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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作為研究工具

西濱公路上的「蝦米郎」

作者:鄭肇祺

身體及身份作為研究工具

「做田野的人都把自己作為研究工具。」這是某香港老師在給中學生的一堂課中,我在其身後聽到的一句話。因為我們要利用各種感官接收資訊,沒有置身現場,進行參與觀察,人類學家總是會覺得缺少了什麼。我認為,除了身體,身份也是自身作為研究工具的重要組件。當人類學家在社區、城鄉、國家之間移動時,其身份的轉變,影響著他們能及不能蒐集到的資料。隨著「go native」的程度,人類學家的研究經驗及人際關係變得獨特,不能被自己及其他人複製。

以下我將分享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穿梭於臺灣及香港時的田野研究經驗,並批判及反思自身在跨國研究中的位置。雖然下述的經驗不能被複製,但可作為對人類學有興趣的讀者的參考。

來自香港的研究者

從大學一年級的暑假起,我每年都會到訪臺灣。作為觀光客,我到旅遊書介紹的景點遊覽,走馬看花地遊走臺灣的休閒農場、原住民部落觀光景點、甚至是景色壯麗的大魯閣。我並非臺灣的過客,反而逐步走進臺灣人類學的大門。在二年級的暑假,作為大學的田野考察團隊的一份子,我們共約二十人坐著遊覽車,從屏東檳榔攤、走到美濃客家庄;又學習花東原住民的生活經驗,並到新竹清華大學與老師交流Seven-Eleven的全球化經驗。一次兩星期的行程,讓我了解臺灣是文化的萬花筒,你怎樣去扭動它,看見的景象足以讓你眼花繚亂。

攻讀碩士課程時,我在香港有機農業的報導人們三不五時就向我歌頌臺灣的美好:

「他們的共同購買團體規模很大,參與的人很多,可以選擇的產品也多樣化。」A說。
「臺灣人很重視環保,回收的意識很高。」B插嘴。
「他們推廣環保的網站很有參考價值。」C補充。
「我們還特意組成交流團,到臺灣參訪他們的組織。」A帶出保存著當時照片的光碟,一邊給我一邊憶起舊事。

我還真的參加過有機農業交流團,跟著香港的農友、農業組織者及認證機構,從臺南到臺北,走訪有機農場、生機商店及有機食品展,向在地人學習如何經營一個產業。換了一個目光,我往後的每次臺灣行程,都加插騎著單車,到訪他們提及過、便於到達的地方,參觀一下。要在臺灣自由行走,需要的莫過於一台機車。香港人擁有相關駕照的比例甚低,我也不例外地依賴其他交通工具。單車當然是行動力高、成本低的選擇。其中,某位於臺中市內的消費合作社曾報導我的來訪,內容已找不到了,但我記得該報導的起首大約是說:

「這人從香港來,騎著從太原的青年旅舍借來的單車,一個小時後慢慢到達我們的分站,跟我們交流臺灣及香港有機農業的情況。」

圖一:香港有機農業界於臺灣參訪(2008年)

我還記得,他們送我一本介紹合作社的書,我帶回香港後轉送給了A,她還很高興地說:
「我們堅持組織共同購買,還是很希望香港未來能達到臺灣這樣的規模。」

事實上,因為消費者數目、性質不同,農友的生產狀況不穩定,加上香港的食品及日用品加工行業式微,十年後的今天,香港仍然難以趕上臺灣的有機消費者力量。可是,回頭一看,我已經比報導人A、B、C更常在臺灣四處走訪,每次帶回來的訊息及分享,是他們希望從我身上了解的經歷。正因為他們與臺灣有機運動者的連結,我多了一分動力擺脫觀光客的凝視,以研究者的身份進入臺灣人的生活,把他們的經驗帶回香港,作為運動者的養份。

從西濱公路的儀式拍攝者,到衝下水的「信徒」

我沒有對一條公路這麼著迷過。這並非一個單純浪漫的想像,而是我用單車及機車結合身體而成的人生體驗,也是身份認同的驟變後,對它的重新思考。

西部海濱公路包括臺17及61線,貫穿了西部的沿海鄉鎮及城市。我研究的漁村座落於公路上面,漁民利用公路的各種空間工作、生活,甚至進行宗教儀式。我又是如何進入這個看似平常、卻又千變萬化的特殊空間?第一次到來,由甲鎮上的首位報導人D在高鐵站接送,當時我只逗留了數天,對臺灣南部的空間一無所知。第二次回來,是到甲鎮上的思慕村觀看該漁村的地方宗教儀式。那時我在香港的研究助理工作就是專門去跑儀式,因此我複製香港的經驗及帶同相同的研究工具前來:一台相機、一支錄音筆、一本筆記本,還有自己。從D那邊借來一台單車,我從6.6公里外的A鎮上的旅館,靠著手上的紙本地圖,騎著單車進入一個從未踏足的世界──思慕村(化名)。

 圖二:西濱公路上的筆者與借來的單車(2011年)

單車往南前進,我在公路轉角的路邊看見一頂頂的神轎,在這群參與儀式的信徒當中,沒有一個人是我認識的。他們穿著村子的服裝,戴著同一款帽子,一邊說著臺語,一邊等待出發繞境。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當天要先繞境,也就是王爺信仰中的「拜五營」,而當他們在路上左穿右插,走到不同的營前,我就騎著單車,拼命到前頭拍照、紀錄,留到隊伍前行後,再踏著車追趕隊頭。在人群中,我開始認識到其他拍攝者,掌握到儀式的流程。凌晨時份,我離開思慕村,在公路上騎著單車摸黑回旅館。這條公路原來晚上有些路段是沒路燈照明的,我依靠的是西邊數公里外一些微弱的路燈,加上沿途幾座已不完整的建築物,以及一池又一池的廢棄鹽灘的印象,幸運地找對了路。臺61線上還有高速行車線,從車頭燈光的出現次數看來,車子很稀疏。

圖三:繞境(2011年)

後來,從報導人口中得知,西濱公路包括臺61線及17線,兩者時而分開、時而重叠,行車密度低落,是臺灣的「寂寞公路」。請不要少看這條公路,它承載著的可是一台又一台的水產用車,從魚苗到成魚,不同魚種在其生命中,會經過西濱公路幾次,在不同魚塭出生、成長、被抓獲。思慕村是虱目魚成長的地方、宰殺的場所、運銷的集散地,更是地方居民及政府辦活動行銷、對虱目魚歌功頌德的舞台。西濱公路上,人、魚及村落的交錯點眾多。對我而言,沒有虱目魚,沒有我書寫的思慕。

三年後,思慕村成了我對著別人說的「我的村子」、「我們社區」;還有,「我的家」。

人類學博士生都是被要求在田野活過一年,才能收好行李,回去學校好好寫完論文。我也不例外,決定了以思慕村為基地,進行一年多的博士田野。在這裡,我慢慢建立了各種人際網絡,部份是透過我騎著電動單車(見下一節)及機車(當地人士借我一台50CC),從村子向到公路上的南北方向擴散。在村子內,我當然不敢怠慢,每天跟漁民一起養魚、抓魚、殺魚、泡茶,村內任何的宗教及選舉活動也不放過,希望多認識不同的人,也入鄉隨俗,學習當一位村民。

終於,在一次的機會下,我被邀請參加本節一開始描述的地方宗教儀式的重頭戲,這是在繞境之後隔天的儀式──男信徒隨一間廟的神轎到村內神聖的水溝,涉水繞圈一週,迎接神明及代天巡狩到村裡看戲。當天早上一覺醒來,我隨即換上拜拜用的服裝及帽子,到廟口集合,與邀請我的管理委員會成員們,抬起神轎,前往水溝參與儀式。我因為準備要下水,隨身的工具剩下一台防水相機,其他東西都放在機車待命。衝下水的一刻,我感受到信徒們的高漲情緒,也體驗到該年潮漲特別厲害的情況下,大家齊心抬起神轎的力氣。

從水溝上來,我立即跑到機車替換,拿起平常的工具,到貫穿村子的臺17公路上,一邊拍照、一邊錄影,同時跟著村民跪在地上,等待神轎緩媛在頭上經過,即為「鑽轎底」,接受神明的祝福。

從「拜五營」到「鑽轎底」,我由來看熱鬧的攝影者,轉變成村中的一位「信徒」。這並非一個信仰的轉變,而是go native時,利用自己的身體,在社區尋找一份認同的方法。衝進水溝裡,跪在公路上,穿上村子的服裝。我不斷找尋自己的定位,利用身體建構出一個屬於臺灣、建基於漁村的身份。

在每次思慕村內大廟祭祀時,廟守委員會的總幹事都會如是喊「請王爺保祐信徒合境平安,魚蝦豐收」。我一邊在他身旁紀錄著過程,心中一邊跟著唸我走訪過的魚塭,裡面的魚蝦都可以平安成長。

 

穿梭於公路、魚塭及派出所的 「蝦米郎」

我喜歡在公路上騎著機車遊走,是借到了一台機車後的事情。

博士田野一開始時,我就買了一台電動單車,時速最高20公里,電池可以支撐這個速度達兩小時。很快地,我就發現田野調查進行得很吃力。

東北季風太強了,原本一小時可以完成的往北路段,我花了兩小時。回程時只能努力地踩,回到南方。雖然強身健體,但我也遇過在紀錄漁民把魚苗從一個池子分到另外兩個池子時,追不到卡車,更因為想走小路,結果在又窄又佈滿野草、亂石的泥路上,單車損耗過度,鏈條脫落,我一整個狼狽不已時,魚苗都進魚池了。

踩得慢也不是件壞事。有一次我出門上農村再生的課,回程時電動單車的電池已耗盡。想起有人教我到公家機關借用電插頭,為單車充電,於是我把單車牽進派出所,向警察說明原委。

「你就坐下來吧,充完電才回家。」
「謝謝你。我就伏在桌子上睡一下。」我急忙道謝。
「你要吃便當嗎?」他問。

人生第一頓在派出所吃的飯,就在這裡出現了。鄉鎮的警民關係確實不一樣,如果發生在香港,我應該會把父母嚇壞。

圖四:自行改裝成像漁民用的電子單車(2014年)

又一次,我到訪了一間魚病診所,就在隔壁的社區活動中心及派出所前,拍攝紀錄一些宣傳海報及橫額。可能因為騎著單車來來回回門前,派出所內突然探出一個頭來。

「恁是蝦米郎?(你是什麼人?)」
「我是香港人,來這裡做養殖漁業的研究,剛從那邊走出來。」我指著魚病診所說。
「來,進來坐坐吧。」警察揮手。

我就這樣再一次走進了派出所。穿過大堂,進入房間,裡面除了閉路電視(我明白為什麼會被盯上了),還有一張桌子,上面放著泡茶工具。

「來喝茶吧」,該名警察原來是分局長,坐下來後,親切地沖茶。

結果,我又在派出所待了兩小時,運用在每天在兩、三群漁民學習得來的泡茶禮儀,故作鎮定地向分局長分享我在臺灣做田野調查時的經歷。

在田野中期我獲得了一台機車,更自如地在公路上穿梭往返,追趕著魚兒的步伐,也活得更像一個思慕村村民了。騎著它到23公里外的火車站,35公里外的高鐵站,我都可以,還一直靠著Google Map和鎮上居民的心得分享,自行開發了各種路線,有在各村之間抄小路的,有沿著提防的,有順道去政府單位辦事的,有可以看到夕陽或花海的,也有可以繞路去拜訪某人漁塭的,我很快就把地圖記在腦海中了。

圖五:機車與小路田邊風景(2014年)

我也學習到了在西濱公路上,作為道路使用者的慣習。例如,有一次,我到鎮上辦件小事,正要騎車回思慕村。沿路兩旁是廢棄鹽田,沒有民宅,我在去程時看見一位少年,揹著一個大背包,沿著公路走。辦完事後,我騎車回村,他還在路上!都已經一小時了吧,他走了三公里,如果目的地是思慕村的話,還有快四公里。

「恁是蝦米郎?」我停下機車,用了帶純正廣東話口音的臺語問。
「我從台北坐客運來,從鎮上打算走路到(位於思慕一公里外的)黑琵村,但忘了原來這麼遠。」
「我來載你吧,免客氣(又想要秀一下臺語了)。」

他二話不說就跳上機車上了,路上我們一邊聊天,少年人是在暑假時,透過父親的親友網絡,找到了一位在黑琵村的朋友借住一、兩個月,他希望能跟隨思慕村的一位伯伯,學習養魚的大小事。於是,接下來的數天,我跟著少年人到訪該位以前在地區漁會工作的伯伯的魚塭,聽著漁會、魚塭及漁民的大小事。

如果單車、電動單車及機車是actuant(非人行動者),我要感謝它,把我帶到蘊藏著田野資料的角落。因為對西濱公路的人、事及習慣的了解,我從「蝦米郎」蛻變成為「在地人」,獲得了詢問「你是蝦米郎」的新身份。騎著機車,我走到了更遠的地方。

 

是地主,還是過客?

「紅綠燈是用來參考的。」報導人E在思慕村的紅綠燈前教導我,生怕我太依賴法令及指示,反而不知道村民的慣習,造成意外。

同樣的道理,他也用於養殖上,教我要擅於觀察,靈活變通,而不能從水產教科書上照紙搬字。我聽完他的教導,想到的是:要成長為人類學家也一樣,要學習理解地方社會,在規範與現實行為之間遊走。

那麼,在思慕村生活了一些日子後,我是過客,還是主人?

我曾經帶著一些在北美、臺北認識的朋友,在鎮上及思慕村遊玩,並告訴他們漁民的大小事。我認為,這除了是自我學習講故事的好機會外,也希望向外人展現這個美麗的地方的一切。畢竟,在那之前,90%以上的臺灣朋友都沒有人來訪過這個小鎮。我覺得自己是「主人」,很熟悉這個地方,甚至能為當地居民解決一點小事情。
那麼其他動物呢?

冬至當天早上,我在魚塭區裡租住的房間窗外,突然有一些緊張的叫聲。走到窗下,原來是一隻看來滿月不久的小狗。因為趕著出門,我只能給牠幾塊紙皮、一塊毛巾及一碗水,就騎車出去了。晚上回來,牠仍在哀叫,看來是迷路、找不到父母,而且腿受了小傷,走路一拐一拐的。

我應該收養牠嗎?

我想起了報導人F的話。從公路走進F的魚塭,有很多土狗,F不以流浪狗稱呼牠們,因為「牠們沒有被遺棄。」牠們在魚塭附近生活,算是野狗,不會受人類制肘。

萬一我收養了這小狗,我不就是把干預了野狗的生活?馴養了牠後,萬一有天我走了,牠能重新成為野狗,生存下去嗎?

對了,我有天還是會離開思慕村,不再在西濱公路上恆常出沒。

那天晚上我還是忍不住牠的哀叫,到魚塭拿了最小顆的飼料,泡水給牠進食,也讓牠在房間內睡覺,把牠當作一晚的「寵物」,取了一個名字叫「冬至」,但也盡力抗拒成為牠的「主人」。

第二天,我命牠跟著我走,沿著提防,穿過公路下的寒洞,展開一場短暫的尋親之旅。牠一拐一拐,跌跌碰碰,我強逼自己冷漠,不要對「野狗」施以不必要的援手。

圖六:尋親中的冬至(2014年)

在西濱公路上,無論人、魚還是狗,都有一套生存之道。

我們這趟短暫的共同旅程,止於冬至找到了原屬於牠的一群。

「在這裡體驗生活,也是不錯的事情。」在一次神明聖誕中,思慕村內的G大人降靈後,特意把在一旁拍照的我找來,給我這個過客一點訓示。

 

把「研究工具」帶走,再帶回來

「你從南部來嗎?」機場的離境大堂裡,一位海關問道。
「對。」我笑著回答。

曬黑了皮膚,誰都騙不到。

我要回去寫論文了,可我的身份已不再是單純的香港研究者。

我是思慕村的「信徒」、西濱公路上的「蝦米郎」、臺灣的「過客」。

以身體、身份作為研究工具,我重新認識了漁業、自己及我與土地、海洋、神明及野狗的關係。人類學家最寶貴的田野工具,還是自己。

「你不是回香港了嗎?怎麼又回來了。」
「對呀,我畢業了,要開展新的研究,所以回來找你們。」
「等一下來我那邊泡茶吧。」
「好喔,我先回(報導人的)家放下東西,再騎車過來。」

在貫穿思慕村的公路上,我和幾位漁民重覆了這段對話,「蝦米郎」再也不是「什麼人」,而是返鄉回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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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肇祺 自身作為研究工具:西濱公路上的「蝦米郎」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6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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