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出版了第一本科際合作的研究成果：《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的討論》。出版不到一年，即因其中隱含的批判精神而遭查禁，然禁不勝禁，坊間翻版流竄，港、台皆有，絲毫不影響它的流通性和影響力。2009年，該書被日本出版界選為「東亞百冊經典」。而推動《中國人的性格》出版，引領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界「科際綜合研究」的主要舵手，便是李亦園先生。1984年李亦園先生榮獲台灣最高的學術桂冠：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亦園，福建泉州人，1931年出生，父母都是書香世家。由於泉州的僑鄉文化有遠渡重洋的傳統，再加上母親的大力支持，1948年，才剛高中畢業的李亦園搭船來台灣報考大學，並順利進入台大就讀。1949年泉州變色，台灣也因此成了李亦園落地生根的第二故鄉。

李先生原先就讀台大歷史系，大二時，學術歷程出現了第一個轉機：李濟之先生的「考古人類學導論」，啟發他對人類學的興趣，大三時毅然降轉考古人類學系（當時的考古人類學系才成立一年，只有大二的課，沒有大三的班，李先生只能降轉。台大考古人類學系於1982年更名為人類學系），因緣際會成了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第一屆畢業生，也是台灣本土培育出來的第一代人類學學者。

李亦園另一個啟蒙恩師是凌純聲。凌純聲在1930年代初所執行的赫哲族調查，向來被認為是「中國民族學的第一次科學民族田野調查」。李亦園的第一個民族學田野，就是大四時跟著凌純聲、衛惠林前往花蓮阿美族學習田野工作。1955年中研院成立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凌純聲銜命擔任籌備處主任，而李亦園便是在凌純聲老師的號召下，來到民族所服務。

當時台灣的經濟甚是困窘，中研院的薪資也甚微薄，為了解困，李亦園在菲律賓教書的父親，便幫他在僑居地安排了一個教書工作。1958年，正當李先生要啟程赴菲之際，收到了哈佛燕京學社寄來的入學通知，學術生命因之大轉彎：李亦園決定赴美深造。

在哈佛大學師承人類學者Clyde M. Kluckhohn，是李亦園學術生命又一個轉折點。Kluckhohn是哈佛大學提倡科際整合最力的學者之一，他和著名的社會學家Talcott Parsons、心理學家Gordon Allport、心理分析學家Henry Murray等，共同策劃了代表科際整合取向的「社會關係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在哈佛期間，「文化與人格」學派開創者之一的Cora DuBois、專研原始宗教的Evon Vogt、日本專家John Pelzel等人的專業教誨，也深深影響到李亦園日後的治學取向。

李亦園堪稱是位「即學即用」的知識份子。1960年代前後的台灣人類學研究，主要有兩大取徑。一是所謂的歷史學派，就是著重在民族文化史的回溯與重建，而田野考察只是佐證史料的從屬工具；二是傳播學派，亦即透過物質文化材料的蒐集與分析，來理解文化史及文化傳播。李亦園自美返台後，便開始思索如何走出台灣早期「描述性」民族誌的窠臼，並透過吸納人類學的理論範式於民族誌的書寫中，以期與國際人類學者對話。除此之外，他也從人類學的學科本質出發，重新思考台灣人類學者的學術使命和研究對象，以期跳脫故步自封，「只守住一地一族」的研究格局。李先生的研究議題也因此從以往所謂「即將消失的高山族文化調查」，擴展到文化的「當代變遷」和「比較視野」；就研究的區域而言，則由當時稱之為「高山族」的原住民文化，拓展到「海外研究」和「台灣漢人社會」。

李亦園1962年所出版的〈台灣土著族的兩種宗教結構系統〉，即是根據他對泰雅族和阿美族的田野調查，提出的綜合性分析，也是台灣第一篇以「比較宗教」的觀點所寫的論著。《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1962）一書，則是台灣人類學著作中，首次使用了「文化變遷」的概念。他所主編的《南澳的泰雅人》（李亦園主編 1963、1964），除了納入泰雅當代的社會情境外，也是臺灣戰後首度以特定理論為基礎（即「文化與人格」學派）所寫成的高山族民族誌。李亦園刊登在《東方雜誌》中有關他的東南亞研究，更是「老文體，新書寫」。當時從事海外研究的學者相當少，很多人不免好奇地探問東南亞研究的種種，李亦園（1967）便仿效宋朝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寫就了〈我怎樣做華僑社會的實地研究〉。他於196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專著，該書以《文化與行為》（1966）為名，便是借用Kluckhohn的著述Culture and Behavior: Collected Essays（1962）為書名，以此感念甫去世的恩師Clyde Kluckhohn，同時也藉此表達他對行為科學的嚮往。對李亦園而言，行為科學的三大重點學科即是：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而如何將這三門學科，進行科際整合，則是他自哈佛留學返台後，一直思索的課題。

在哈佛留學期間所播下的「跨學科思維」的種子，要到1968年，李亦園以38歲青年才俊之姿接下中研院代理總幹事一職，才得以發芽成長。「總幹事」一職使得李亦園得以從「跨院所」的高度，進一步瞭解各所不同學科的學術特色。1970年他接任中研院民族所所長（1970～1976）後，便以其行政力，將他「跨學科」的視野落實在制度和人才的延攬上。就制度而言，就是在民族所設立「文化研究組」、「行為研究組」及「區域研究組」；在人才的延攬上，則同時進用人類學者、心理學者與社會學者。一言以蔽之，就是將台灣早期人類學偏向史學的治學取向，拓展到社會科學。李亦園將之稱為「社會科學轉向」，而這一學術格局的試金石，便是由李亦園和心理學家楊國樞先生所主編的《中國人的性格》。

《中國人的性格》是根據1970年至1972年分兩階段所舉行的講演會論文結集而成。這一系列講演會召集了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哲學、史學等不同學門的學者與會。而當初籌辦的構想，誠如李亦園在該書的〈序言〉所述，希望「促進社會科學科際綜合研究或科際合作的趨勢」；同時，也想藉一個和諧、愉快而又免去「礙於情面」的學術討論會，「促成一種虛心接受客觀批評與建議的風氣」。講演會以「中國人的性格」或「民族性」為題，多少也反映了「古之學者為己」的治學風範。蓋「民族性」這一議題（如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和《菊花與劍》）在1930～1950年代二次大戰前後，雖說是重點學術，但到了1970年也已到了強弩之末，而李亦園仍以「中國人的性格」為題，實有它對應當時威權政治的時代意涵；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知識份子自清末以來，面對列強侵擾，期能在文化反思中，找到民族定位。用李亦園自己的話說，就是「對自己能多所瞭解，才能在接觸別人的情境下認清自己，而不致於迷失方向」。

從當今的學術發展脈流觀之，《中國人的性格》建立了堪稱「開風氣之先」的四大典範。

典範一，首開台灣社會科學科際綜合研究的新趨勢。
典範二，揭櫫虛心接受客觀批評的學者器識。
典範三，體現知識乃超然於一切政治力與意識形態之上的獨立性。
典範四，彰顯學術研究既在瞭解他者，更在反求諸己、觀照自身。

1972年出版的《中國人的性格》，雖說企圖伸張學術的獨立性，但在威權至上的1970年代，講求批判的學術自主還是受到壓抑，該書即因「批判中華文化」，和當局正在推廣的「復興中華文化」背道而馳，遭致「查禁」的命運。《中國人的性格》所承載的「科際綜合研究」也隨之暫隱。

2014年，台灣人文社會學界又一本揭櫫科際對話，也是由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共同主編的論文集《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的對話》（劉斐玟、朱瑞玲主編）出版了。兩書相隔40餘年。這一時間脈流所標誌的，既是傳承，也是國際學術典範的轉變：從宏觀的行為科學式論證，轉向微觀的個人身心感受與文化價值承載；由探詢什麼是文化，轉而思索如何進入文化。在「傳承」與「轉變」中，我們當如何思索科際合作的開展向度和對話深度？!

正是在此一學術關懷下，「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學術座談會應運而生，該座談會希望從觀照《中國人的性格》到《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的學術發展脈流，來思考如何開展科際對話的新視域。座談會邀請了四位分別代表不同世代和學科背景的學者與會：瞿海源、黃樹民、胡曉真和沈志中。在這場座談會中，他們不但促發我們反思「未來」，也帶領我們回到「過去」。瞿海源帶領大家進入1970年代的學術氛圍和篳路藍縷，並藉著張光直院士的例子，提出他個人對科際整合的思考：學者既各有專業，如何做到「道不同‧相為謀」？議題的設定如何避免「大而無當，小難集氣」的缺失？研究論著如何在學術專業和知識普及之間平衡？黃樹民則是從國內的政治局勢和國際學術潮流，來呈顯《中國人的性格》的學術文化價值：委婉地批判以意識形態來箝制學術思路的政治勢力。黃樹民並以之對比《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從中點出兩書的不同取徑，實則反映了國際學術典範的轉移：從追求實證科學、大議題的研究意識，轉向以個人為文化載體的人文取徑；從科際整合轉向科際對話。胡曉真則是以「說書」的方式，帶領大家進入她個人的治學經驗，以及中研院文哲所作為一個多學科的學術機構如何在「各別發展」和「對話合作」中建立浮動平衡。她所提出跨學科研究的「背景」vs.「前景」，頗具啟發性；她同時也以文學詮釋為例，表達出她對深化跨學科對話的關懷與期許，並點出「意志力」在科際對話過程中的重要性。沈志中更縱橫古今，從哲學家蘇格拉底到心理學家佛洛伊德、巴夫洛夫，乃至英國文豪愛倫坡，以此點出個人內心世界的複雜性，以及反求諸己、以他人為師、協力探索等對話觀點和研究反思。

時值李亦園逝世週年，為追憶之，謹將這場學術座談會整理成文，以此向李亦園等引領科際綜合研究、建立科際對話器識的先輩們致敬，特別是他們進行科際合作時所展現的學術典範──以至誠之心面對知識，以謙和的包容力對談學術。

哲人雖已遠，典型在夙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