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蘇珊桑塔格說遇到疾病不要用譬喻，但仔細想想，分析譬喻到底對我們做了什麼，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們所處的狀態。畢竟，衛福部部長現在是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武漢包機的結果讓某些民眾感覺「木馬屠城」，而眾多醫護人員仍不眠不休地在前線奮鬥。這些種種，顯示出防疫作為戰爭的譬喻與真實早已影響了所有人的敏感神經，影響大家採取立場、指認敵人、想像我方耗損與如何自保的方式。今天的節目，我們邀請到來自香港的光合菌，一起來與左拉深夜談心。

左拉：大家都說「防疫如作戰」，你覺得香港與台灣在這方面，有什麼不同？

光合菌：在香港，至少在醫院內，防疫確實被醫護人員形容為作戰。而且，這次抗疫的社會共識是，醫護人員一個都不能少，因為在2003年SARS時，我們失去了香港女兒謝婉雯醫生及其他醫護人員。17年後，Covid-19來勢洶洶，我們怕SARS一戰會再次發生，所以必須嚴陣以待。尤其對病毒的未知，我們沒有足夠準備去跟它並存。不想進入真正的戰場（醫院），在生活上防疫就成了關鍵。載口罩、勤洗手、減少社交接觸，這些集體動作操練，也可算是「全民皆兵」。 全民皆兵，也有點草木皆兵。

有時候會想，把這種戰爭的比喻延伸到醫院外，把任何人都當成是潛在敵人，恰當嗎？要抵抗的敵人到底是病毒、病患，還是所有人？在香港，存在著「大家亦敵亦友」的氣氛。 現在香港非常缺口罩。有人選擇排隊取得商家或政黨捐贈的口罩，有人在網上竭力張羅，最近還有人搶劫衛生紙（淚）。遠水不能救近火時，一些社區生活小智慧又走出來了，比如布口罩DIY，大家發想什麼場合用比較能節省醫療用口罩的需求。

因為反送中與五大訴求仍在進行，很多人會把從中國壓境到來的都被算做是「敵人」。其他國家把有香港旅遊史的人列作拒絕往來戶，香港人覺得自己是被拖累、被陷害的。這建基於民間與政府自反送中事件強化了的矛盾：不管是「故意的」還是出於無能，香港政府就是把木馬帶進城內的始作俑者，所以香港人需要自行裝備起來，抵抗敵人，以免被「屠城」；但是，香港人自己又突然察覺到來自其他地方的敵意，作為世界交通中心之一，被其他國家取消航班，打擊很大。香港人普遍認為，政府把關沒認真，從未斷絕和居於羅湖（邊境）以北的人的到來。也就是說，原本的港中裂痕，被這次疫情擴大，雖然不能像之前那樣大規模上街抗議，但那個香港共同體的感受卻更強。

左拉：嗯，公衛知識的實作練習確實很像在「練兵」。最近常常看到大家在臉書上描繪路上遇到陌生大叔阿姨「是如何不正確地使用口罩」的發文。好像在說「你不會用武器、你基本裝備不懂，你要打什麼仗」那種感覺。當然我們一般人是無法比擬正在醫院「前線」面對病毒的醫護人員，畢竟他們確實要一直面對生死的問題。但問題在於環環相扣，如果我們在日常生活不夠謹慎，讓流感去壓縮到重疊的醫療資源，甚至讓醫護人員過勞，那就會連累到所有種類的病患，提前讓「前線」崩潰了。

光合菌：香港現在是處於「出外就要戴上口罩」的境地，因為已經有社區感染了。這次口罩短缺、政府在防疫用品分配的工作表現欠佳，香港人只能自求多福。也有人呼籲減少出門，把口罩留給前線醫護人員，因為在醫院裡，醫院保護裝備存量不足已經一個月了。特首口中「前線」人員優先，該沒有實際措施支援。啊，忘了說，香港政府一直讓囚犯生產口罩及防護衣，可是日前報導卻是警察的保護衣及N95口罩數量遠超醫管局貯存數，到底為什麼會這樣？民眾與政府之間沒有信任，公眾不滿，雙邊的敵意也加深。因此敵人是誰，變成沒有共識，好像除了防病毒，還要防港府與北京。

左拉：我懂，敵人變成是複數的、難以辨識的，甚至朋友變敵人。這個，其實當我們將日常生活戰爭化，就會有一些類似的後果。比如最近在台灣鬧了好幾天、民怨四起、知識份子圈吵得不可開交的，是「沒有台灣國籍的中國籍配偶之子女」在一天之內從開放申請、變成暫緩入境的「小明之亂」。這延續了先前的陸生爭議與撤僑事件。幾十年來都志同道合的社運好友，竟然也在這些事件中意見分裂，發言也帶有程度不一的攻擊性。甚至搞到多年來支持台灣主權的教授，還要發臉文澄清「我是台獨，我愛台灣」，以免網民只因為她支持小明入境，就誤認她是中共同路人。

為什麼防疫期間，好友間也開始出征彼此？我沈澱後的感覺是，至少要看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對於「社會」與「公衛」之間應該保有什麼樣的關係，第二個是防疫要「戰爭化」什麼程度。第一點的話，簡單來說，一種看法認為，防疫是醫學的與科學的事情，不應該因為防疫，去剝奪到原本可以入境台灣的人的權益，比如持有合法居留證者。所以當他們觀察到社會的聲音與國族政治顯然已經介入了防疫，他們會覺得這是在欺負某種身分上的弱勢。簡言之，他們希望「政治歸政治、防疫歸防疫」，即便他們也深知政治與防疫錯綜複雜的關係。

另外一種看法則是認為，要做好防疫，必須要有強大的社會信任，也就是政府與民間的相互信賴，所以民意很重要。他們搬出法律條文，指出其實小明很容易取得身分證與台灣護照，真正取得國籍困難的只有「中國籍配偶與前任配偶所生之子女」，但是民眾恐怕無法在這種節骨眼上去接受這部分。如果一開始在禁止中國籍入境時就把有居留證者定調為可入境，就不會有這麼多的口水戰。但民意海嘯已經發生，要從「禁止」要變成「開放」，難上加難。適當傾聽民意，才不會讓信任崩盤。也就是說，他們希望「政治幫助防疫」，不希望「政治拖累防疫」。

第二點是防疫要「戰爭化」到什麼程度的問題。如果放在光譜的兩端上，一端會認為，Covid19不過就是一種新的流感，遲早會流行，根本不必防堵，徒增民眾恐慌。在這種想法之上，當然就會認為這一切的大動作都是沒有必要的，如果還侵犯到少數人的居留權，那更是忍無可忍。另外一邊則認為，我們對病毒尚處未知，所謂的「致死率」與「無症狀率」都是一種高度依賴環境而有所變化的數字（比如因為醫療資源、人口密度、工作性質接觸密度而不同），這波傳染病難就難在它會突然導致肺部功能癱瘓，可能痊癒了也會留下後遺症，只要感染人數一多，死亡還是會很可觀，且會嚴重衝擊到醫療資源、讓醫護人員過勞，連平常要看其他種疾病的人都會被連累，甚至全國醫療體系癱瘓。所以他們會認為，升級到作戰狀態，實屬必要。當後者認可了作戰狀態，那麼戰爭時期，不論是「兩岸自助餐」暫不開放，乃至中港澳居留證者全部不開放，這都是暫時性的合理安排。這不是專門針對有居留證的陸配子女，而是全部有居留證的中港澳居民全部都不能來，包括學生。很難直接拿台灣跟其他國家情形比，因為我們來往數量最多，光是要追蹤旅遊史、接觸史，只要人數一多，人力還是不足夠支援，檢疫量能可能會耗損到下次無法再突然應付比如像寶瓶星號或鑽石公主號那種情況。

坦白說，深綠教授因為支持小明入境，被逼到要臉文公開說明自己台獨，是讓人哭笑不得的。但，仔細想，其實衛福部部長當時所面臨的困境，也頗像這位台獨教授的處境，只是要放大到兩千三百萬人的規模。如果民眾沒有信任，那指揮官還能防疫嗎？

話雖如此，我還是對此有些不滿。我心裏還是有很多「反戰」的聲音。我常常在想，防疫可以不要如作戰嗎？

我能想到的大多是宗教的譬喻。好比說，可不可以說，防疫如同延長的禪七，我們該藉此放下塵世、洗滌心靈？或者，防疫如同耶穌在曠野四十天受魔鬼試探，隔離時孤單寂寞又會被美食誘惑，但我們可以戰勝？再或者，防疫如同穆斯林齋戒月，三十天日出日落間不吃不喝，體會世上窮人的身體飢餓、口渴的感受（aka「莫忘世上苦人多」），同時間又要修行自己的德性，整個月不罵人、不動氣。這些聽起來很理想。但是我希望可以減緩戰時的殺氣。但，宗教的譬喻未必大家都喜歡，所以我覺得一個不錯的防疫譬喻是某種「休息」、「休工」，同時也是「修行」與「彼此照顧」。

所謂「防疫如修行」的意思就是說，GDP上不去了，正好給我們機會思考，究竟不計代價去換取GDP，後果是什麼？我們真的很累了。我們為什麼不休息？這樣說很殘酷，無法回答底層人民可能會因為沒有生意而直接受到經濟衝擊的民生問題。但跨物種新病毒其實就是一種環境的警訊，我覺得沒有比這個更直接地提醒我們應該要停下腳步、該休息、該做改變，更強烈的警訊了。

光合菌：說到這個，香港人很喜歡錢，大部份吧。但這種愛錢是受階級影響的。有人要炫富，有人要享受生活，有人但求一口飯吃，有人要的是子女的未來。在香港，沒有錢是活不下去，而近年不同的生活運動，乃至近月的黃色經濟圈，都是告訴我們，錢還是很重要，但怎樣賺錢、怎樣花錢，甚至留意身體，在非常時期仍要打拼的人，變成了大家的反思機會。先前就有一些人，把口罩都先分送給清潔工、大樓保安員。而且現在網民在嗆的，都是艱難時間發災難財的黑店、蟹老闆。良心消費及良心生意，好像在這一刻取代了GDP，成為「成就」的新指標。

左拉：是啊，這種非常時期，往往也是「改變」的契機。當然，如果防疫可能有其他譬喻的可能，比如休息或改變，這也並不表示，我們可以過於輕鬆地看待防疫。畢竟人命關天，所有人的生活環環相扣，不得馬虎。但，除了作戰之外，我們也應該彼此提醒，需要適當休息。

敵人的命名

左拉：香港人對於新型肺炎的稱呼，似乎很執著於「武漢肺炎」。台灣是俗稱，當然也有人在笑為何不能叫「武漢肺炎」，並且用年代久遠脈絡差異很大的日本腦炎與德國麻疹來合理化這種稱法。許多台灣人的心態是「明明就是中國的錯」，為什麼不可以明說是「他們」造成的。在這裏，「武漢」有點像是變成「中國」的代名詞。我不太確定對於香港人來說，是否也是這樣。「武漢」對於香港人的意義是什麼？

光合菌：在香港人眼中，必須是武漢病毒，因為有一些直接的地緣關係與歷史記憶。之前的香港與武漢之間，高鐵是可以直達的，等於可以直接把病毒送到核心。而國家的權力在於，港鐵的最大股東是政府，停不停駛在政府掌握中。偏偏政府用大愛包容移動，與市民期待相反。所以基本上稱呼病毒為「武漢」，也包含著一種民眾對於港府的怨恨。至少在台灣，是有所節制、且一直持續緊縮兩岸通行的。所以兩者不太一樣。我可以理解民眾這樣執意使用，但問我個人的話，我其實不贊成稱呼為武漢肺炎。

左拉：我猜人類學家大概都不太能接受這種用法，雖然我們都可以依照脈絡來理解民眾為什麼要這樣使用。以前愛滋病也曾經被稱為「同性戀相關免疫缺乏症候群」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 (GRID)。如果我們都知道要將疾病與性傾向區分、知道病毒是去找「危險的性行為」，而「危險的性行為」出現在某些族群當中是因為他們在社會結構中沒有容身之處、相關知識不被正式教導、在公共領域中無法冒險自曝等種種結構原因，導致可能較常暴露於封閉式的危險中，我們當然也可以在武漢這個城市內部的人的行為當中去找到一些結構因素，遠大於「吃野味」的結構因素。關於中國現行的官僚結構與「國家大社會小」、「長官不點頭疫情就不能叫做疫情」的諸多弊病，或是「吃野味」，並非武漢獨有。因此把疾病稱為是武漢，把疫情說成是武漢人造成的、他們害的，我個人覺得並太公平。這個就是中國政府在國內的作法，其實。就是「犧牲一省救全國」。但，其實疫情爆發至此，是因為中國官方隱匿疫情，錯過防治黃金時期，武漢人其實是最大的受害者，卻變成了活生生的代罪羔羊，在中國全境被無情驅逐，在中國之外被當成「中國」各種弊病的「代名詞」。還有，蝙蝠也很無辜，牠也並不想被當成市場商品吃。

光合菌：沒錯。除了污名化地方、人群，我也不喜歡把野生動物污名化。野生動物與全球原住民的獵人文化有互惠共生的關係，各地社會也發展什麼動物能吃、什麼時候才能吃的文化邏輯。基本上，在資本社會來臨前，大部份這些人與野生動物的關係，是有所節制的。我認為，把野生動物當作純粹的商品，大量狩捕、集中銷售，是錯誤的行為。當然，這個討論需要配合當代醫學上的不同實證及論述，相輔相成才能從根本上了解飲食文化對當代社會的風險是什麼。在缺乏公衛意識的商業空間中操作買賣行為，毫不尊重動物的心態，也引致病毒愈演化愈危險。

芭樂談心的時光一下子就過去了，休息再變通的時光還在進行。 

第二台武漢包機協商難產，台灣人在武漢抗議要回家。讓人疑惑的是，當天全中國是有哪裡可以上街、群聚、抗議？再加上一封注音文信陳情給蔡總統，卻不知道台灣寫生字是直式而非橫式，於是再度被網民攻擊，控訴這波抗議與陳情其實是阿共仔的挑撥離間計。在種種疑雲與防疫壓力下，我們似乎很難逃脫「備戰」的命運。甚至，在防疫之前，我們就一直在備戰了。資訊戰，媒體戰，假新聞戰。 可是，沒有人是可以一直作戰的。除了應該謹慎防疫，我們都需要好好地休息，把防疫當成休息、修行與改變的契機。