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說廣東話？那會被當成大陸人喔。」

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日常用語夾雜廣東話、英文、「國語」/「普通話」、以及來自世界各地旅居人士的方言。廣東話仍然是最通用的語言，但James Watson指出，越來越多觀光產業從業人員，例如計程車司機、店員等等，已說得一口流利普通話。找工作時，英文和普通話成了必備技能。我田野調查期間（2016–2017）也持續觀察到，家長很注意小孩的普通話教育，以備未來申請好學校。我曾多次目睹父母親操著一口濃厚廣東腔努力和小孩說普通話，希望創造一個自然而然習得普通話的環境。整體而言，除了幾位在新界遇到的長輩，我遇到的人都能用普通話溝通。在這種情況下，我經常被問，為何仍堅持學廣東話？

首先，我不希望做田野必須倚賴翻譯，轉譯過程難免有疏漏，能獲得的資訊也將受制於人。田野剛開始時，我只在倫敦上過短期廣東話課程，幾乎聽不懂、也不能說。但懷抱對人類學田野的浪漫憧憬，覺得當地語言是獲得第一手資料不可或缺的媒介，於是從零開始、硬逼著自己學習廣東話。好吧，我現在把原因說得冠冕堂皇，好像一切都是為了對人類學的愛而謹遵田野工作者研究守則，但其實，背後有其他考量。

多篇1997年以前即寫就的香港民族誌中提及，不會說廣東話在香港寸步難行。而到了今天，雖然普通話已是行走商界、學界、政府部門的優勢語言，對亞洲面孔的外來者來說，廣東話能力反而更形重要。原因在於，一開口就是普通話，卻一看就不是來自歐美、南亞、東南亞等地區，會直接被歸類進「大陸人」這個特定類別，牽扯出焦慮、負面情緒，然後極可能受到特別待遇。我所知最極端的例子，是一位報導人告訴我她從未造訪臺灣，僅僅因為「國語」是台灣的官方語言，她聽了不舒服。儘管我遇到的人都對臺灣十分友善，但並非人人能分辨出臺灣腔。剛到香港不久、還不會說廣東話、也還在找地方住時，有次打電話給一位女房東商談看房。她用歡快的聲音接起電話，但一聽到我說普通話，馬上（聽起來）面有難色，說：「咁......」 （這樣喔），我感覺到快要被拒絕了，於是趕快補上一句：「我是臺灣來的。」瞬間，她的語氣友善親切許多，也同意帶我看房。

這種態度丕變的現象經常發生。事實上，我還在英國準備出發到田野時，就得到幾位香港朋友善意提醒要盡量表明自己臺灣人的身份。話是這麼說，但除非能多聊幾句，或直接經人引介，否則不會總有機會強調自己是哪裡人。因此，雖然「臺灣人」這個標籤讓我具有某種優勢，仍然不能不學廣東話。而在終於能用廣東話溝通之前（約莫是田野的前半年），除了面對我頻繁接觸的報導人時可以麻煩他們先跟我說國語，街上遇到人或到店家消費時，必須經常使用一個策略來保護自己免受特殊待遇：講英文，而且假裝自己不會說中文。用意是讓人把我當成上篇提到的那一群看起來是華人、但其實都在海外生活的人，而不是自動化歸類的「大陸人」。如果沒有學廣東話，某些報導人其實會拒絕與我有太多接觸，即便知道我來自臺灣。

隨著時間過去（發現自己的英文竟因為充分練習而莫名變好），我逐漸克服語言隔閡，感受到一個新的世界在我眼前展開。我開始可以亂入日常聊天，或待在一邊聽大家說話。更重要的是，語言能力使我找到在田野中的定位，不再只是站在一邊「觀察」的閒人。我開始在農夫市集幫忙賣東西、到農場當義工、參加只用廣東話進行的活動。過程中，感受到更被接納。並非所有我遇到的人都對「普通話」、「大陸人」有強烈情緒反應，但即便是對這些標籤不在意的報導人們，都向我透露過他們很高興能跟我用廣東話溝通。至少對他們而言，不需在協助我時還得為了遷就我而使用他們不熟悉的語言。他們因為覺得受到尊重，感到更自在，而願意跟我聊更多、解答我的疑惑，也更包容我作為一個田野工作者對他們日常生活的打擾。有趣的一個額外收穫是，發現我是臺灣來的卻可以說廣東話時，大家往往很好奇，我帶著口音的廣東話因此變成一個剛認識人時破冰的好話題。

田野開外掛：獲得找房技能

列在田野準備清單的前幾項之一是找地方住。我以為只有剛到的時候需要做這件事，而且只需做一次，但事情原來沒有這麼簡單。不只因為我是個外地人，就連當地人都一樣面臨經常需要找房、搬家的挑戰。和報導人一起經歷這種常態性的生活考驗，體會他們的辛苦和焦慮，意外成為我田野過程中的成年禮，讓我得以以更全貌、接地氣（自己講）的視野看待、理解報導人們為何想種田、以及爭取農業在香港的存在空間。他們寧願被戲稱為「廢青」（沒有好好找份有穩定收入的工作，滿口理想卻總做一些不實用的事，無法適應現實生活的競爭，反而抱怨社會結構），也想改變既定的想法和生存模式。

眼看必須開始田野的時間逼近，卻還沒找好住處。牙一咬，決定先出發，到了之後走一步算一步。作為一個外地人，我窮盡了僅有的人脈找房子，但能幫忙的香港朋友們，不是自己也忙著找房子，就是找到的物件我負擔不起。曾經認為最理想的狀況是和報導人同住一個屋簷下，但後來漸漸了解這是一個多搞不清楚狀況的想法。因為空間有限，連在家聚會的機會都很少，通常約在外面，更不用說長期多一個人住進家裡。市場上能租到的單位，我租得起的通常不是交通不便就是屋況不良、或安全有疑慮。某一次瀏覽租屋網、頭昏眼花之際，看到一個終於付得出來的價錢，眼睛一亮，點進去才發現要出租的僅僅是一個儲藏空間，要價和我原本設定用來租一間房的預算差不多。幸好香港大學的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接受了我affiliation的申請，協助預訂校內會館暫住，還幫我詢問長住的可能性，但那時的我一心認定做農業主題就是應該住在新界。

安排田野時，我天真地以為可以依循傳統人類學的工作模式，找一個位於新界、有農場的村子住下來。透過在農場當義工建立關係，並可二十四小時參與觀察Watson夫婦（2004）描寫的「village life in Hong Kong」。然而，幻想在我為了寫研究計畫而造訪新界的那一刻開始就破滅了。當時去了一個土地已被地產商收購、居民已陸續移居到大樓單位的村子。我只遇到十來個人，大部份不是村民而是農場員工，除了一兩位想就近照顧農田、並節省租屋開支的農夫在村中長輩留下的舊屋居住，農場員工都不住在村子裡，而是每天通勤，或有活動時才到農場幫忙，真正住在村子裡的村民大多是上了年紀的長者。我當時看到的畫面是，長輩們獨自一人坐在家中客廳看電視，或弓著背、沿著村中狹窄的水泥路緩慢踽踽獨行。村中部滿生鏽、半傾頹的鐵皮屋，大多已無人居住。鐵絲網圍住農田，禁止入內從事農耕活動，不再耕種的田只剩荒煙蔓草。瞭解情況後，我接受了一個事實：住在村子裡長時間跟報導人待在一起、高密度地參與日常生活的規劃，實在不可行、也沒必要，因為村民們的日常生活範圍並不局限在村子裡。另一方面，後來在各個農場的田野經驗也讓我了解，農田雖都位於新界（九龍、港島上只有天臺或社區園圃的形式），農業運動網絡卻遠遠超越新界的界線。有了這層領悟，我判定有必要到香港其他角落看看。因此，我踏上了奔波全香港找房的旅程，連離島都考慮。

經過漫長而焦慮的找房過程，租到了新界一間有五十年歷史、三十幾層樓高、室內面積不到四百平方呎的老公寓中一間小房間，距離我經常拜訪的農場只有一個地鐵站的距離。與我同住的這家人因為需要額外收入，出租兩間房中的其中一間，另一間留給長輩住，年輕人則在客廳用簾子隔出一個範圍當作額外的睡房。房間內空間十分有限，容納一張一般尺寸的雙人床、一張小書桌和椅子後幾乎客滿，剩下的空間只容轉身。如果要打開房門，必須把椅子推進桌子底下。因為放不下衣櫃，衣物和日常用品都收進塞在小窗台的整理箱內、放進掛在牆上的收納小口袋裡、或是垂吊在橫過床鋪上方的竿子上。

搬進這間公寓的第一晚，我站在客廳窗戶前熟悉周圍環境。窗外迎面而來貼地很近的居住型摩天大樓，好高、好近，因為角度太斜而看不到天空，也因為太近了，無法辨認對面大樓的全貌，只見到密集排列的一個個窗子。夜幕低垂、華燈初上，這些窗戶變成黑夜中閃閃發亮的裝飾，當下突然明白香港的夜景為什麼世界聞名。只不過，拉近一點看，點亮夜空的這些璀璨美景，原來是快要黏在一起的窗子和擁擠的生活空間。這樣的居住環境和住居形式在香港十分普遍。幾個月後，我學到一個用語：「握手樓」，看似溫馨的詞彙，描述的卻是高樓大廈比鄰而建，距離近到不同棟樓的住戶可以從窗子和對面鄰居握手。

本來很慶幸自己可以住到人家家裡深入體驗當地人怎麼生活，可惜，我又天真了。原本期待看到一家人怎麼互動、餐桌上聊什麼、家務如何分工、會有哪些人來拜訪等等。但實際情況是，這一家人很少一起用餐，有人要上班、有人外出找朋友。幾次零星的機會同桌吃飯，彼此也並不交談，各自盯著電視。一心想著和報導人建立良好關係，我從英國帶了見面禮，主動幫忙家務，並熱心參與他們邀請我加入的活動。但一個月後，我逐漸意識到他們始終把自己當成房東（也有點像民宿老闆），而我只是個住客、旅客，不是即將跟他們共同生活好一段時間的朋友。老人家則預期我和其他年輕人一樣，白天在外上班、上學、社交，有時晚上也在外面，吃飯、休閒娛樂，總之不會長時間待在家裡。那一個月間，和他們的交流模式停留在客套閒聊，也從來沒看過他們和左鄰右舍有什麼熱切互動。儘管我一直「知道」自己是在都市情境中做田野，但到了這個時刻，才真正「感知」在大城市裡做田野意味著什麼。

搬出公寓後，先是在香港島上的灣仔找到一處，但一個月後，因為房租真的無法負擔、周圍環境又過於複雜，另外在西環找了其他住處。以為可以就此安定下來，卻又在住了幾個月後，被房東通知她要賣房子，只好又搬家。最後搬到了九龍，發現這才是最適合我此次田野的基地，因為需要全香港到處跑，此處位於中心，交通最方便。在親自參與了這種無止盡找房的過程、付出勞力心力後，甚至有報導人把我視為專業找房，來問我怎麼租到理想的房子、有哪些資源可協助。

總是互相問：「你住哪？」

香港由於空間有限、寸土寸金，必須善用垂直空間。「工業大廈」中，同一棟樓的不同樓層（有時同一層會再分割成兩、三個單位）可能同時存在了辦公室、工作室、書店、工廠、甚至天臺農場，使不同群體在同一棟樓出沒。另一個經典的例子是香港各區都會有的「市政大廈」，可以想像成多功能社區活動中心。以石塘咀市政大廈為例，一樓和二樓是「街市」（傳統市場），經常光顧的是來買菜的婆婆媽媽們。三樓則是熟食中心，附近「街坊」（居民／鄰居）會來用餐，偶爾也會出現慕名而來嘗試「道地」、「傳統」、「本土」、「草根」的港式餐廳—「大排檔」—的西方遊客，不少學者將其視為香港街邊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徵元素之一。大排檔以往通常在戶外，但因應政府基於當代公共衛生邏輯的政策，現多移至室內。熟食中心樓上（四樓）是圖書館，再往上走（五樓）變成一個空間頗寬敞的自習區，聚集許多中學生來此做功課、準備考試。沿著樓梯拾級而上（但樓梯欠缺保養，大概因為使用率太低，大家習慣了直接從一樓坐電梯到達所需樓層），六樓是健身房和體育館，包含壁球場、桌球場、舞蹈室、辦公室，負責辦理會員註冊或登記使用位於七樓的籃球、網球和羽球場。六樓和七樓經常出沒的是學生或附近街坊、年輕上班族。更大型的市政大廈中甚至會有演講廳、劇院、政府部門辦公室。這種建築物的迷幻之處是，只要搭著電梯（或走樓梯）穿梭不同樓層，幾秒內便去到異世界、切換到氛圍截然不同的空間，遇見不同年齡、背景的群體。

室內設計也巧妙應用向上發展的邏輯。廚房和廁所牆上通常會佈滿各種掛鉤；睡房內，床通常會抵著三面牆，房間裡可能容納不下衣櫥，必須加裝可掛東西的竿子，或是在床頭或床尾上方的牆壁安置置物架。如果想放進衣櫥或落地置物架，往往得犧牲擺放桌椅的空間。由於需要很技巧地使用室內空間，家俱行裡大型傢俱往往較便宜，小型的品項因尺寸合用，較受歡迎，價格反而較高。某些架子或櫥櫃刻意設計地很瘦很高，才擺得下，又能提供額外置物空間。新型的公寓經常有飄窗（窗台）設計，但這個空間不會奢侈地擺放盆栽、抱枕、書本等，用來享受陽光和休閒時刻，通常得作為額外的置物空間，有時甚至因為擺不下床而必須把飄窗納入擺床鋪的空間。為了節省房租，分租公寓逐漸成為常見的居住形式。客廳有時另外隔出一個空間當成房間，以增加平攤房租的人數。這是一般大眾面臨的情況，經濟狀況好一點的群體當然可以有更寬敞舒適的居住空間，但也多的是經濟弱勢者，必須忍受髒亂、狹窄、沒有隱私、安全堪慮的住居形式。

關注香港前便耳聞其居住、土地議題，但直到在當地長住、做研究，才真正認知到住屋問題對於在這座城市生存下去是多大的負擔。逐年飛升的地價和房租使沒有房子的「無產階級」除了須忍受不理想的居住環境，還經常必須另覓他處，搬家已經成了年輕人的家常便飯。每次遇到新朋友或很久沒見的人，大家打招呼後的第一、二句話常常是：「你（依家）住邊度？」（你（現在）住哪裡？）問了ㄧ位報導人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問這個問題，她不假思索馬上回答：「因為我哋不時諗緊呢樣嘢。」（因為我們經常在煩惱這件事。）她繼續解釋：「唔俾多啲咩搬走囉！」（如果不願意多付一點房租，只能搬家。）雖然這只是她的個人看法，但事後向其他報導人聊到此事，他們都認同有這種隨時必須搬家、不安定的感覺。更深層的憂慮，則是如何不讓自己變成賺錢機器、犧牲真正想做的事，而得以好好在這座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城市中安身立命。

親自體驗居無定所的漂泊感、不知道何時又需要搬家的壓力、以及必須在居住品質和價格間妥協的無奈，都變成田野的養分，給了我靈感，以從前沒想過的角度分析報導人們面鄰的政治經濟脈絡。不斷找房子、搬家讓我有機會住過香港不同區塊、造訪本來不會想到要去的角落，加深、拓展了對這座城市的認識。本來是額外負擔，後來變成了珍貴的禮物，藉此看見報導人們的處境，從而理解他們的想法和掙扎。如果沒有經歷這個過程，我不會意識到原來近十年關於本土農業的社會運動，不只對應到食物、環境議題、或香港主權移交後身份認同政治的辯論，還牽扯出年輕一輩對更有影響力、卻更隱微的既有社會制度和權力結構的反思—思索如何和唯新自由主義、消費主義、發展主義、財產私有制馬首是瞻的大環境互動？如何以自己認同的方式活成更喜歡、更自在的樣子？若從這個觀點出發，「廢青」們雖然被當成一群嬉皮作風的都市雅痞—在物質條件豐裕後，才信奉、高舉「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道德論述—卻事實上，是一群面對現實生活考驗的年輕人在表達對現況的擔憂，並企圖提出改革方案。

田野啟程前問了英國的老師：「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提醒的？」他只說：「活著回來。」（Stay alive!）當時聽起來很嘴砲，後來才體會到其實有道理。他已經預見了田野中會遭遇種種試煉，田野工作者必須保護自己，又得兼顧研究資料搜集。字面上的意思是確保生命不受威脅，但象徵性的意涵是活過博士班、乃至「人類學家成年禮」的考驗。在這個努力活下來的過程中，真切地關心、同理報導人們讓自己好好活著的擔憂與策略、絕望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