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avanthropology.tw 芭樂人類學

社會現象不是單一原因造成，是一個「體」的多因多果相互震盪所致。表面看到的現象必須被深度地詮釋，必須考量整體的脈絡，必須真的走訪，傾聽。而非「投射」，把好的留給自己，把醜惡的留給別人。你硬要塞一個厭女之名給他們也可以，但是你永遠找不到那塊對的拼圖，也就解不出謎題。

社會科學界一直期待把研究者這個「人」放進研究的視野當中，曾經也做過實驗，希望作者能夠寫寫自己的田野趣事，來讓讀者交相閱讀研究結果和研究者這個人如何交錯互動。在研究中看到作者這個人，也因此期待可以在研究場域中看到活生生的人。這樣的「人」之中的「人」的特殊動能──如火車上行走一般，是行走中的行走，是人類感知可以忽略的特殊相對論嗎？而透過聚焦一場運動的歷史背景和前景書寫的作者們的個別動力和角色特殊性，我們特別可以感受到行走中的行走和人之中的人的特殊韻味。到底是誰形塑了誰？

「歷史總是會給機會的」，這句話不僅是針對大結構的歷史事件。還包括，阿嬤。歷史給了阿嬤一個現身的機會，透過一位總統候選人的「謊言」？但阿嬤的象徵卻不是「虛構的」，是「真實」的隱藏版，也是我即將要闡述的。

第一時間聽到Benedict Anderson教授過世的消息，我直覺地在臉書上寫下了：
「當他決定用”community” 作為接近民族主義這座迷宮的紅絲線時，民族就獲得她最豐富的意涵，讓後世的我們取用無盡。」

以下是這句話的延伸，並以此追悼這位思想深沈又廣漠的哲人。

煮食涉及龐雜和勞時勞力，採買、洗菜、煮、收拾、剩菜的處理… 但如果天天出去吃呢？不僅是吃膩的問題，還有一種沒來由的阻斷和空虛感──一種你和食物的關係被控制，被限定在某一種相位和階段，只得到其中一個片段：「進食」，或許加上「哇，好好吃」或「好難吃」的驚嘆號。而這或許就是「消費者」的含義吧！也就是和物的接觸限定在某一「片段的愛」，如此沒有連續性的片段激情。相反的，自己煮食的每一步都涉及外部的社會關係和內部的意義體系的互相協商和創造，而「自我」也在每一步的衡量和行動中被以手工鍛造（crafting the self）。

回想一年前，全台灣的大學幾乎都捲入了這場運動。但是和印象中學運的桀傲不馴不同的是，這個運動似乎更像是一部令人心動的「台灣進行曲」，一個啟動台灣老、中、青不同世代協力的進行曲。就像聆聽郭芝苑老師的台灣頌或是古樂幻想曲一般，台灣的樂素，在西方音樂的結構裡展現，比傳統的鼓樂更令人心弛。

讓我們跳過選戰的熱門話題，回到被選舉熱情衝刷掉的「初始勝文現象」。換句話說，不管勝文選不選得上或開不開心，勝文的出現本身在社會科學上就是一件很重要的現象。
不管選舉結果如何，勝文開不開心，戰局不只在柯、連和馮（我沒有忘記光遠）。戰局還在全球、國家、人民之間的戰線上拉鋸，才正要開始！

香港此役為何如此驚心動魄，為何大家都流淚了，為了什麼或誰？香港人？我們？文明？歷史？讀了容邵武老師和吳叡人老師的文章後，我企圖轉譯一個人類文明的戰役，在文化和政治的深度、視野和未知的重量。

318是一個非常的經驗，就像突然爆開的花朵，那麼燦爛，那麼令我們驚訝。但是這朵花並不是天外飛來，也不是我們突然「起僮」變出來的。如果我們不能把她放回我們自己的生命之流和台灣的歷史命脈，我們可能會持續焦慮她的存在或不存在。深怕她雲裡來霧裡去，而無覓處。

太陽花對學術人的挑戰是什麼？
太陽花牽動了我們的想像和動力。換句話說，學術圈的某種力量把我們的大學日常圈限在一定的範圍裡，如果我們稍微省思，或許可以嘗試找到生活慣性和動力的客觀結構性因素，而這個結構又如何被我們內化成價值和習慣。

最近突然常聽到一句流行話：「亮點」。由於那個「點」字，總讓我懷疑這個詞是從中國進口的，譬如重點大學、重點城市…。就算不是從那邊傳來的，也是很類似的邏輯。一種要找「點」的狂熱，或…「強迫症」（我本來不想太早表態，但是實在找不到詞）。當我一上google鍵入這個詞，立刻跑出：亮點經濟、亮點計畫、亮點英文...
雖然這個詞對我有點刺耳，本來並沒有太想就此發揮。但是最近發生在周遭的事物，讓我懷疑這個詞就像某個大明星一樣，或是像法國哲學家說的「文本」一般，具有自動衍生「亮度」、不斷擴充規模的能力。不只不斷複製同一基因，也鼓勵其他基因突變，社會資源也急著朝它集中。

最近常聽到「你說了算阿？」我們生活周遭經常也有成員想要（或妄想？）自己說了算。久而久之，也自我催眠自己能夠點石成金，說什麼都算數。但是一旦聽眾不買帳，任憑你如何精心修辭，立刻像紙牌疊出來的城堡一樣──嘩啦嘩啦垮台。

2012的美國大選，我剛好躬逢其盛，作為一個人類學愛好者（本人是amateur的層次)，又是一個對美國文化陌生的人，正好做了具有文化驚訝（直翻）的觀察。美國大選最受矚目的重頭戲當屬三次辯論，而恰巧今年這三次辯論，都不只讓美國人「更了解（？）」他們的候選人，更重要的都順便捧紅了其他明星，從芝麻街的「大鳥」到新出現的集合詞明星「文件夾」，一直到最後一回合的「馬和刺刀」。
作為一個長期沉浸在地方的研究者，聯邦與特殊投票制度引起了我的興趣。米國聯邦制所決定的選制，造就了他們特殊的選舉文化、溫度和情感與認知結構，就像台灣的選制和歷史造就了我們自己的。

去年年底我帶著女兒聆聽了蘇顯達的回台25週年巡迴演出，因為他要演奏我喜歡的台灣音樂家：郭芝苑的作品，還有我也一樣喜歡的巴哈。這位台灣長大的小提琴家，在台上賣力演奏完一個樂段後，聽眾席爆出一陣鼓掌，可是明明只是完成其中一個樂段，我看到這位台灣大師用眼神微微向著他的台灣聽眾點頭示意，表達感謝。 這幕真是有趣極了，拍或不拍？ 社會劇充滿著規矩、暗示、命令、體貼或倒轉…………。
最早有系統地處理這些日常生活的社會劇的社會學家，是Goffman，然而另一位G先生Giddens曾經批評他，對於日常生活的劇碼如何和大的結構產生關係，Goffman是沒有興趣的。我認為Goffman的缺失是沒有看到某些暗示和符號，其實連動到一組更完整的劇碼，當我們拍了這個手，做了這個微笑，我們就啟動了一個符號，它將暗示我們完成一個更完整的、社會幅度更巨大的劇碼，除非這個劇碼被另一個劇碼中斷。

選前一天親戚朋友們和我通電話時，都說一句；「這次有可能」（意思是「有可能」政黨輪替）。這些親友並不能簡單地被定義成「綠」的，應該說他們心底最大的渴求是希望台灣能夠有一個政黨輪替的正常民主政治的架構。我們心照不宣這個超脫於競爭的意願，然而更耐人尋味的卻是親友們的那句：「這次有可能」…，那麼難道從來沒有「可能」過？

就像小孩的法律假一樣，選戰期間「貴族的階級感」暫時打烊，他下凡了。選戰期間可以摟摟抱抱那些過去高高在上的貴族，可以對他們盡情示愛，他不會拒絕，此時不「抱」更待何時？而且只有今夜。狀似嘉年華期間，可以被允許嘲諷君王而不用坐牢。台灣的選戰期，女性們可以轉換「貴公子」變成「情人」，不但不被禁止還被鼓勵，那邊圖的是選票，這邊圖的是瞬間即永恆。情慾以一種「正當」又「私密」的外貌在公共空間流竄。雖然這個民主的舞台是由前輩流了不少血淚打造的，卻正在上演一齣慾望城國。

我看完上集太陽旗時，到處寄信要朋友去看，覺得好像是自己的榮耀。看完下集後，我也不覺得導演阻礙了我們繼續尋求［歷史真相］的動機和努力。那天我獨自開車在眼前平坦又白晃晃的柏油路上，想到這部電影導演本身的探索，他帶來的全台的討論和探索，我突然想到湯湘竹導演的兩部電影的名稱：［山有多高？］［海有多深？］。對照到賽德克巴萊的探索，是阿，山有多高？海有多深？我流下淚來。台灣，你的探索，是我們的未來。歷史，可以是過去，可以是未來。

小學時候學校老師總是交代我們要回去告訴父母親，不要再食用豬油了，改以植物油取代，否則容易得腦溢血。回家之後我們總是複述一遍這個「時代性標準版本」。母親向來對於接受新知識不落人後，報紙電視也三不五時做廣告。但是有次母親耐不住她的疑問對我說，鄰居兩個媽媽也有同感的是，當時一般的植物油（也就是大豆油）不比豬油好。她們的論證是，用大豆油之後，抽油煙機上面留的油漬更難洗掉，那些東西吃下肚不是更麻煩。再者附近山頭上有一寺廟，裡面的師父都吃大豆油，中風的也不在少數。我那時不大相信母親的經驗法則，一直到最近看了相關更深入的報導之後，不得不讚嘆媽媽們當年的經驗說或直覺說。
要怎麼稱這種經驗性的知識？這時候Geertz有一個著名的篇章：Common Sense as a Cultural System.立刻在旁招手。

自己當小孩時，［過年］是一件超級興奮與期待的事，期待的除了壓歲錢就是穿新衣，在快過年前大人會要求我們要幫忙打掃。記得當時並不太排斥這個工作，因為我也藉著打掃感覺快過年的興奮，尤其我的工作只是整理客廳。我對這個工作記憶深刻，除了因為每年重覆之外，也由於整裡的東西都挺［美麗］的，而且這些東西在家裡一待幾十年。首先我要把沙發、茶几、小圓桌擦拭一遍，把披在沙發椅背的白色針織雷絲巾拉整齊，把美麗的小圓桌的桌巾鋪好，把花瓶墊鋪好。這些針織桌巾和花瓶墊都是母親未嫁時親手一針一針織出來的。多年來經過我們這些小孩的蹂躪，再經過一次搬家，現在已不知去向，而我突然對這些桌巾花瓶墊懷念起來。

在一個為控訴農田被強迫徵收的記者會現場，我在台下聽著主持人宣佈：某某大學老師帶著他的學生來到這裡為被縣政府踐踏的農民加油打氣，現場響起一片熱烈掌聲。這些老師們和學生們的現身和幫忙，確實給當地居民帶來很大的鼓勵。旁邊我自己系所裡的同學看看我，小聲地說：「老師，為甚麼同學們都不來」（真正的問號應是：老師為何不帶同學來增加正義的聲勢？）。一時之間，我也難以回答。便小聲地說：人類學不是一個立刻可以「使用」的學問。同學回答:「歐，像某某老師說的：學院派的」。我覺得我越描越黑，真的是難以一言道盡。在記者會上，地政學者向大家闡述土地政治的倫理，社會學家說明農地和農村價值在整個社會的重要，律師解釋如何在現有法律結構裡進行訴訟。人類學家不僅感覺毫無用處，還必須解釋為何不帶同學來到現場互相培力

偶然的機會在一家麵包店的架上看到這本書「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木村阿公的奇蹟蘋果」，覺得好奇買回來看，發現是今年看到最好看的一本書之一，甚至在這樣讚美時，都覺得有點冒犯，因為那是一個用心照顧蘋果三十年的感人故事。
近年來相關主題的書籍和故事在台灣也掀起不小的浪潮，到底這個被催動的感情狀態來自於何處？人類從遠古時代就知道煉鐵，只要他想要的部分，不要他不要的，人類從來就不是自然的，深深懂得掌控自然獲取所需。這樣的掌控性讓人類從農業時代進入工業時代，也邁入了生物科技的時代。但是這個掌控的趨力是朝向何處發展呢？

前晚到交大「中正堂」（奇怪的名字）觀看「眼淚」，一個百味雜陳的觀影經驗。看完的第一個念頭是有好多人身不由己，人人都會犯錯，我們誰也沒有辦法對「錯誤」置身事外。
我突然慶幸我生在台灣，在一個不太宏偉的社會空間裡，一部片子可以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免費被觀賞，我們不多不少的人可以在觀影後留下來，相互交換感想，從正義、暴力、懺悔、階級談到報復和同理。我們的距離不太遠，得以聽到相互的嘆息、感受到對方的沈重，走出那個空間後，我們願意用另一種眼睛看這個社會各個角落。

這是我經常遇到的情況，在社會學界的朋友前聊天，如果你談到「星座」，這些朋友不是木訥以對，要不就是說「我不相信這個」。在人類學圈的朋友們前面談這個話題，對話可就積極得多了。難道社會學界的朋友離「科學」比較近，而人類學的朋友比較「迷信」？經過多年的思索和浸潤，我漸漸理解其中奧秘。星座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麼較多人類學界的朋友（在我的經驗裡）喜歡將星座當作人際關係中的羅盤指南，這裡隱藏了一個學科界限裡的百年秘密。說穿了就是人類學界的朋友對人際關係充滿了「想像」的紋理，而這個想像可以連到遙遠的星球，而這個想像的動力是什麼呢？經過長久的參與式觀察，我們希望以一種「照顧」關係的倫理來替代「控制」的認識論。

作為一個社會學家，我可能會大肆批評，這種不介入紛爭的熱情，是長期帝國統治、殖民遺緒、和戒嚴體制留下的產物，是進入民主體制的障礙物，我們必須進入一種法律與日常生活的時刻交戰狀態，以理解現代性與公民社會的真諦。然而自從和一批人類學家稱兄道弟之後，我為了表達對人類學的敬意，態度倒躊躇起來。就如同一位朋友向我抱怨客家族群明明受惠於政黨輪替，享有客委會、客家電視台等等法定上和實質上的地位躍升，為什麼開出票來有些地區還是一片汪洋大海。過去大抵也附和著這種喟嘆，自從有了文化素養之後，我倒回答了一句「這也是多元，我們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是脾氣暴躁的社會改革者。」。同樣地，我怎麼看待這個「不介入紛爭的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