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文化的議題是人類學家關照的重要議題，芭樂人類學的專題中這類議題倒是比較少見。上學期筆者開設語言、社會與文化課程，學生來源中有三種不同的原住民族群（布農、排灣、阿美），他們在課程上分享了十分有趣的原住民語言素材。另外，筆者近年也參與臺南台江沿海一帶的地名調查，地名的命名連結語言與社會變遷，承載了歷史和文化的集體記憶，同時也具體而微地反映特定地方的由來、聚落發展、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神話傳說、族群互動、思考方式等。這篇小文將分享台江及馬太鞍阿美族幾則地名及阿美族語言的小故事為例，探討語言跟文化之間緊密不可分的關係。整體的理論上的意涵，是與Sapir-Whorf 的語言相對論為出發點，Sapir-Whorf 語言相對論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大約形成於上個世紀的1930年代左右，兩位語言學家的基本論點宣稱一個人日常使用的語言會形塑其思考方式及世界觀，換言之，不同的語言使用者會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及世界觀。

 

三百二十萬的命名

    這兩年執行台江地區地名調查的計畫案，發現當地有許多「寮」（簝）、「塭」、「 崙」、「股」、「份」等地名，反映當地產業變遷、人群移動及環境地貌特徵。在踏查過程中，陸續發現一些奇特的地名，例如在台南市永吉里附近，有一個「三百二十萬」的地名，位置在國聖大橋北岸左側的位置，這個地名在官方文書上並未顯示，但是卻是當地人長久以來通用的地名。三百二十萬是一個聚落名稱，與公地尾仔、東三股仔都屬永吉里的範圍，它的地理位置在永吉里的東北角，也就是臺 17 縣以西，縣道南 38 縣南，公地尾仔以北的範圍內。歷史文獻顯示：這個地方最早乃在清同治年間，有頂山腳的翁烈入墾，後有樹仔腳的黃旺與義和仔的曾毛獅等人陸續進入開墾。台灣地名辭書記載這個地方，因為地主戆仔舍，開放讓人可以自由耕作，而生產出 320 萬條番薯，因而得名。目前聚落內的信仰中心為三和宮。

    番薯向來是臺灣人主要糧食之一，在經濟尚未改善前，吃番薯籤係諸多老一 輩臺灣人幼時的生活記憶。在臺灣諸多地方更以番薯作為地名，如高雄旗山舊稱蕃薯藔，雲林水林鄉也有蕃薯寮等等。

    根據當地黃姓及翁姓耆老，地名來源有兩個說法，其一是黃姓耆老提到的數量說：「三百二十萬的由來，與種番薯有關，因為種番薯是用窟去算，「窟」就是要種番薯的那個坑，一條番薯一個坑，土地面積可以做幾窟，可以算得出來，種滿剛好 320 萬窟，如果你要說320 萬條，也是可以…。」（2018年 8 月 20 日訪談逐字稿）

    翁姓長老的說法不是用幾窟或產量，而是以種植蕃薯所使用的「株」、 「欉」做單位來形容種植的數量。他提到日本時代這附近的區域主要種植三種作物：一是甘蔗，由附近的佳里糖廠收購; 二是水稻; 第三就是番薯。蕃薯就是甘蔗與水稻收成間兼作的作物，大約秋冬之間種植，春天即可收成。農民種植時是以株為單位，一株一株約算出大約有三百二十萬株，因為蕃薯產量很多，產量傲人，讓當時的地主引以為傲，凡有人行經於此，詢問這的地方是哪裡，地主就像人說:「三百二十萬」，因以得名。

    三百二十萬的居民對這個地名有很高的認同度，或許是因為地名相當特殊， 頗能展現居民對外時，自己與他人不同的性格。在《臺灣地名辭書:卷 7 臺南縣》 就提到一則故事，反映三百二十萬地名被擅改，當地居民群集激憤，故事大意係， 早期興南客運在這個地方設立一個站牌，以便利交通，但是客運站站牌上文字誤植成「三百二萬」，足足比三百二十萬少了 18 萬的數量，當地居民知道後群集激憤，跑到興南客運總站抗議，直言要客運公司將不見的 18 萬還給他們，由此可見當地人對這個地名的認同度。

 

花蓮馬太鞍的命名

    如同上述例子，地名反映了一群人如何思考地景及週遭人事物的互動關係，以花蓮光復的馬太鞍部落為例，大馬太鞍部落在行政區上包含光復鄉大同、大馬、大平、大華等行政村，現在的大馬太鞍部落範圍其實涵蓋過去五個部落的區域，這五個部落古地名分別為：Cacifong、Peno’an、Fata’an、Makereng和 Taporo。首先，馬太鞍這個字源於阿美語Fata’an , 是指樹豆的意思，當初祖先從Cacifong遷居在這片長滿樹豆之處，最後定居於此，逐漸發展茁壯，並以此植物去命名。根據阿美族傳說：祖先遷居原因是因為原居地Cacifong疾病盛行，在過去醫藥不發達的時代，Cacifong聚集了很多生病的人，所以才遷居Fata’an。Peno’an的地名則是顯示因為人群的移入，將這片原始森林逐步砍伐，砍完數目後會留下樹根，隨著時間樹根腐爛，最後留下一個一個的坑洞，Peno’an就是形容有很多坑洞的意思。類似形容地形的部落地名叫做Taporo，Taporo鄰近Fata’an和Makereng兩個部落，鄰近河水流經之處，屬於較平緩之地，所以上游較重的泥沙多在此堆積淤塞，形成許多爛泥巴，Taporo就是形容爛泥巴堆積在一起的樣子。

    阿美族對於地方的命名也會將聲音納入。Kereng在阿美語中原本是打雷的意思（Tata’ang ko soni no kereng是雷聲很大的意思），Makereng 地名的由來採取了打雷的擬聲詞，用來指涉河流強大水流碰撞溪流的石頭所發出的巨大聲響，猶如打雷一般。因為Makereng的地理位置也鄰近河流，每當溪水暴漲時，會夾帶大大小小不等的石頭流過，石頭與石頭碰撞時會發出巨大聲響，是故當地人就用打雷的擬音來替這個地方命名。

    上述這五個地名的命名，主題分別涵蓋：（一）地理環境，如Peno’an及Taporo ;（二）植物，如Fata’an ;（三）地方重要事件，如Cacifong ; （四）聲音，例如Makereng。上述地名的命名除了區隔自己的部落與別的部落外，也同時反映當地人如何看待當地的人文地景與歷史。人類學中比較有名的語言相對論的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即在說明這種語言的認知如何形塑一群人的思考方式。究竟Sapir和Whorf這兩位語言學家是怎麼說的呢？

 

Sapir-Whorf 假說

    Sapir和Whorf 是兩位研究美國印第安族語的語言學家，他們指出：不同的語言使用者，會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換言之，一個人日常使用的語言，會形塑其對世界的思考。以英語的使用者為例，英語基本上是一種線性的時間觀，過去式現在式未來式有著時間軸上非常清楚的界定，然而，並非所有民族都有同樣的思考方式，以印地安的Hopi族為例，其計算時間的方式並非如英語般的時間發生先後次序的線性關係，而是以事件在說話者的主觀認知的重要性而定，換言之，Hopi族人不會在乎某人是不是三天前在跑步？而是在乎這次跑步在個人或群體生命中的重要意義為何？

    新幾內亞關於顏色的詞彙只有深色和淺色兩種，所以他們和英語使用者所看到的彩虹在數量上是不同的（英語關於顏色的字彙大約將近20個），因為字彙會限制了新幾內亞人對外在物質的思考。同樣的邏輯：使用西班牙語和使用德語的人，關於「橋」所引發的概念也會有所不同。橋在德語中是屬於陰性的字彙（Brücke），因此，德國人看到橋，會聯想到美麗、溫柔; 相對地，西班牙的橋是陽性的字彙（Puente），因此，西班牙人認為橋代表的語意延伸意涵（connotation）則是剛強、敦厚的。

 

    讓我們回到阿美語的討論。上述語言相對論的具體例子也會展現在阿美族族語的日常語用情境中，呈現文化的特殊性。阿美語的「我們」一詞有兩種用法，一種是kita; 一種叫kami。試舉下面兩例：

 

1. Tala  cowa   kita?

去    哪裡   我們

2. Tala  cowa   kami?

去    哪裡   我們

 

   上述例1 和 2  都是「我們要去哪裡」的意思，但是對於族語使用者而言，例1說話者指稱的「我們」是泛稱，指所有的聽話者; 然而，在例2中，「我們」的意涵具有排他的性質。與例1相較之下，例2同樣具有泛稱的意思，但是語境中包含說話者主觀認定的屬己群體，表達自己跟對方是一體的用意，換言之，例2比例1呈現更高度的文化親密性。

    另外，在阿美族的族語使用中，也會藉由某些語法特徵來強調說話者或說話者的群體的文化意義：

 

3.  I    tidaw.

     在   那邊

4.  I    ti---daw.

在   那_____邊

 

   ti和daw 中間並沒有分隔或中斷，只是平白的敘述，所以是陳述一段事實，相對例4中ti和daw 中間有拉長音，則反映了說話者有別於一般的空間距離感。阿美族人會用這種語言特徵來表達距離遠，而且拉長音的時間長短也決定了距離的遠近。

 

5.  Adada

6.   Ada’da

 

    Adada是字根結構，字面上的意思是「疼痛」的意思，從這個字根衍生出來的字詞有ciadada （病）, ciadadaay（病）, adadaay（病人）等。例5 表示一般的疼痛，只是敘述疼痛的狀態或感受; 然而，跟例4的例子一樣， 「 ’」是喉塞音，語音上會停頓，說話者停頓時間越久，則愈能顯示出疼痛的程度（例6）。在阿美語裡需要表示程度深淺的詞彙皆會使用上述例子，例如形容重量？冷熱程度？重量等。

 

小結

    語用行為（speech act）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每天的日常生活，但是我們常常忽略它們的存在，語言不僅是一種溝通行為及適時的反映而已，同時它們也承載（embody）文化的實體，上述筆者試舉幾個阿美語的語用例子，用來顯示阿美族人如何透過詞語的選擇，來決定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的文化親密度（例1、例2）、空間距離（例3、例4）與感官狀態程度（例5、例6）; 相同地，一群人慣常使用的地名是集體記憶的產物，三百二十萬及馬太鞍的地名命名分別反映當地人對周遭環境的文化認知，某種程度反映了遷徙的過程及環境產業的改變。如果就語言相對論而言，上述語言（包含語用行為及地名的命名）的例子確實再現了兩地居民的思考過程，讓我們得以一窺當地人的文化認知。然而，當外在環境有所變化，例如官方政策上強迫更改地名、或族語滲入其他語言等外部因素出現時，這些集體記憶將以新的形式出現，或將終究一去不復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