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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關於「田野」的紙上踏查

作者:蔡丁丁

關於田野,我有話要說。

事情是這樣的。每當我說起我在印尼做田野,百分之九十的人反應如下:

「你是印尼華僑嗎?」(音調提高三度)

不是。

「你本來在印尼有認識的人嗎?」(音調再提三度)

沒有。

「啊 ~~~(直接破音) 那你這樣怎麼做田野---你什麼人都不認識,要怎麼去印尼做田野?」

我坐飛機去阿。

好,我知道這個笑話冷。但不斷與初次見面的陌生人重複進行以上對話本來也不是件什麼好笑的事情。其實我忍了又忍(目前為止還)沒有丟回去的真心話是:「吼,你們去世界各地旅行以前難道都要先變成當地華僑 (政治正確的說法是華裔) 還是說都得先找好一駝認識的人才可以出發嗎?去一個什麼人都不認識的地方做田野到底有什麼好驚怪的哩?」

但,身為一位受過良好專業訓練的人類學者,我得站在土著的肩膀上以在地觀點針對以上問題意識進行詮釋性的理解。畢竟,無論上個世紀末的歐美文化評論家如何用力地普世化旅行經驗並視田野為一種旅行樣態,在本國普羅大眾的想像中,旅行與田野確實是不大一樣的:沒有人會因為聽到丁丁打算去柬埔寨旅行,就懷疑丁丁是位柬埔寨華僑。或許,出田野比起去旅行,好像就是多了點冒險犯難的意味(因為那個"野"字?),也多了股在地深植的意涵(因為那個"田"字?);換句話說,去某地做田野彷彿就張揚著一種與某地同時更緊密也更緊張的關係可能性 --- 如果把旅行想像為滑冰刀般輕巧劃過,那麼人類學田野似乎就該如snowboarding般地在雪地留下更突梯的軌跡 ?

但,身為一位深具批判精神的亞洲區域知識份子,我還得考察一下關於「田野」的翻譯政治與其(不)可譯性。到底{ field =「田野」,fieldwork =「田野工作」}  此一如今普遍被接受的翻譯鏈結起於何時?更重要的是,這個翻譯鏈結構連著此地哪條文化脈絡,激發何種文化想像? 一個比較性的觀察是:在印尼人類學界用語裡,field = lapangan,而此字強調的就是「在地、臨陣、在場」的意思  (e.g. 從農村到城裡打工幫傭的家務勞動者會以 orang lapangan  來指稱在農村負責交涉一切打工事務的地頭蛇)  ,而這種fieldworker = 地頭蛇的想像既不田也不野,其實反而比較符合當代多數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實況哩。 於是我又懷疑:會不會是因為「田野」這個中文詞彙的長相美氣氛佳,意涵豐富動靜皆宜,因而使吾人憑添幾許關於fieldwork的譯/意/溢外想像?

於是,剛好又同時身兼一位深具實證精神的田野工作者的我,便馬上打電話給專家報導人,展開一場關於「田野」的既不客觀又不全面的嘴/紙上踏查。我請教某位專精日治時期台灣史的學長:日治時期在台灣從事人類學民族學實地勘查與研究工作的前輩探險家與學者們,都用些什麼樣的字辭描述他們的工作? 我的設想是,他們或許常用「踏查、調查」這些字眼,但會不會也用「田野」這個辭呢?「田野」,會不會如同許多在二十世紀初大量冒現的現代漢語字彙,因具有 trans-lingual practice 的身世印記而流著某種「混血的現代性」呢?

「並沒有。」專家學長的回答粉碎了我的理論鑲嵌衝動。原來,除了「調查」、 「踏查」以外,「巡迴」也是一個相關常用語彙,但「田野」不是。原來,無論是可稱為E. B. Tylor徒孫的伊能嘉矩或是Boas徒孫的移川子之藏,都不曾使用過「田野」這個辭。而奉學長指示隔天跑去圖書館翻書的我,又進一步發現:被稱為「我國人類學研究先驅、奠基者」、師承在菲律賓大學任教的美籍學者H.O. Beyer的林惠祥先生,在出版於1930年的<台灣蕃族之原始文化>一書中,是以「游蹤紀要」一辭來概稱他(受中研院院長蔡元培先生之邀)在台灣進行的研究活動的。同樣在1930,龐新民出版了「廣東中山大學理科生物系第一次廣東北江猺山採集日程粘存」。兩年以後, 史語所集刊刊登了龐的 <廣西猺山調查雜記>,然後又在1940年代先後刊行潘愨的<宋代幕葬調查記> (1943)與石璋如的<傳說中周都的實地考察> (1948)。

似乎要等到1950年代,「田野」這個詞才漸漸出現在台灣人類學的建制性語彙裡。1953年發刊的《考古人類學刊》前幾期就已出現「田野工作簡報」這個欄目,而李亦園發表於 1956年民族所集刊第二期 中的<來義鄉白鷺等村排灣族的家族構成> 開宗明義就把「田野的調查與紀錄」與 「研究室的統計分析」並列為主要的研究方法。 由是,至1960年代,終於出現如 <南澳的泰雅人 : 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硏究 > 這樣大舉以「田野」做看板的台灣人類學作品了。接下來的故事,因為芭樂人類學的專業讀者們都比我還清楚,所以就沒辦法再掰下去了  (以下快刪三千字)。

我的小結與感想是,從「踏查」到「田野」,台灣人類學已走了好長一段路。在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田野」似乎已成為人類學看家本領,而無論到何處只要說我是念人類學的,對方都會說「人類學好好玩,我也想要做田野!」

撫今追習,我不禁要想:如果伊能轉世,碰到對方這種反應,他會很迷惘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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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丁丁 一個關於「田野」的紙上踏查 (引自芭樂人類學 https://guavanthropology.tw/article/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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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pta and Furguson在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1997)和蔡酊酊(不要喝太多呀!)有相似的好奇內容。在書中的第6頁轉載Stocking的說法,聽說是一位「動物學家」Haddon將「田野工作」(fieldwork)帶進人類學裡的。動物學與人類學的接觸其來有自:台大新生杯壘球賽的賽程安排上,人類學系向來是跟動物學系在「場」(field)上一拼高下,這項傳統後來直接刺激了法國史前考古學在洞穴岩壁上研究「人獸大戰」議題。(「人類人類人類,加油加油加油!動物動物動物,加油加油加油!」夜半,我彷彿都還聽到場邊鼓譟般的嘶吼吶喊聲。但問題是,動物怎麼聽得懂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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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對「田野工作」和「田野調查」的名稱緣由感到好奇
因為大學時老師都叫fieldwork為「田野工作」
近年到處聽到社會科學老師和學生講「田調」,覺得很刺耳

為了區隔品牌,我堅持人類學家做的比較標榜深度長期浸淫互為主體性的是「田野工作」,其他山寨的叫做「田調」(調查=主客二分研究者被研究者不交融),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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