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機會在一家麵包店的架上看到這本書「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木村阿公的奇蹟蘋果」，覺得好奇買回來看，發現是今年看到最好看的一本書之一，甚至在這樣讚美時，都覺得有點冒犯，因為那是一個用心照顧蘋果三十年的感人故事。

三十年前一個日本鄉下的年輕人，繼承了四塊蘋果園，由於受到自然農法的啟發，立志不噴灑農藥不施人工肥料。這樣的發願對當代蘋果農來說是不可能的任務。原因在於真正的野生蘋果已經不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我們現在吃到的又大又甜的蘋果實經過數世紀的品種改良。而在19世紀發明農藥以後，蘋果的改良不再需要考慮它的耐病蟲害，而直朝向它的甜美度與外表發展，因為農藥已經承擔了抗病蟲害的功能。換言之，現代蘋果是在「不需要抗病」的無憂環境下成為密切依賴農藥的現代農業典型植物。因此當木村先生發下宏願要用自然農法栽種蘋果時，被所有同鄉的果農視為天方夜譚。由於他好學好挑戰的個性，他開始了這個長達十幾年的土地與作物的實驗。為了替代人工肥和農藥，他勤於割草，蒐集枯草和雞糞製作天然肥灑在果園，試了各種較天然的殺蟲劑，諸如醋、稀釋後的燒酒、麵粉水、牛奶、大蒜、山葵粉水、辣椒…，他都試過，甚至全家總動員到果園裡抓蟲。但是蘋果樹卻不買帳，一年比一年慘，得了斑點病的葉子掉滿地，果園也成了昆蟲的天堂。鄰居看到他也都紛紛走避，理由是，他很自私把果園搞成昆蟲園，讓其它果園深處危險，「笨蛋會傳染，離他遠一點」，因為沒有收入，孩子沒有錢買文具、衣服。而他果園裡的八百棵果樹正瀕臨死亡。

故事的轉折點發生在他陷入極度絕望時，當時只想一死了之的他在深夜上山準備暗自離開人世，然而卻在月光下看到了奇蹟─山上的野生蘋果樹長得那麼茂密那麼強壯，而山上的野樹並沒有人施肥和噴藥阿。走近一看他才發現那不是蘋果樹而是一棵栲樹，但是山上的野樹怎麼存活下來的呢？他仔細觀察發現地上雜草叢生，但泥土是鬆軟的，且有一股刺鼻的味道。當他往泥土深處挖掘時，發現那棵栲樹的根紮得又深又長，而下面的泥土是溫的，阿！原來，秘密在泥土，他的果園裡的泥土又乾又硬，也沒有那股刺鼻味，且是冰冷的。在此之前他只看到蘋果樹地面上的部分，忘了蘋果樹的根部。在這裡柔軟的土壤是棲息在土地上所有的生物合作的結晶，昆蟲和微生物以及多年累積的落葉枯草分解後形成了土壤，樹果和雜草的種子在此深耕，形成了豐饒的環境。原本以為施以堆肥，割除雜草，可以幫助蘋果樹，卻等於將它與周圍的大自然隔離，導致蘋果樹的衰弱，因此不能抵抗害蟲和疾病。他了悟到，沒有一個生命可以離開其它生命孤立地生活。

當木村理解到這層道理，他不再替蘋果樹施肥，也不再除雜草。整個蘋果園雜草和昆蟲的種類大增，包括那些棲息在樹葉與土壤中的菌類，以及果園裡的生物應該有幾千種，幾千種的生物相互競爭、相互依存，編織出一個生態系。替木村做傳的作家石川拓治生動地這樣形容：「木村的果園所發生的是自然界的某種拔河，…當這種拔河賽不停地上演，果園裡的生物型態就日益豐富。…隨著多種多樣的生物棲息，果園的生態系統呈現出更富有彈性的穩定狀態，當果園中上演的不只是一根繩子的拔河，而是幾百、幾千場拔河，整體失衡的可能性就大為降低。」從那時起木村的蘋果樹開始愉快地開花和結果，由於沒有多餘的營養，因此它們的根紮得更深，吸收到更深層的土壤的營養。木村的蘋果成為日本的奇蹟，據說他的蘋果，咬下去會讓人流淚，不止香甜，還讓人感受到什麼是生命。一顆切開已經兩年的蘋果，不但沒有腐敗，只是一直縮小變成果乾，還帶著蘋果的香甜…

看完這個故事的感動來自於何處呢？「生命」，是的，是「生命力」的直接與純樸，讓人感動，尤其是在學院長期嚼蠟一般的啃文字工作，讓我對那種生命直接面對土地的溫度與質樸心嚮往之。況且木村阿公不是科技新貴或中產階級退休以後突然良心發現而想重拾土地的感覺。（「中產階級」？我好像在指著我自己，雖然這個詞是社會科學界的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標籤，然而我們不是中產階級又是什麼呢？我只好安慰自己，據說中產階級是公民社會的重要基石）。是的，木村阿公是道道地地的農民，他的收入就來自於他的蘋果園，因此他是用他的生命向歷史賭注。如果他得以扭轉蘋果的歷史命運─靠農藥和肥料的生物演進史，那麼他就向世人提供了一個無人敢逆轉的選項，而這個過程是用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來抵押，以自己的生命來實踐。其間遭受鄰居、社群的排斥和非議，當然也有溫馨感人的情份，來自於他為了籌生活費晚上打工的酒家員工同仁，大家到那裡工作都有情非得已的苦衷，卻願意在一個不完美或有缺角的環境下，互相幫忙打氣。令人感動的除了生命的質樸還有那份勇氣，不僅是沒有退路的選擇，還必須忍受被社群的偏見排擠，那麼是什麼信念讓他可以繼續這個實驗工作呢？如果他不是領有國科會計畫的經費補助，或是領有學者的執照（學者擁有的特權之一，是可以名正言順的進行實驗，不是嗎？）。應該是一種召喚吧，套用一下宗教字眼，也是同一種力量讓他的故事感動人心，據說NHK播出以後，黑道大哥都希望和他喝酒，書本也蟬連日本亞馬遜排行榜50週，台灣的噗友口碑速傳（書本的廣告是這麼說的）。換句話說，我的心儀與感動是個社會現象而非單獨的感受。

近年來相關主題的書籍和故事在台灣也掀起不小的浪潮，到底這個被催動的感情狀態來自於何處？人類從遠古時代就知道煉鐵，只要他想要的部分，不要他不要的，人類從來就不是自然的，深深懂得掌控自然獲取所需。這樣的掌控性讓人類從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也邁入了生物科技的時代。但是這個掌控的趨力是朝向何處發展呢？蘋果的命運給了我們一些答案，因為農藥和肥料的發明，讓後來的品種改良朝向外表的美麗，卻禁不起颱風與病蟲害。台灣有名的蘭花具有出色的全球市占率（自從ECFA議題燃燒之後，我們都學會了「市占率」這個詞），當她從台灣被帶到世界各地，人們在乎的是它的賣相，而非它能夠活多久。家裡一盆現代蘭花，像個塑膠花一樣安靜地開了一個月，就悄悄地壽終正寢。近年來我從花市買回來的植物，幾乎少有種活的機率，就算僥倖存活下來，也長得越來越不成形，和買的當下模樣差得十萬八千里。誰在乎她能活多久呢？只要買的當下賣相好看就行了，況且我們也不再把養死的植物拿回賣家討公道，好像我們互相約好了，她只能長一季，不多不少，一點也沒有多餘的期待，她到底還是不是植物阿？

如果這種情況反思到人類身上，情況也沒有差太遠。學校鑑於越來越多的心理失能同學的出現，請了心理醫師來演講，醫師的演講告訴我們如何進行病情分類，之後呢？我們能做些甚麼？醫師毫不羞愧地說就是用藥，同仁問醫師如果不用藥呢？「那要很長的時間的諮商」，還不一定有效。想像一下未來的時代，當我們憂鬱的時候，我們就吞個綠色小丸子，當我們亢奮的時候，我們就吞個藍色小丸子，如果沒有情緒的時候呢？來個紅色的吧。我們被鑑賞的是我們的賣相，至於能不能抵擋風暴或是堅持生命力，不再是考慮的範疇。反正當我們被全球的輸送帶送來送去時，是被當作商品在看待，只要賣相好，至於其它？再說吧。這樣的情況會因為全球的流動而加劇，越是時間短暫的停留，越是賣相至上。不管是父母的期待還是學校教育養成也逐漸向光譜的這端看齊。英文要好、要有參加社團紀錄、比賽紀錄，看到主考官要能侃侃而談，表現機靈。有可能面試時表現一流，上班兩個月開始發病。我們以為我們掌控了甚麼？我們最不能掌控的竟然是我們自己，我們自己生命的全貌？全球流動增加的只是數目，被認識的面向卻是縮減的，縮減成可以被怎麼賣的考量。

當年在歐洲念書時，經常聽聞各種帶著宗教意味的團體，不少具有和大自然重新連繫的企圖，有些提著水壺到森林打坐，有些躺在樹林裡感受自然，用手工打造自己的環境，種種現象，被我的指導教授通稱為「後現代」的現象。我當時想，這些團體無非在當代情境下進行他們自己的文化建構，同樣要經歷所有社群建構必須面對的問題，而台灣的傳統宗教還有很強的參與率，這些現象在台灣應該還是少見。然而經過十幾年的時空變化，一方面台灣工業化的程度加深，一方面政治氣氛的鬆軟，台灣這類的強調和自然重新連繫的團體似乎有越來越蓬勃的現象，農業的、環境的、野趣生活的，有些還帶著點「靈性生活」的意味。工業化普及之外，地方社群的崩解連帶造成生活網絡的破裂和傳統宗教的式微，以及和自然關係的失聯，或許可以解釋這波潮流，更何況每個舊宗教經過歷史的形塑與儀式的物化不見得能夠滿足當代人的渴望。

這些讓我想起Gellner如何論述國族主義，在我看來Gellner論國族主義最精彩的部分在於點出國族主義的兩面性。國族主義者一方面訴諸地方舊傳統與文化來進行召喚，然而國族主義的動員卻又非得在工業化的時空脈絡下才得以進行。工業化造成的文化均質化和流動性讓國族的共同體概念成為可能，然而這樣的社會特性，卻又不利於地方舊傳統或內部的文化殊異性──除非這個內部的文化歧異性已經不對國族的一致性有任何威脅。Gellner也隱隱然暗示了這個工業化所造成的文化均質性不再可能逆轉，回去舊時農業社會以地方社群為界的文化特殊性與多元性。我幾乎可以贊同Gellner的大部分論點，然而以「國族」為界的文化均質性其實也就是工業人的社會文化，雖然國族適度滿足了歸屬感，然而人的多面性卻被工業化給單一化，難道不會造成任何抗拒？而工業資本主義也不會以國家界線為滿足。

近年來的環境運動、人與自然性的論述，不少強調自然法則，生活的全貌，用手工和身體感與大自然接觸，有很大程度肇因於人被資本化之後的自我限縮所進行的反抗。然而當代的工業資本主義已經超過了「國家」的尺度，進行了全球的分工。如果把Gellner的命題放進來，國家此時被期待扮演甚麼角色？會是一個充滿挑戰性的命題。理論上當代的環境運動者或自然論述者該抗議的對象越來越會是全球性的工業鏈條，當年扮演工業化載體的國家，或者說被Gellner視為工業社會之文化化身的「國家」，極有可能反過來被期待為「環境」的捍衛者。然而依照Gellner的論述，國家和「自然」和多元而殊異的文化不是離得那麼近，地方團體或環境運動團體對國家是否可以期待些什麼？當工業資本縱橫天下時，國家是不是可以反過來充當生命經驗多面性的維護者、環境的照顧者、文化與生物多樣性的捍衛者？

而當代的環境團體對待土地與環境的態度，不再是我們父祖輩那般的地方視野，有些已經是國家尺度或全球尺度之參與性了，她們是否可以跳過國家直接和全球資本主義打交道不無疑問，他們對國家是否有所期待？有些團體是否如北美印地安人的鬼舞般只是被動的抗拒與沉醉，而缺乏政治理解力？有些環境運動直接訴諸全球性機構的政治性，是不是讓它本身強調的多元性降低？Anna Tsing在Friction書中鋪陳了相關的主題，為這樣的既是地方也是全球性的議題譜出先聲。這個命題的強制性在於面對全球性擴張的資本主義，我們手中還剩下些甚麼籌碼呢？民族主義？地方感？文化與生物多樣性？宗教？族群性？自然的召喚？生命的直覺？環境的照顧責任？一連串的問號不會如叫牌一般立決勝負，多的是曲折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路徑。真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