹽灘的印象，幸運地找對了路。臺61線上還有高速行車線，從車頭燈光的出現次數看來，車子很稀疏。

後來，從報導人口中得知，西濱公路包括臺61線及17線，兩者時而分開、時而重叠，行車密度低落，是臺灣的「寂寞公路」。請不要少看這條公路，它承載著的可是一台又一台的水產用車，從魚苗到成魚，不同魚種在其生命中，會經過西濱公路幾次，在不同魚塭出生、成長、被抓獲。思慕村是虱目魚成長的地方、宰殺的場所、運銷的集散地，更是地方居民及政府辦活動行銷、對虱目魚歌功頌德的舞台。西濱公路上，人、魚及村落的交錯點眾多。對我而言，沒有虱目魚，沒有我書寫的思慕。

三年後，思慕村成了我對著別人說的「我的村子」、「我們社區」；還有，「我的家」。

人類學博士生都是被要求在田野活過一年，才能收好行李，回去學校好好寫完論文。我也不例外，決定了以思慕村為基地，進行一年多的博士田野。在這裡，我慢慢建立了各種人際網絡，部份是透過我騎著電動單車（見下一節）及機車（當地人士借我一台50CC），從村子向到公路上的南北方向擴散。在村子內，我當然不敢怠慢，每天跟漁民一起養魚、抓魚、殺魚、泡茶，村內任何的宗教及選舉活動也不放過，希望多認識不同的人，也入鄉隨俗，學習當一位村民。

終於，在一次的機會下，我被邀請參加本節一開始描述的地方宗教儀式的重頭戲，這是在繞境之後隔天的儀式──男信徒隨一間廟的神轎到村內神聖的水溝，涉水繞圈一週，迎接神明及代天巡狩到村裡看戲。當天早上一覺醒來，我隨即換上拜拜用的服裝及帽子，到廟口集合，與邀請我的管理委員會成員們，抬起神轎，前往水溝參與儀式。我因為準備要下水，隨身的工具剩下一台防水相機，其他東西都放在機車待命。衝下水的一刻，我感受到信徒們的高漲情緒，也體驗到該年潮漲特別厲害的情況下，大家齊心抬起神轎的力氣。

從水溝上來，我立即跑到機車替換，拿起平常的工具，到貫穿村子的臺17公路上，一邊拍照、一邊錄影，同時跟著村民跪在地上，等待神轎緩媛在頭上經過，即為「鑽轎底」，接受神明的祝福。

從「拜五營」到「鑽轎底」，我由來看熱鬧的攝影者，轉變成村中的一位「信徒」。這並非一個信仰的轉變，而是go native時，利用自己的身體，在社區尋找一份認同的方法。衝進水溝裡，跪在公路上，穿上村子的服裝。我不斷找尋自己的定位，利用身體建構出一個屬於臺灣、建基於漁村的身份。

在每次思慕村內大廟祭祀時，廟守委員會的總幹事都會如是喊「請王爺保祐信徒合境平安，魚蝦豐收」。我一邊在他身旁紀錄著過程，心中一邊跟著唸我走訪過的魚塭，裡面的魚蝦都可以平安成長。

 

穿梭於公路、魚塭及派出所的 「蝦米郎」

我喜歡在公路上騎著機車遊走，是借到了一台機車後的事情。

博士田野一開始時，我就買了一台電動單車，時速最高20公里，電池可以支撐這個速度達兩小時。很快地，我就發現田野調查進行得很吃力。

東北季風太強了，原本一小時可以完成的往北路段，我花了兩小時。回程時只能努力地踩，回到南方。雖然強身健體，但我也遇過在紀錄漁民把魚苗從一個池子分到另外兩個池子時，追不到卡車，更因為想走小路，結果在又窄又佈滿野草、亂石的泥路上，單車損耗過度，鏈條脫落，我一整個狼狽不已時，魚苗都進魚池了。

踩得慢也不是件壞事。有一次我出門上農村再生的課，回程時電動單車的電池已耗盡。想起有人教我到公家機關借用電插頭，為單車充電，於是我把單車牽進派出所，向警察說明原委。

「你就坐下來吧，充完電才回家。」
「謝謝你。我就伏在桌子上睡一下。」我急忙道謝。
「你要吃便當嗎？」他問。

人生第一頓在派出所吃的飯，就在這裡出現了。鄉鎮的警民關係確實不一樣，如果發生在香港，我應該會把父母嚇壞。

又一次，我到訪了一間魚病診所，就在隔壁的社區活動中心及派出所前，拍攝紀錄一些宣傳海報及橫額。可能因為騎著單車來來回回門前，派出所內突然探出一個頭來。

「恁是蝦米郎？（你是什麼人？）」
「我是香港人，來這裡做養殖漁業的研究，剛從那邊走出來。」我指著魚病診所說。
「來，進來坐坐吧。」警察揮手。

我就這樣再一次走進了派出所。穿過大堂，進入房間，裡面除了閉路電視（我明白為什麼會被盯上了），還有一張桌子，上面放著泡茶工具。

「來喝茶吧」，該名警察原來是分局長，坐下來後，親切地沖茶。

結果，我又在派出所待了兩小時，運用在每天在兩、三群漁民學習得來的泡茶禮儀，故作鎮定地向分局長分享我在臺灣做田野調查時的經歷。

在田野中期我獲得了一台機車，更自如地在公路上穿梭往返，追趕著魚兒的步伐，也活得更像一個思慕村村民了。騎著它到23公里外的火車站，35公里外的高鐵站，我都可以，還一直靠著Google Map和鎮上居民的心得分享，自行開發了各種路線，有在各村之間抄小路的，有沿著提防的，有順道去政府單位辦事的，有可以看到夕陽或花海的，也有可以繞路去拜訪某人漁塭的，我很快就把地圖記在腦海中了。

我也學習到了在西濱公路上，作為道路使用者的慣習。例如，有一次，我到鎮上辦件小事，正要騎車回思慕村。沿路兩旁是廢棄鹽田，沒有民宅，我在去程時看見一位少年，揹著一個大背包，沿著公路走。辦完事後，我騎車回村，他還在路上！都已經一小時了吧，他走了三公里，如果目的地是思慕村的話，還有快四公里。

「恁是蝦米郎？」我停下機車，用了帶純正廣東話口音的臺語問。
「我從台北坐客運來，從鎮上打算走路到（位於思慕一公里外的）黑琵村，但忘了原來這麼遠。」
「我來載你吧，免客氣（又想要秀一下臺語了）。」

他二話不說就跳上機車上了，路上我們一邊聊天，少年人是在暑假時，透過父親的親友網絡，找到了一位在黑琵村的朋友借住一、兩個月，他希望能跟隨思慕村的一位伯伯，學習養魚的大小事。於是，接下來的數天，我跟著少年人到訪該位以前在地區漁會工作的伯伯的魚塭，聽著漁會、魚塭及漁民的大小事。

如果單車、電動單車及機車是actuant（非人行動者），我要感謝它，把我帶到蘊藏著田野資料的角落。因為對西濱公路的人、事及習慣的了解，我從「蝦米郎」蛻變成為「在地人」，獲得了詢問「你是蝦米郎」的新身份。騎著機車，我走到了更遠的地方。

 

是地主，還是過客？

「紅綠燈是用來參考的。」報導人E在思慕村的紅綠燈前教導我，生怕我太依賴法令及指示，反而不知道村民的慣習，造成意外。

同樣的道理，他也用於養殖上，教我要擅於觀察，靈活變通，而不能從水產教科書上照紙搬字。我聽完他的教導，想到的是：要成長為人類學家也一樣，要學習理解地方社會，在規範與現實行為之間遊走。

那麼，在思慕村生活了一些日子後，我是過客，還是主人？

我曾經帶著一些在北美、臺北認識的朋友，在鎮上及思慕村遊玩，並告訴他們漁民的大小事。我認為，這除了是自我學習講故事的好機會外，也希望向外人展現這個美麗的地方的一切。畢竟，在那之前，90%以上的臺灣朋友都沒有人來訪過這個小鎮。我覺得自己是「主人」，很熟悉這個地方，甚至能為當地居民解決一點小事情。
那麼其他動物呢？

冬至當天早上，我在魚塭區裡租住的房間窗外，突然有一些緊張的叫聲。走到窗下，原來是一隻看來滿月不久的小狗。因為趕著出門，我只能給牠幾塊紙皮、一塊毛巾及一碗水，就騎車出去了。晚上回來，牠仍在哀叫，看來是迷路、找不到父母，而且腿受了小傷，走路一拐一拐的。

我應該收養牠嗎？

我想起了報導人F的話。從公路走進F的魚塭，有很多土狗，F不以流浪狗稱呼牠們，因為「牠們沒有被遺棄。」牠們在魚塭附近生活，算是野狗，不會受人類制肘。

萬一我收養了這小狗，我不就是把干預了野狗的生活？馴養了牠後，萬一有天我走了，牠能重新成為野狗，生存下去嗎？

對了，我有天還是會離開思慕村，不再在西濱公路上恆常出沒。

那天晚上我還是忍不住牠的哀叫，到魚塭拿了最小顆的飼料，泡水給牠進食，也讓牠在房間內睡覺，把牠當作一晚的「寵物」，取了一個名字叫「冬至」，但也盡力抗拒成為牠的「主人」。

第二天，我命牠跟著我走，沿著提防，穿過公路下的寒洞，展開一場短暫的尋親之旅。牠一拐一拐，跌跌碰碰，我強逼自己冷漠，不要對「野狗」施以不必要的援手。

在西濱公路上，無論人、魚還是狗，都有一套生存之道。

我們這趟短暫的共同旅程，止於冬至找到了原屬於牠的一群。

「在這裡體驗生活，也是不錯的事情。」在一次神明聖誕中，思慕村內的G大人降靈後，特意把在一旁拍照的我找來，給我這個過客一點訓示。

 

把「研究工具」帶走，再帶回來

「你從南部來嗎？」機場的離境大堂裡，一位海關問道。
「對。」我笑著回答。

曬黑了皮膚，誰都騙不到。

我要回去寫論文了，可我的身份已不再是單純的香港研究者。

我是思慕村的「信徒」、西濱公路上的「蝦米郎」、臺灣的「過客」。

以身體、身份作為研究工具，我重新認識了漁業、自己及我與土地、海洋、神明及野狗的關係。人類學家最寶貴的田野工具，還是自己。

「你不是回香港了嗎？怎麼又回來了。」
「對呀，我畢業了，要開展新的研究，所以回來找你們。」
「等一下來我那邊泡茶吧。」
「好喔，我先回（報導人的）家放下東西，再騎車過來。」

在貫穿思慕村的公路上，我和幾位漁民重覆了這段對話，「蝦米郎」再也不是「什麼人」，而是返鄉回家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