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金銀島出田野大約接近半年時，我開始接到一些具有半強迫性質的額外任務，多數都跟翻譯有關。因為在當地大約有700-1,000名的中國人，分佈在各行各業。同時約有一百多名的台灣人在當地經營生意，多為中小企業老闆。有時候這些人會有些生意上的糾紛，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嫻熟英語。所以我被當地法院徵招，去法庭做口譯。另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志工工作，是聯合國的愛滋病防治計畫，針對當地娛樂業的女性進行安全性行為的推廣課程，以及愛滋病的篩檢。

金銀島因為素來是個良好的深水港，又是遠洋漁船的補給站，因此自1970年代開始，便開始設有一些狄斯可舞廳、酒吧，供這些遠洋漁船的船長跟船員休憩和娛樂。當然，也有特種營業場所因應而生。到金銀島討生活的女性，早年都是菲律賓女孩。但在2000年左右，先後有六、七家的卡拉OK吧僱用中國籍的女性，數量上超過了菲律賓女性。因為她們多數聽不懂英文，所以這個防治愛滋病的計劃，只好找我去做口譯。

聯合國的愛滋病防治計劃的內容很簡單。跟我一起工作的大姐負責用英語解說如何正確使用各式各樣的保險套，我則是進行現場口譯，然後翻譯她們的問題給大姐；宣導課程結束後，再遊說他們接受篩檢。在上宣導課之前，我們也做了一些基本資料的調查。我很驚訝的發現，這些中國來的女性多半是30歲出頭，家中有小孩要養。在家鄉時聽在這裡工作的姐妹說，這裡的美金很好賺，而且該姐妹要回去了，必須要找一個人接替她的位置。她們不疑有他，就過來了。原本以為只是來這裡當服務生，但來了之後才發現，如果不接客，就還不起應該給人蛇的錢。所以多數女性還是接了。大家都想著，做個三年就不做了，賺了錢就回老家去。

菲律賓女孩的故事也沒有比較好。早年剛開始來金銀島，什麼工作都要做。後來因為中國人進入這個市場後，走低價路線。菲律賓人因為會講英文，開始走高價位路線，服務歐美的客人，而且可以選擇接不接客的空間比較大。不過，這群菲律賓女孩的背後，可能有個跨國的集團在運作。他們將女孩在該地服務滿三個月後，就送往其他島國。同樣地服務滿三個月後，再送去其他島國，在馬里雅納群島的幾個島國中，形成一個循環的圈子。這樣的遷移是為了保持男人們的「新鮮感」。過了幾個月後女孩再回來，當地男人可能已經忘了她們的臉孔，又覺得她們是「新女孩」了。

那些無法克制的敵意

自從當地人知道我在幫忙這個計劃做口譯後，開始有一些人主動提供他的性冒險的故事、這些中國女人如何攬客的故事、或者她的老公嘗試不同國家女人的評價等等許多性生活的資料，這就是後話了。不過，這些意外開啓的話題，倒是讓我理解了我在進入田野之初所感受到當地女性對外國女性的不友善，而男性卻又太過友善的狀況。

不只一次，當地男性笑容滿面的對我說：「我真的很喜歡中國女人」。如果是當地女性初見到我，而在我身邊沒有當地朋友陪同的話，她們就是一臉充滿蔑視與敵意的態度。某位官員的夫人，在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我剛好坐在她丈夫的旁邊。她除了充滿敵意並且用鼻孔看我之外，她的先生也趕緊叫我跟一位男性朋友換位置。在田野初期，我幾乎無法跟當地女性建立友誼，連找寄宿家庭都沒有辦法。有一次，我去某個村子作調查，透過有力人士的介紹，寄宿在當地一個當地知識分子的家中。但是女主人無法克制的懷疑我是不是跟她丈夫有一腿。第一天住進他們家，她就問我：「你到底是怎麼認識我的丈夫？」。接下來，她每天監視我的行動，看到我就擺個臭臉，也不肯跟我聊天。有一天，鄰居跟我八卦說，這家的先生在另外的村子還有一個家庭，這家女主人還能讓老公願意偶爾回家來，可見她真的很忍耐。我聽了大驚，才瞭解她的敵意所為何來。後來有一天她終於對我發飆：「我不想管妳在做什麼研究，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我覺得非常的挫折，很快的就搬離了那個村子。

於是我跟一位當地朋友聊起這個事件，他才告訴我，「戰後，進來金銀島的外國人多為美國男性。當地的女人趨之若鶩，搶著跟他們約會或者結婚，讓當地男性非常生氣，當時的狀況是，當地的男人對外國男人很有敵意。在1980年後，開始開放外商投資，並且引入觀光業後，很多外國女性來到這裡。像是歐美、日本、台灣等，有些甚至嫁給了酋長，在這裡獲得了土地。尤其是卡拉OK吧引入後，很多當地男人流連忘返，讓他們的老婆非常生氣。經常有太太去那裡找先生，揪着耳朵拎回家去。自此之後，當地女人就對外國女性非常的有敵意。她們認為這些外國女人來這裡就是要偷她們的男人的（steal their men）。」 過沒多久，當地全國婦女會在開會的時候，討論到了卡拉OK吧的議題。她們希望政府能把這些卡拉OK吧關掉，因為她們的先生都去那些地方找女人，經常不回家。不回家就算了，連錢也不拿回來[1]，讓她們缺少儀式所需的費用。但是政府也拿這些卡拉OK沒辦法。

我後來又去問了其他人，包括當地的女性朋友，在當地住了很久的其他外國人，以及其他的研究生，大家都不置可否的同意：「她們（我們）痛恨外國女人。」我重覆著說：「對，她們（你們）痛恨外國女人。」

田野方法的修正與知識生產的再思考

經過了那次事件後，我就自己租了一間小公寓，白天出去作訪問，晚上回到自己的住所整理資料。雖然還是居住在村子內，但是我擁有自己獨立的空間。搬了家之後，我的田野調查的情況才穩定下來。很顯然的，「住到當地人家中」這個田野調查法在當地不太適用。後來的一位女研究生，想去某個村子作研究。經過跟當地的朋友討論，他們認為還是在城裡租一個公寓，用每日往返的方式去做調查。跟這位研究生合作的報導人意味深長地對她說，「妳對當地女人而言，有性魅力上的威脅性（sexually threatening），但是不住在當地應該就不會有太多問題。」該研究生非常年輕也非常女性化，報導人認為她甚至連住在當地都要避免，以免讓全村的女人都抓起狂來。

在2011 年年底，中央研究院民族所舉辦了一場「性別與人類學知識」的研討會，會中許多女性田野工作者分享了他們在田野中的處境，以及因為性別的身份而導致在選擇議題，與人群互動上的差異，如何影響人類學知識的產生。這些經驗的分享，讓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知道研究者的性別身份對某些事件的解釋會俱有哪些獨特的洞見，同時也會有其限制。我的這篇小短文也希望能對這個議題有所貢獻，同時也想指出，理解當地對妳的性別身份所引發的緊張跟情緒，並且做適當的田野方法的調整，可能是在田野存活下來很重要的一步。

[1] 在當地，丈夫必須負擔妻子家中所舉行的傳統儀式的費用，包括美金與當地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